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象的特定性
家庭暴力对象的特定性主要表现为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仅存在家庭关系，而且表现为被害人身份的相对特定性。一方面，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是同一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成员，如夫妻、父子、婆媳等；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中最普遍、最严重的受害人是弱势家庭成员群体，如妇女、儿童和老人，这其中尤以女性居多，女性中突出地表现为妻子。家庭暴力的对象除了受害人的身体、精神以外，是否包括与受害人有关的财产或其他物品，如使用暴力行为将妻子的高档陪嫁品毁损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家庭暴力，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深讨的问题。
2、手段的残暴性
暴力是指行为人在侵害他人的人身、财产等权利时采取的摧残、强制他人身体的一种凶恶、残酷的手段，它不单纯是故意的伤害行为，与一般的外力行为动作如推搡、拉扯、争脱也有区别，具有残忍性，如殴打、用烟头烫受害人身体，泼硫酸残忍地伤害受害人器官等。而且因家庭暴力而引发的犯罪多为恶性案件，因为侵害人与被侵害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轻伤性家庭暴力，受害者出于多种原因，往往总是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不忍将施暴人诉诸法律，只有在事情愈演愈烈后，导致人身伤亡才会使犯罪暴露，导致受害人忍无可忍失去理智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不禁让人扼腕叹息。此外，残酷的精神暴力在当今的家庭生活中也屡见不鲜。2001年2月对浙江、湖南、甘肃三省，包括城市和农村，男性和女性在内3780人的《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行为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在夫妻间发生冲突时，65%的丈夫“不理睬”妻子，28%的丈夫“辱骂”妻子；夫妻间冲突时，丈夫“用脚踢”妻子的占12.1%,“用东西砸”妻子的占9.7%，“强迫过性生活”的占5.8%[1]。
3、主观的故意性
家庭暴力行为与其它暴力行为一样，家庭暴力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所持的心理态度是故意的，而且大多数都有明确的目的。所谓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所采取的暴力手段，将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其目的主要表现为获取某种利益如财产，或满足某种欲望如性爱。家庭暴力不存在过失问题，这在我国台湾地区“家庭暴力防治法”中有明确体现，该法第2条明文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罪者，谓家庭成员间故意实施家庭暴力行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规定之犯罪”。家庭暴力的故意大多是直接故意，但也存在间接故意的情形，这主要表现在对受害人的精神侵害方面，如虐待行为。
4、行为的隐蔽性
其主要表现在：1、家庭暴力发生在具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地一般又在家里，鲜为人知；2、由于传统文化在人们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导致一些人错误地将家庭暴力归为“家务私事”、“个人隐私”，认为是“家丑”或“家事”不能外扬，邻居和其他人更不愿干预这种“闲事”，使得很多被害人，其中特别是女性，在受到家庭暴力侵害时，宁可在家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也不愿声张，更不愿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就使得很多家庭暴力不能及时暴光得到解决，直到由其导致恶性案件发生时，才大白于天下。调查显示，只有13.4％的妇女，经历10次以下的暴力侵害，她们才会向法律或社会求救，而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平均要经历24.3次暴力侵害后，她们才会向法律或社会求救[2]。
5、行为的违法性
在民主、法制社会里，任何暴力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家庭暴力也不例外，其违法性主要表现为施暴者的行为违反国家有关保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虽然我国尚无惩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反家庭暴力法》，但有关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禁止家庭暴力的内容普遍涉及于《宪法》、《刑法》、《民法通则》、《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国20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出台了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文件，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由于各地区间的社会环境、执法现状的差异，没有全国统一制止家庭暴力的基本法律规范，不利于司法的统一。因此，制定国家级的专门反家庭暴力法，保障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家庭中的最基本的人权，理应引起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视以及广大法律工作者的关注和思考。
6、行为的普遍性
家庭暴力已成为全球公害而为世界各国所关注。有资料显示，美国每年有4百万女性遭受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总数超过了强奸、抢劫及车祸受害妇女的总和，平均每天三名妇女成为家庭暴力的亡魂。据某城市公安局资料显示，1999年，在因家庭纠纷而报警的168起案件中，有施暴行为的82起，占家庭纠纷的48%。2000年接受因家庭纠纷而报警的案件192起，其中有施暴行为的112件，占58%，上升10%。1999年和2000年，该市因无法忍受丈夫毒打而自杀的9人；因无法忍受丈夫毒打乘丈夫不备，将其杀死的案件6件[3]。
7、发作的反复性
因家庭暴力的施暴人与受害者具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不是表现为一次简单的暴力伤害，而是表现为长期的、反复的暴力侵犯，这是家庭暴力与其他暴力行为的区别所在。其一个周期一般表现为四个阶段，即：关系紧张阶段、暴力行为施行阶段、关系修复阶段与和好后亲密阶段。因此，对峙——暴力——修复——亲密，再对峙——暴力——修复——亲密，……，如此循环反复，一次比一次更进步，最后导致矛盾双方恶化出现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