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元并用” 及清末“废两改元”的首次提出
二．“废两改元”的酝酿和实施
三，“废两改元”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内 容 摘 要
在旧中国的货币金融历史上，银元广泛流通，形成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的局面。中国币制开始废用银两，改用银元。银两是中国历来通行的货币单位。我国的传统白银货币制度历经近代化变迁和整合,最终由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货币制度安排与创新的变革过程,从而为继续改善我国国内的金融和投资环境、整顿国内货币流通秩序、推动我国货币制度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废两改元”近代化转型
1933年的“废两改元”也算是一件大事，所谓废两改元，就是在货币单位上废除银两，只用银元。废两改元之前，市面上即使用银两，又使用银元，形成了两元并用的局面。1917年虽有倡废两改元之议，迄未实现。3月1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原定以银两收付者，在上海应以银两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的标准以银币收付。上海以外应按4月5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的标准收付。持有银两者，可由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在中央、中国、交通3银行兑换银币。
一，“两元并用” 及清末“废两改元”的首次提出
银两和银元是我国白银货币制度下两个不同概念的货币单位,前者滥觞于我国传统的白银货币制度,后者则是我国在与西方进行国际贸易活动过程中的舶来品。在我国,以银为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由于我国纸币制度的早熟和影响,白银的货币化过程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积累,直到明朝中叶以后,才逐渐由钱钞兼用向银钱并行过渡,并与我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相适应,逐渐形成了传统的白银货币计算标准和体系。又加上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使原产于美洲的白银通过东西方国际贸易的渠道大量地流入中国,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我国明朝白银货币制度的物质基础。清承明制,银钱并用,而以白银为主。大数用银两支付,小数以制钱计价。然而,由于我国的传统白银货币制度仍然尚未完全脱离金属称量货币的历史发展阶段,白银与制钱之间并非法定的主辅币关系,两者间的比价关系也一直处于波动之中,因而与近现代意义上的金属本位货币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对白银货币的铸造和流通并不实行垄断,采取的是自由开放的货币铸造和发行政策,在其名称、形态、大小、成色及重量等方面都未加以具体、统一的规定,以致随着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国内各地区之间积习相延,自成一格。其流通中的白银成色相异,衡制不一,种类繁多,名称迥异,跨地区间的每次交易往来都需要鉴定成色和称量轻重。即使是经公估局检测过的各种银锭,仍因为各地平砝的不一致而需要换算。结果,银两制度中又有了实银和虚银之分。其复杂和繁琐的弊端日显严重,制约了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为西方贸易银元的入境和流通提供了可乘之机。西方贸易银元之大量进入中国,源始自明朝
中叶以后。主要是因为新航路的开辟,使得传统的东西方贸易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西方国家以极大的热情四出淘金,并开始影响和改变东西方贸易活动的传统格局。然而,明清时期的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对外贸易的需求不旺,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因此,西方国家不得不运来大量银元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茶叶、丝绸、陶瓷等中国土特产品。由于这些西方贸易银元计枚核值,且样式统一,成色和重量标准,相互交易时往往手续简便,因而中国商民十分乐用。自清乾、嘉以降,流入愈多,通行渐广。连道光帝也承认,“自福建、广东、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银盛行,凡完粮纳税和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甚至一度因,还出现了银元在对银两作价时其实际价格渐渐高于本身含银量的情形。一些西方投机商人即以其“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往来贩运,从中渔利,一时竟无以为禁。晚清开埠后,国门洞开,中国被迫加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伴随着我国各种涉外条约和经济活动的出现和增加,传统落后的白银称量货币制度,更成为列强投机钻营的乐园。而这一切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我国传统白银货币制度的消极因素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重制约,由此引发了一部分地方政府官员自铸银元以维利权的热情,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两广总督张之洞采购机器、铸造“龙洋”系列银元终于获得成功,进入流通后大受民众欢迎。清政府即谕令各省仿照广东成法鼓铸新币,遂使“两元并用”成为定例,影响愈广。事实上,“两元并用”的存在,在进一步加剧
我国白银货币制度的混乱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传统的金属称量货币制度开始向近现代转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盛宣怀在筹建中国通商银行的过程中附议一两银币。他认为:“国家圜法,自古及今,皆自为制度。随人趋步,各国所无。既不能废两为元,各库出入仍需元宝,必致无银可铸。”主张开铸重库平一两、成色九成的新银币,以利国用。由此,“银元制”与“银两制”的争论在朝野上下遂正式拉开了序幕。争论的双方各执一词,反反复复,难有定论。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清政府曾先后两次电询各省督抚,听取他们关于银元重量、成色的意见。结果,主张用两者12人,主张用元者9人,主张“两元并用”者3人。以省统计,则主张用两者11省,主张用元者8省。究其原因,终还在于其争论仅仅只是涉及是否改革白银货币制度的本位单位而已,而并非是为了建立和健全新的金属本位货币制度。因此,双方你来我往,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种缺乏先进货币理论指导的争论和实践,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我国传统货币制度的弊病,而且还造成了新的币制纷扰。
