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思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分析

二、影响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境 

三、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问题分析

四、发展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内 容 摘 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先以监为要”，食品安全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而食品安全的监管则是食品安全的关键。甲醇酒，毒大米，人造鸡蛋，瘦肉精，一系列不断出现的丑闻，以“地沟油”、“毒奶粉”为代表的食品安全违法事件屡屡发生，使得食品安全问题似乎愈演愈烈，给中国的消费者和食品行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食品是实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障，是维护社会安定、国家团结的基础。近年来我国不断出现的有关食品安全的丑闻，不得不使我们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深感担忧。本文从现实角度出发，结合行政法理论，重点分析了食品安全行政监管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我国食品安全行政监管的新构想，以期有所帮助。 

关键词： 食品安全监管 问题 改革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思考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现状分析

食品安全是指与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密切相关的食品的安全控制措施和手段。食品安全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它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说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整个体系运行涉及企业的食品加工、生产销售、进出口、卫生监管、国家干预等各环节，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对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视程度。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是指有关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从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现状来看，由《食品卫生法》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数部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构成的法律形态，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框架的现实，为全面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执法过程中，会使许多有害物资蒙混过关，给为非作歹者留下作恶空间。在工业化程度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加工食品越来越成为人体主营养素来源的同时，我国的食品标准，总体水平偏低，部分标准之间存在交叉、矛盾，重要标准短缺，标准的前期研究薄弱、实施状况较差，甚至强制性标准都得不到有效执行。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不够完整，存在有一定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证

相对于生产商和销售商而言，消费者处于弱势，他们几乎无法预见到食品潜在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和范围，更无权处罚生产商或销售商。目前，我国有《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来规范管理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行为。但是，这些法律法规有时不能很好地保证消费者的权益，比如2005年的苏丹红事件，遵从消费者权益诉讼案“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消费者只有举证出因食用涉“红”产品导致其人身受到了相应的损害，才能得到赔偿。但是，消费者很难举出因食用涉“红”产品而产生的具体人身损害，因为每个人日常食物的品种相当复杂。无法举证损害事实，法院也就很难支持消费者的诉求。

又如《食品卫生法》规定，对造成食品中毒后果的，应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但很多不合格食品不是食用后马上就有中毒现象，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长期食用才显现危害，这时再去追究造假者的责任，有可能为时已晚，最终造成追讨无门。目前中国法律规定只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缺乏单独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就是在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仍是按照被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来计算的，这种损害赔偿制度并不能真正补偿受害方的全部损失。 

（二）存在“真空”和“交叉”地带 

根据调查，部级以上机关所颁布的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包括已失效的规定在内共计800多篇，涉及的政府部门包括已撤销合并的近30个。总体上，食品安全管理方面政出多门，导致有的方面管理依据相互矛盾或者监管职能交叉，而另外一些方面却是监管的真空。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使政府监管方面也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不能完全监管到位，法律法规的不配套，是食品安全执法的首要障碍。部门职能交叉、职责不清则削弱了执法的力度；对于一些效益好的食品企业，多个监管部门重复管理，增加了企业负担；而对群众反映的食品安全难点问题，很多部门又互相推诿。部分场所执法受行政干预过多；一些地方对开发区、旅游区等特殊场所出台“保护”政策，限制执法人员执法；监管队伍严重不足、经费短缺也是执法不能完全到位的重要原因。同时，在与其他非食品安全专项法律，如《行政处罚法》、《刑法》等法律的衔接上也不统一，甚至违背其原则，弱化了法律的惩处力度，导致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在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盲区，比如仍没有针对批发市场的法规。由于生产过于分散，如果完全靠从生产环节抓食品安全管理，漏洞太多。

（三）企业违法后付出的代价较低

低廉的违法成本是一些食品安全事件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和现行的处罚机制有关。一直以来，我们对制假贩假者的处罚较轻，做一次假，能抵得上罚多次的钱，制假者付出的风险成本很小。以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核心《食品卫生法》为例，对违反该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然而根据该法，卫生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对非法所得的认定缺乏手段，那些大量存在的地下食品加工黑窝点，生产成本极低，即便按违法所得的标准进行处罚，也根本起不到惩罚作用。“情节严重的”，才会被“吊销卫生许可证”，可那些卫生状况极差的黑户食品生产企业，往往就无证可吊，对他们的管理，只能是以罚代管了。就目前对食品安全的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和处罚来看，往往是只要不造成恶劣影响甚至酿出命案，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就很难得到追究。 

