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 汉武帝货币改革的背景 2
(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加强奠定了货币改革的政治基础2
(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汉武帝货币改革的经济基础2
(三)货币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汉武帝货币改革思想基础3
二、汉武帝货币改革的内容 3
(一)第一次货币改革4
(二)第二次货币改革4
(三)第三次货币改革5
(四)第四次货币改革5
(五)第五次货币改革5
(六)第六次货币改革6
三、评价 7
(一)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缓解政府财政矛盾7
(二)打击商人和地方诸侯，加强了中央集权7
(三)促使五铢钱制度的确立，对中国货币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
结语8
参考文献9
内容摘要
据《史记》、《汉书》等史籍中记载，汉武帝时期一共进行了六次货币改革，解决了财政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最终确立了五铢钱制度。本文就在阐述了汉武帝货币改革背景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其六次货币改革的具体过程，并对后期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评价。
关键词：汉武帝；货币改革；六次
论汉武帝的货币改革
在西汉历史上，货币问题占有重要地位。货币改制频繁，中央王朝与臣民之间争夺铸币权的斗争异常激烈，社会各阶层都卷入盗铸狂潮之中，汉武帝时期，因盗铸而犯罪的人数高达二百万左右，为中外历史所罕见。西汉铸币的重量、名称、形制多次变化，汉武帝以五株铜钱为本位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货币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汉武帝的货币改制在西汉货币改制中的地位最为重要。本文从汉武帝货币改制与大一统政抬的关系，对汉武帝货币改制略加论述。
汉武帝货币改革的背景
(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加强奠定了货币改革的政治基础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在汉高祖时期逐步解决了异姓诸侯王的问题。楚汉相争，汉高祖为了联合各路诸侯共同对付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被迫分封或承认了八大异姓诸侯王。但战争结束之后，异姓诸侯王对于中央的离心力开始显现出来，为了保证刚刚建立的刘姓政权的稳定，汉高祖又着手于对异姓诸侯王的剪除，先后清除了燕国、韩国、楚国等异姓王国，但是出于政策上的考虑在剪除异姓诸侯的同时又分封了大量的同姓诸侯王，为以后的加强中央集权埋下了隐患，汉文帝采取贾谊的策略“众其国少其力”。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分齐为六国，淮南为三国，逐步减少诸侯王的封地。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采用晃错的建议“削藩”，随后平定吴王刘滇、胶西王刘印、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的“七国之乱”，解除了同姓诸侯王对中央王朝的威胁。通过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的努力，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逐步得到了加强，这就为汉武帝时期的变革，包括货币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汉武帝货币改革的经济基础
秦汉之际的反秦战争和楚汉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百业凋弊，物价上涨。汉初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采取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政策，汉高祖，惠帝，吕后时期，采取了清静无为的“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文帝、景帝时期，实施了著名的“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平准书》载:“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徐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糜庚皆满，而府库徐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吁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牡者滨而不得聚会。守间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细耻辱焉”。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给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货币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汉武帝货币改革思想基础