已经广为流通的各省“龙洋”,其成色和重量仅仅是作为铸造银元的一个标准,而不是出于中央政府的规定,难免会币形相似而纹饰各异,品质也有高有低。进而此省银元不能流通于彼省,无法发挥其良好的流通职能。而新铸出的一两银币百姓不用,不得已只能回炉改铸。及至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清政府方出台了一个具有革新意味的《币制则例》计24款,决定收货币铸造权归中央,暂就银本位。其中并规定:“国币单位定名为元,以一元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90%;另以五角、二角五分、一角三种银币及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元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不得任意低昂。”这是晚清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个银本位制条例,同时也是清朝末年
朝野关于币制改革争论的一个总结性的成果,顺应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然而,清政府财政困窘,缺乏改革币制所必需的资金及白银储备,不得不抛出“铁路国有”政策,以出让铁路路权为代价,准备向列强谋借外债,由此引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湖北的武昌起义,最终导致其政权统治迅速崩溃,已经成形的币改方案也随之被搁置。
二．“废两改元”的酝酿和实施
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于北京设立了币制委员会，继续讨论改革币制的问题，仍以为实行银本位制度较为符合中国的国情，即以宣统二年的《币制则例》为基础,稍作修改和调整,拟成了新的《国币条例》,于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布实施,第二次企图“废两改元”。依照规定,造币总厂与各地分厂即开始鼓铸新版袁世凯头像国币,其枚重七钱二分,成色为89%,每元含纯银23·977 950 48克。辅币则仍以十进,半元、二角、一角为银币,成色为银七铜三;五分为镍币,成色为镍二五铜七五;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等为铜币,成色为铜九五铅四锡一。然而,由于大小军阀拥兵割据,战乱连年,中央政府有令不行,且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根本无力整理币制,再加上使用银两的积习作怪,造币总厂带头滥铸银角谋利,致使主、辅币之间的十进位制无以为继,第二次“废两改元”乃归于失败。然而,尽管此次币制改革未能取得成功,但它仍然具有积极的影响和意义。
第一,它为“废两改元”进行了又一次舆论上的广泛社会动员,从而进一步强化了银元流通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其次,它促成了大量的袁像银元进入流通,壮大了国产银元的社会保有量。有统计资料表明,在1914~1927年的十多年时间里,各地造币厂共计铸成袁像银本位币约有11亿枚之多,因而也使之成为我国货币史上发行量最大的银本位币。袁像银元流通愈广,已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取代了银两。第三,其形制统一,成色和重量标准,与芜杂的清末各省“龙洋”相比,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第四,政府的财政收支项目亦开始改以银元为计算单位,从而向社会进一步表明了中央政府“废两改元”的立场和币制改革的未来方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深知其在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仍无法回避整理币制这一重大而又现实的社会问题。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其财政部曾要求各地造币厂停止铸造袁像银元,改用旧模重铸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浙江省政府委员马寅初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用元案》上呈南京国民政府,痛陈币制紊乱之为祸,吁请当局关注币制改革的问题。
同年六月和七月,财政部先后在上海和南京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有关“废两改元”的提案分别经审议并通过。并计划以一年为期,积极筹备,至翌年七月一日起明令实施。同时要求还在筹建中的上海造币厂改充中央造币厂,尽快开工,鼓铸新式国币。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聘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财经问题专家甘末尔等一行来中国,协助国民政府调查其财政和货币流通情况,厘定币制。就在南京国民政府国基初奠之际,1929 ~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遭受经济危机严重打击的日本,急欲摆脱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进攻中国东北。次年一月,再进攻上海以为策应。日军的疯狂侵略,使得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金融市场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各金融机构纷纷终止向内地贷款,收缩业务,致使内地银元大量流入上海,其银元存底迅速增加,呈过剩状态。至六月,上海洋厘已跌至6钱6分8厘半,开“两元并用”以来洋厘行市的最低记录。公众舆论普遍认为废两改元机会难得,刻不容缓。上海工商界代表也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同年七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座谈,达成了“废两改元”的三点框架意见。即: (1)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制度以统一币制。(2)旧银元仍准其使用。(3)每元法定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稍后,财政部又成立“废两改元”研究委员会,负责研究并拟订具体实施办法。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三月初,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决定先从上海试行“废两改元”。“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一元,或旧分五厘合银币一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三月十日起施行。”3月8日,财政部又颁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13条,确定新的银本位币单位为元,成色为银88%、铜12%,含纯银23·493 448克,其铸造权专属于中央造币厂,旧有的一元银币符合原定重量成色者,暂仍准其使用。又铸成色为999‰的厂条,与新银元1 000元等值,用于市面上巨额款项之收付。此外,为了使“废两改元”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财政部还委托在上海的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共同组建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管理兑换事宜。
