5.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是影响宏观税负的基本外在因素，主要包括政治体制、国民素质、社会文化底蕴以及传统习惯等。政治体制与政治规模将影响政府规模、需求的课税规模以及对税种的选择，是影响宏观税负最直接的外在因素；国民素质、社会文化底蕴以及传统习惯等直接影响国民纳税意识与税收执法人员综合素质的高低，成为能否诱发纳税人偷税、逃税、骗税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直接因素，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宏观税负。

    6.其他因素

    其他因素主要是指对税收规模预测的误差和一些对税收规模无法预测的影响因素，如对国民经济发展预测、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假设的不准确，纳税人对有关投资、储蓄和消费的立法变化的行为反应等。这些不确定因素是宏观税负研究中应认真加以分析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分析

    （一）我国现行宏观税负现状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如果做横向比较，不能说中国当前的宏观税负已经明显偏高，实际上在同口径比较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是发展中国家中等偏低一点的水平。但实际中，我国宏观税负从广义、产业、地区来看都存在着一些结构性问题。

    一是广义的宏观税负不轻。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报告中，如按2012年公共财政收入这一狭义口径来算，其仅占GDP的比重为22.59%，但如果按照全部政府收入这个广义口径来估算，则占GDP的比重高达35.33%。[1]

    二是产业之间的税负不均。我国的一、 二、三产业发展情况各异, 因此各个产业的税负也不同。从2005年起我国全面取消农牧业税后. 第一产业税负几乎为零, 可忽略不计。而学者关予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得出结论：我国2006-2010年第二产业的平均税负为20.5%、20.7%、20.6%、21.2%和21.8 %，同时期第三产业的平均税负为17.7%、20.2%、20.6% 、20.0%和21.5%。可见，第二产业的税负略微高于第三产业。[2]

    三是地区之间的税负不公。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同, 经济发展程度不一造成了各地区间税负不平衡。相关研究表明2010 年，扣除第一产业后东部地区税负为18.50%,中部地区税负为12.88%，西部地区为16.43%。可见，西部地区税负偏高。[3]

    （二）宏观税负水平的国际比较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宏观税负是指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税收总量与经济总量的比例，一般用一个国家特定时期内税收总收入占当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反映，由于西方国家财政收入比较规范，政府收入、财政收入和预算收入是同一个概念，财政收入里面绝大部分是税收，非税收入有限，并且都纳入预算管理，所以宏观税负就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来反映。出于横向对比的需要，本部分使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度量我国的宏观税负（由于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是以社会保障费的形式进行的，而OECD国家是以社会保险税的形式筹集的，因此在计算我国宏观税负时税收收入里还包括了社会保障费），并与OECD 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对比，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判断提供借鉴。

    1.与OECD 发达国家的比较

    OECD 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大部分维持在30%以上，瑞典、丹麦、芬兰等高福利的北欧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甚至接近50%。与OECD 国家同期相比我国宏观税负处于较低的水平。OECD 发达国家的高税负对应的是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支出，特别是社会保障的享受面广、标准高，这个是我国目前无法比拟的。我国平均不到25% 宏观税负水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包含社会保障费）虽然看起来不高，但在目前物价持续上涨，教育、医疗、住房等事关民生的问题较突出的情况下，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大背景下，25%左右的宏观税负水平实际上并不低。同时，由于我国政府存在大量的预算外、制度外收入，且预算外、制度外收入无法精确统计，我国的广义宏观税负要远远超过这个水平。[4]

    2.与OECD 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按照陈旭东等人的计算，与OECD 发展中国家相比，1995-2010年期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低于OECD 发展中国家。OECD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在最低值28.1％和最高值31.4％的区间范围内波动，各国差距较大，其中冰岛的宏观税负在2006年高达41.5％。与我国税负最为接近的墨西哥，近十年（2000－2010年）的平均水平也达到17.86％，高出我国2.1个百分点。从发展趋势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与我国相似，均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从1995年的最低水平28.1％逐步提升到2010 年的30％ （最高为2007年的31.4％）。[5]

    四、降低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的主要思路

    综上所述，如果按照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一小口径来计算，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并不高。现阶段，有一部分纳税人税负较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收费项目不合理、费负较重以及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等原因造成的。但是如果考虑到税收收入只是预算内收入的一部分，我国还有规模较大的预算外收入，那么径上宏观税负的升高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并且这种宏观税负结构在产业上、地区上仍然不够合理，有待于通过税制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宏观税负的合理化。因此我国近几年的目标应该是保证税收完成筹集财政收入的目标的前提下，控制税收的规模，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方式，使宏观税负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为实现以上目标，建议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一）结构性减税方面

    1.优化税制结构

    要调节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优化税制结构是税制改革和完善的重点。可通过适度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推动税制结构累进性升级，实现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的优化平衡。

    在优化间接税制方面，一是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通过消除对第三产业的重复征税从整体上减轻税负。二是调整增值税的税率水平。减少税率档次，减轻低收入群体的增值税负担。三是要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将高档汽车、高档化妆品等奢侈品和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同时将一些已经成为居民必需品的商品从中剔除，以发挥消费税引导消费结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在优化直接税制方面，一是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以增强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功能。二是在总结上海、重庆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房产税改革。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从财产积累的源头上做到“起点”公平。

    2.减轻劳动报酬性收入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