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崛起中的国际经济协调--国际经济硕士文档

文档以新兴大国崛起为研究背景，以国际经济协调为研究主线，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研究客体，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 国际经济协调作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现象，始终在世界经济的运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各国之间进行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对于形成一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保障世界经济平稳运行乃至维护世界和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际经济协调传统上主要偏重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加深，国际经济协调的广度和深度也相应拓展和深入，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各国的微观经济政策也进入国际经济协调的内容。霸权国始终是国际经济协调的主导者，决定着国际经济协调的内容和形式。霸权国进行国际经济协调既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维护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各国对经济运行的观点不一致、国内政治和制度因素的制约、经济地位的不对称性、“第三国问题”、“搭便车”行为与信誉问题阻碍了国际经济协调的顺利进行，降低了国际经济协调的收益。 

    在创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之前，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中美商贸联委会是两国经贸协调与合作以及经贸争端磋商的主要机制。这两个机制与当时的中美经贸发展水平是相互适应的，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平稳健康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着眼于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在更高的层次上整合了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等双边机制的功能，使它们能够真正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形成合力，共同稳定中美经贸关系的大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是一时出现的偶发事件，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是中美关系的现实需要。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正是与相互依存的中美经贸关系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议题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是中美贸易失衡及其衍生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双边投资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知识产权保护等；第二类是全球性问题，包括能源和环境、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第一类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中美经济体制的差异，美国以贸易失衡为由向中国施压，试图干涉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第二类议题均是中美面临的共同挑战，两国利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就此类议题进行了密切的协调与合作，中美在此类议题上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都将围绕着这两大类主题进行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斗争与妥协。 权力因素是影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因素。

    由于中美经贸关系的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和整体实力的差距，中美两国在对话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非单单是两国政府间的对话，也受到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尤其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涉华利益集团和美国国会都试图直接或间接地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施加影响。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给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也将中美通过对话机制进行的协调和合作引向深入，将对话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缓解了美国干涉中国改革进程、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压力，部分扭转了中国在对话中的弱势地位。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实际上是新兴大国和霸权国家之间一种相互调整与适应的机制。中美通过该机制进行协调与合作，对于保证国际经济体系有序转型，乃至世界和平发展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新发展，丰富了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对国际经济秩序将产生深远影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由于非对称的中美经贸关系和整体实力的差距，中国在对话中更多地处于被动反应的弱势地位。美国存在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向中国转嫁调整成本、转移国内矛盾，要求中国进行单方面政策调整，诱导中国承担无限“国际责任”的企图。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整体实力的提升，美国对中国的依存程度会逐渐上升，中国对美国的对话地位也会逐渐上升。 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情况下，美国为维持其霸权地位，特别需要新兴大国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在面对能源和环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时，中国的合作是美国保持影响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可以预见的是，中美今后将继续延续、深化、提升诸如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类的高层协调与合作机制。在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经济体系的调整速度加快，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对自身基本国情和国内发展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并据此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继续通过诸如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高层对话机制加强与美国在双边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为保证国际经济体系的有序转型作出应有的贡献，但要警惕美国向中国转嫁调整成本、转移国内矛盾，要求中国进行单方面政策调整，诱导中国承担无限的“国际责任”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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