三月十日,是上海试行“废两改元”的第一天。上海正式取消了洋厘行市,全市各行各业之一切公私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元计价。然而,据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数据表明,从三月十日至四月五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共兑入银元63 449 030·99元,兑出银元2 031 158·03元,净兑入银元61 417 872·96元。盖因为银两存世仍多,一些钱庄和外国银行违规与客户私相收授,观望者不免益多。若不断然采取措施而任其继续下去,则“废两改元”有可能再次失败。财政部遂于四月五日发布公告,宣布从四月六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废两改元”。“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必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在此之前原订以银两收付者,在上海应以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一律以银币收付。如在上海以外各地方,应按四月五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亦一律以银元收付。在四月六日后新立契约票据与公私款项之收付及一切交易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视为无效。”财政部同时要求各地的银炉一律停止铸销宝银,各地的公估局也一律撤消。年底,又命令各行庄呈报库存宝银数目,待翌年三月十五日后按月分成,陆续予以兑换厂条或银元。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力推行,从而保证了“废两改元”得以顺利进行。上海从四月七日至六月三十日,共兑进规元银2 794万两。至十一月,天津也兑入行化银697万两,汉口则兑进洋例银632万两。到1933年底,全国金融市场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废两改元”遂告成功。
三，“废两改元”的历史意义和影响
“废两改元”是近代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要变革,同时也是我国货币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结束那种多名目、多类别的紊乱货币状况，是符合发展商品经济。这次货币改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银本位制，结束了中国货币混乱的局面。它历经周折,前后持续了数十年,直到1933年方告实现。不仅对我国近代货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且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废两改元”是我国货币制度史上的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币制改革,它结束了我国长久以来的传统称量货币制度的历史,确立了新的更加完善的金属货币本位制度,银元成了具有强制流通和无限法偿能力的本位货币,从而为我国继续由金属本位货币制度向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其次,“废两改元”的成功,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传统金融体系向现代的转型。新兴的金融机构———银行业借“废两改元”之力得以更加顺利地发展,其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而旧式钱庄业则因为“废两改元”顿时失去了“洋厘”和“银拆”这两项重要的金融工具,进一步丧失了其在金融业务领域的传统优势,钱庄业的自身生存和发展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其在金融领域的传统地位和影响力从此日渐式微。
其三,“废两改元”的成功,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货币制度,统一了货币铸造权,同时也初步整顿了国内混乱不堪的货币流通秩序,打破了国内自清末以来各地货币互不相属的状态,扩大了货币的流通范围,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进而打破了狭隘的地方经济结构和观念,更好地适应了我国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利于促进国内统一的经济市场的形成,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其四,“废两改元”的成功,还避免了国人在从事对外贸易过程中由于“两元并用”而带来的意外损失和麻烦,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国人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的竞争能力,刺激了国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积极性,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活动的不断发展。此外,“废两改元”的成功,还同时消除了外国金融机构企图继续利用“两元并用”所进行的金融投机活动,以及利用它们阻碍中国继续实行币制改革、统一币制的图谋,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与当时世界各国普遍放弃金属货币制度转而建立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相比,“废两改元”的成功仅仅是刚好赶上了末班车,但仍然落后于世界货币制度发展的潮流。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从另一个侧面更进一步说明了1933年“废两改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事实上,正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的成功,同时也“完成了对于币制的一次真正而有用的简化工作”从而为其后政府推行“法币”、实现现代通货管理制度扫如果没有“废两改元”的成功实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二次币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则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废两改元，不失为使货币单位单一化的一项有力决策，是走向货币制度近代化的第一步。
参 考 文 献
1．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
2．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
3．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4．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
5．叶世昌,潘连贵:《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6．《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7．、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