现行的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不只以上这些，但通过这些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我国的《食品卫生法》有必要根据新出现的问题加以完善和强化，以有效制止和打击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有损食品安全的行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不受侵害。

二、影响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境 

（一） 立法体系不完善，法律资源不足 

2009年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出台以后，我国现行的监管立法体系主要是由《食品安全法》《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数部单行的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构成，与其配套的相关实施法律法规也总计百余个。虽然从整体上看，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虽多，但目前的食品安全立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立法体系。首先，从食品监管覆盖的范围来说，对进出口食品的立法较为落后。就目前而言，对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适用的规定大多散见于各相关法律，如《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然而，由于进出口食品监管的特殊性，上述法律法规不能完全满足和保证进出口食品安全的需要。其次，新的《食品安全法》虽建立了食品风险检测与评估制度，规定了食品风险检测与评估的主体、程序，但并没有规定对于“因故意行为导致重大食品安全风险”[1]的责任及处罚，要想从源头上堵住食品安全的漏洞，单一的食品风险检测与评估远远不够。最后，就法律责任而言，新的《食品安全法》虽明确了法律责任的主体，且明显加大了处罚力度，但缺乏一定的现实操作性。如《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关于消费者要求十倍赔偿金的规定，“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2]是销售者承担责任的主观基础，但是要求销售者自己承认“明知”，何其难也？要消费者承担举证责任，恐怕也强人所难了。 

（二） 监管主体混乱，部门职权冲突 

新的《食品安全法》出台之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权力主要由多个部门分别行使，具体职能是：农业部门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工商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卫生部门负责餐饮业和食堂等消费环节的监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对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查处重大事故。 这种权力的分配模式被称为“分段管理”，表面看起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分工明确。但因为各大职能部门地位平行，均无法有效支配其他部门资源，事实上却存在着监管主体混乱，部门职权冲突的状况。新的《食品安全法》第四条规定虽然要求国务院设立高层次的协调机构食品安全委员会，同时对各个部门的职责加以明确，以其实现无缝监管。但其实质和以往的监管模式上相同的，仍然是分段和统一相结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即 “一个监管环节由一个部门监管”。鉴于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未有实质突破，即将设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权力抽象，权威不足，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主体混乱，部门职权冲突情况的改变令人担忧。 

（三） 守法主体意识淡薄，社会监管制度缺失 

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问题暴露出食品生产商守法意识的淡薄和公众食品安全意识的缺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违法成本较低，而违法所得利益较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经营者之所以守法经营，从根本原因来看是因为违法成本高于违法利益。 当违法成本低于违法利益时，经营者便开始铤而走险了。另一方面，从我国的传统饮食文化来说，长期过于重视食品的美味而忽视食品的安全卫生.一旦消费者忽视食品安全，食品生产者经营者为了“投消费者所好”，追求最大利益，在食品中添加苏丹红，敌敌畏，三聚氰胺便也不足为怪了。在社会监管方面，新的《食品安全法》第八条规定：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普及工作，倡导健康的饮食方式，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并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该条文只是单纯的提出提高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对于如何加强社会性的监管制度并未涉及。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得到发展壮大，食品行业协会得到较大发展，公众食品安全意识进一步唤醒，但我国现在的社会监管制度只是简单的舆论监督与行业自治监督，社会监管制度缺失。

三、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问题分析 

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地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相比，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食品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差： 

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十几部，总体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这些法律仅对食品质量作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由于出台时间早，标准要求低，覆盖面窄，没有充分显示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另外，有些法律法规在制定时并没有充分考虑食品安全问题.当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时，就显得很不适应。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就是如此，该法在总体上偏重于工业产品标准和强制性标准，而农产品的产品质量标准多为推荐性标准，而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制定强制性标准。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对食品安全体系内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指导作用大大降低。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所调整的范围过于狭窄，仅对食品生产、经营阶段发生的食品安全进行规定，没有包括种植、养殖、储存等环节中的食品以及食品相关的食品添加剂，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经营或使用。而食品安全问题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法律应该反映出整个食品链条，这就使法律出现了较大的法律监管盲区，以致造成对饲料中加入瘦肉精、农药大量残留、滥用抗生素、食品储存污染等诸多问题的监管滞后和监管不力。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确定的执法主体职责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该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工作”，而年机构改革之后，我国已形成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等多个部委共同按职能分段监管的体系，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应对执法主体职责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食品法律法规的条款笼统，操作性差：

