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政府为了加强对食品安全这一问题的监管力度，改变了“分段管理”、“九龙治水”这种传统的监管方式，由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卫生部、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及农业部共同监管食品安全问题。从理论上讲，实现了监管模式由分散到统一，更好地整合了各种监管资源。但在实践中，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例如监管权力配置不合理，新成立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力资源短缺等。

     4.监管权利配置不合理

     即便是监管体制已经实施了大力度整改，然而监管权力配置却仍然与以往一样混乱不堪。从纵向权力配置这一角度来看，仍旧沿用了传统的“双重管理”模式；而基于横向权力配置这一角度来说，我国农业部与食品药品监督总局各自为政，均为监管活动中的主体。即使我国政府为了巩固地方政府总负责的既定格局而采取必要措施，仍有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总负责，对食品安全仍采取属地管理模式；从监管这一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在制定决策时，仍然以上级部门的意见为主 [11]。

     5.监管人力资源短缺

     新的“大部制”改革国务院针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能进行从新划分，然而，地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也面临着重大的改革难题。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取代了传统的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食品进行检验与审核。但是，目前地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旧普遍存在工作任务繁重、工作人员缺乏等情况。地方并不具备独立的食品安全检测部门，通常都是与其他产品共用一个检测队伍。如果对人员进行抽离，势必会导致工商、质检部门开展其他工作，工作效率低下。

     6.食品安全立法不健全，政府问责制度缺失

     从我国食品安全领域来看，我国适用于政府问责的法律条文少之又少，规定笼统，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此外，并未建立健全的、有效的政府问责机制，具体该以何种程序问责、问责的主体与客体分别是什么、主要由谁来负责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在进行问责之后，应该以怎样的措施进行救济等问题均不存在明确的答案。另外，在对于懒政、不作为等行为的责任落实划上，都有失法律制度上的缺失。

     7.问责追究力度不够

     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公众并未意识到监管主体的责任，而只单纯的追究监管客体的责任。这样一来，这就导致了监管主体懒政、不作为的行为的出现，与权责一致的问责机制相矛盾冲突。现阶段，在具体的监管过程中，由于并未确立个体法律责任、处罚过轻以及责任承担主体模糊等缘故，导致监管人员、机构工作松散，并未将严格监管这一原则贯彻到实际工作当中。 [11] 这些行为对政府监管主体的问责力度不够，问责的覆盖范围不全面，是导致政府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

     8. 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

     行业协会应严格履行“公平”、“自律”原则，为建设诚信社会做出贡献。它相对于一般公众和舆论媒体，行业协会集技术、人员和从业经验于一身，专业优势非常明显。我国目前的食品监管是典型的政府主导模式，食品工业协会只是依赖于政府，依据政府授权而做事，这样充分可以看出我国食品工业协会监管工作独立性差。食品工业协会在社会上具有重要性地位，是确保食品工业行业稳定、有序、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然而，因为现如今我国食品工业协会权责模糊，不具备主体意识，缺乏明确的国家性法律和标准上保障对其工作的监督管理，导致工作职能缺位等现象；另外，我国食品行业仍缺乏行业统一标准。例如：食品质量标准以及市场注入机制等，小企业与小作坊由于缺乏适当的监管方式，所以容易引发食品安全问题。

     9.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