西汉前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货币理论也有了发展。由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控制货币铸造权，逐步得到了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认可和提倡，这主要有贾谊的禁铜布论，晃错的货币国定论以及桑弘羊有关货币改革的理论。汉文帝时期，实行“使民放铸”的货币政策，贾谊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着想，反对“使民放铸”，提出禁铜布论，即“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也就是由国家垄断币材和控制铸币权。他说这样做有七点好处，即所谓的“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R罪不积，一矣。伪铸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汉书·食货志下》。)晃错提出了货币国定论，即货币的价值由国家或帝王赋予。他在《论贵粟疏》中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桑弘羊在贾谊、晃错货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货币改革的理论，直接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政策准备了强大的思想基础。钱币由国家统一铸造，人民才不会产生疑虑，如果放任私人和诸侯铸钱，人民就会弃本逐末，诸侯就会因铸钱而坐大，直接威胁中央王朝的统治。贾谊、晃错、桑弘羊的货币理论，特别是桑弘羊有关货币改革的理论，为汉武帝的货币改革制造了舆论.准备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二、汉武帝货币改革的内容 汉武帝在位54年(公元前l40一公元前87年)，期间，共进行了六次货币改革，试分述如下：
(一)第一次货币改革
第一次货币改革，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这次货币改制，不但西汉中央政府首次直接插手铸钱造币，并对流通货币首次进行了新的重大改制，即:(1)西汉中央政府用上林苑内的白鹿皮，制作了“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觑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的白鹿皮币。(2)又由少府铸造了“直三千”、“直五百”、“直三百”的白金三品。同时发布“盗铸金钱罪皆死”的法令。(3)为使货币名称与币重相符，西汉政府对铜钱又进行了新的改制。这次铜钱的改制，是“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铁钱，文如其重”。
这次货币改制的特点，是西汉中央政府首次分享和控制了高额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县官只分享了铜质三株钱的铸造权和发行权。这次货币改制，也是有史可查的中国古代货币铸造发行史上，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分享铸币权的首次记录，也是西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享铸币权的开始。三株钱制的建立，宣告了四株半两钱体制的结束。
元狩四年，汉武帝一首次改币，“造银锡为白金”，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棋铸行的贵金属货币。同阿，又造三株钱，似是构成了“银铜友本位制”。可借，白金仅用四年就被废弃。其直按原因，如前所述，是汉武帝错误的虚币敛财以策，其经济根源仍是低水平的商品经挤没有对体积小、价值大的流迪手段的普遍需要。倘有此需要，经济规律迟早妥强制统治者放弃错误的政策，就象汉武帝放弃“一当五”的赤侧五株铜钱，铸造货真价实的三官五铣铜钱一样，统治者也会以一定的成色和合理的面值使白金起死回生，或者推动黄金发展成为真正的铸币。事实却是，白金天折后，经过一千多年的沉寂，直到金代银铸币方才起死回生。可以说，白金的县花一现不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果实，而是统治者财政需要的早产儿。民间疯狂盗铸白金，不是反映流通需要大量的贵金属铸币，而因为它是面值高于币材值十几倍以上的巨额虚币，盗铸有厚利可图。以上分析可知:在西汉，银也不能胜任本位币的重任。
(二)第二次货币改革
第二次货币改革，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县官分享铸三铢钱时间不久，由于铸造者和盗铸者恶意地铸造了大批劣质、轻小不足值的“三铁”钱并流人一市场，导致市场出现物少价贵的恶果，因而引起朝臣们的非议;“有司言三铁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株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铬焉”。在朝臣们的建言下，西汉中央政府对货币又进行了新的改制。于是汉武帝进行了第二次货币改革，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罢三蛛钱，行半两钱”，即恢复名为“半两”，实重4铢的四株钱，这是回到了货币币面价值与实际重量名实不符的老路，但是汉武帝发行的四株钱吸收了三铢钱铸有外郭的做法，以防止民间取巧，剪边铸钱。这次货币改革看不出其他目的，只是通过不断更换货币，达到铸钱图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目标。
(三)第三次货币改革
第三次货币改革，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和发行大额虚币皮币和白金。汉武帝第三次货币改革，是在前两次货币改革都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实行的，这次货币改制，不但对货币名称有了新的定名，而且还对币值、钱径、钱文有了明确规定，就是新铸的“五株”钱，都必须要铸有钱的外周郭。
五铁钱制的创立，宣告了半两钱制、三株钱制从此退出了古代中国货币流通领域。顾名思义，郡国五株的创制，也使郡国分享到了铸造钱币的权利。
第四次货币改革
第四次货币改革，即元狞五年(公元前118年)“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郡国分享铸五株钱初，还能遵照国家颁布的法定重量来铸造五株钱。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不法的郡国，富商大奸，利用手中掌握的铸币权和铜材，大量铸造不足值、轻小而劣质的五锋钱流放市场，再一次引起市场货币交易与流通中的混乱;货币市场的混乱，又一次引起政府和朝臣们的注意，朝臣们又一次向武帝建言说:“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锤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五)第五次货币改革