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比较原则和宽泛，缺乏清晰准确的定义和限制。如《刑法》对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金额万元以上有相对明确的处罚措施，而对于销售金额万元以下算不算犯罪就没有明确界定；有些法律条款只定性不定量，或者法律概念有歧义；有的条款多年不修订；有些条款已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甚至完全过时，对当前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际问题约束力较低，操作性不强。

（三）食品法律法规的罚则较轻，法律效力不够：

一是执法力度不够，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忽视了制假售假行为本身的危害，对制假售假行为处罚较轻；二是由于配套法律法规未出台，一部分法律法规难以执行。虽然我国近年来加大了技术法规的制定，如无公害农产品的出台等，但其立法层次较低，大多数属于推荐性标准，作用有限。三是技术支撑体系还未建立起来，有些法律法规难以实现。如检验检测方面的法规就是如此。

（四）执法体系存在权限不清、职能不清：

一是多头执法，影响监管效果。由于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多，部门之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部门之间不能形成合力，监管责任就难以落到实处；二是执法部门以罚代管、以罚代刑，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三是执法部门立法、执法、判罚三位一体，影响公正性。有些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定的，或者受立法环境、立法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执法部门既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又是执法和判罚者，因此会不可避免的渗入执法部门的利益，影响公正性。 

（五）法律执行过程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

我国目前在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保证食品安全的执行过程中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往往在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有上级行政机关发布命令，进行一阵风式的检查、处理，当这阵风过后，假冒伪劣商品又重新泛滥起来。这种缺乏规范和持续性打假过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四、 发展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要真正的实现食品安全，就必须对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加以改革，但这样的改革应当以我国的国情为立足点，同时吸收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现在，笔者提出以下改革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新构想，以供参考： 

（一）完善立法体系，弥补法律资源不足 

立法体系的监管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基础，立法体系的监管对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起着提纲性的指导作用，鉴于我国立法体系的不完整，要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必然要首先完善我国的立法体系。第一，修订《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法》。在出口食品安全方面，可考虑将有关源头管理，基地备案，卫生注册额，过程监管，产地检验，口岸放行等一系列制度与程序纳入该法；在进口食品方面，应当对有关食品安全的疫情管理，质量安全评估，卫生注册，口岸检验放行，追溯和召回等制度与程序有所涉及。同时制定严格全面的进出口食品安全标准，以及明确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与职责。第二，修订《食品安全预防法》。在该法中，应当对食品安全检测对象，方式，程序加以明确规定。同时应当将现行的食品安全风险检测和评估制度纳入该法，甚至可以考虑在该法中规定建立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对有可能造成重大食品安全风险的故意行为加以处罚。第三，对部分缺乏操作性的条文加以解释或修改。鉴于我国立法水平的有限，在出台的有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难免会有些条款缺乏现实的操作性，成为观赏性条款，致使消费者有法可依，却维护自身权益却无法可施。对于此类条款，立法者要么出台加以解释，要么及时加以修改。 

（二）明确监管主体，协调部门职权 

对于食品监管机构的模式，新的《食品安全法》一大特点便是要求国务院设立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各部门质检的工作，但鉴于其权力抽象，权威不足，该机构最终效果如何，难以预料。与建立食品安全委员会相比，笔者实际更加赞同另外一种方案，即将国务院有关食品安全监管职能从相关部门之中剥离出来设置一个新的职能部门，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合并，并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在地方上实行垂直领导。该部门应与卫生部，质检部等部门地位平行，但同时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协调工作。 

（三）提高个体守法意识，创建社会监管制度 

法律的实现要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自觉信任和普遍维护。提高个体的守法意识一方面要增加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加大处罚力度，另一方面就是要进行法制教育宣传，增强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在创建社会监管制度方面，应当积极扶持行业协会发展，并对行业自治监督加以管理；与企业联合监管，共同实现对企业自身食品安全的监管；授权社会独立机构配合监管，在行政机关的指导下，对食品安全生产加工进行监管。同时，实行“匿名举报制度”，“举报奖励制度”，“舆论监督奖励制度”，[3]积极鼓励消费者自我监督与社会舆论监督，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监督的作用。通过创建社会监管制度，使其成为一个体系完整，结构和谐的组织架构体，各内部组织相互配合，分工合作，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共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