第五次货币改革，即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由中央政府机构钟官铸造赤侧钱。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接受了张汤等朝臣的建议，对货币又进行了一次新的改制和赏试。这次货币改制，是由西汉中央政府控制的京师钟官，铸造了“赤仄五株”钱。从《史记》的字里行间分析，赤仄五株钱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货币，其特殊在干一是“五株”面值为“一当五”。二是“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由于赤仄五株钱由西汉中央政府控制发行，面值过高，加之发放对象和用途的特殊性，在投放流通不久，即遭到郡国豪强和地方官吏的抵制，之后就有了《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上的“元鼎三年，曲侯皋柔坐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仄钱为赋，国除”的犯罪案例。
西汉中央政府新改制发行的赤仄五铁钱，虽然行用不久即遭到郡国豪强与地方官吏的强烈抵制而废除，但西汉中央政府对抵制赤仄五铁钱正常流通的官吏，毫不手软，严惩不贷，这点在《史记》中即可看出眉端。
这次西汉中央政府令京师钟官铸造“赤仄五株”，表明了西汉中央政府对铸币权收为国有的决心，也为剥夺郡国豪强手中掌握的铸币权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 (六)第六次货币改革
第六次货币改革，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赤仄五株遭到郡国豪强与地方官吏的抵制不得不废除后，西汉中央政府与郡国豪强为控制钱币铸造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具有“雄才大略，改历定正之人”的汉武帝，在消除匈奴扰边隐患，西汉国家政权更加巩固稳定的形势下，他和朝臣们清楚地看到，从中央政府货币改行“白金三品”至“赤仄五株”期间，每次改制时，均遭到郡国豪强与地方官吏疯狂地抵制和盗铸，奸铸。使得先后改制的“白金三品”、“三株”、郡国“五锋”、“赤仄五锋”都成为短命货币。正如《史记·平准书》中所说:“白金稍贱，民不宝用，……终废不行”。“三株钱轻，易奸诈。”“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汉武帝在货币改制的过程中，由于西汉中央政府并没有有效地控制铸币权，中央政府用于铸造钱币的铜材少之又少。而郡国豪强与地方官吏的手中既掌握有铸币权，而且还控制着大量用于铸钱的铜材，并且想尽办法大量盗铸、奸铸不足值及轻小的钱币投放市场，与西汉中央政府控制铸造的“白金三品”、“赤仄五株”相抗衡，迫使西汉中央政府控制铸造的“白金三品”、“赤仄五铁”遭到了行用时间不久就“终废不行”的悲惨命运。
西汉中央政府控制铸造的货币，屡屡遭到失败的结果，使西汉中央政府货币发行权的信誉严重受损，也使西汉中央政府的财政经济严重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及西汉中央政府的朝臣们，充分看到郡国豪强与地方官吏的险恶用心，也充分认识到钱币铸造权必须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的重要性;货币必须由政府统一铸造发行，才能有效控制地方势力的扩张，巩固国家政权，保证国家财政经济的正常运转。由此，西汉中央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政治手段，“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汉武帝用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剥夺了郡国豪强和地方官吏的铸币权以后，又强行收回郡国和地方官吏手中掌握的铜料，包括下令销毁郡国所铸的“五株”，输铜给上林三官统一铸钱。三官铸钱充足后，即下令全国不用郡国五株，专用三官五株钱。从此，西汉中央政府才算真正完全控制了货币铸造权，首开中国古代钱币铸造史上，真正的由国家统一建厂、统一铸造钱币、统一管理发行钱币之先河。
评价
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是当时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对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缓解政府财政矛盾；打击商人和地方诸侯，加强中央集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使了五铢钱制度的确立，对中国货币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缓解政府财政矛盾
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和“文景之治”为西汉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笔巨大的财富为汉武帝时期的货币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由于汉武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西汉王朝的财政开支急剧增加，规模越来越大，不仅使前期积累的巨大财富消耗殆尽，而且产生了空前的财政危机。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垄断措施，以增加政府财政收人，缓解政府财政矛盾。除了采取盐铁官营，实施算绪告纸设立均输平准外，实施货币改革，就是一种铸钱图利的重要政策。汉武帝时期一共实行了六次货币改革，通过多次反复的货币改革，达到了增加政府财政收人的目的，特别是发行大额虚币白金和皮币，更是一种直接的聚敛之术。汉武帝通过一系列的经济统制政策和货币改革，缓解了政府财政矛盾。《平准书》记载:“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二)打击商人和地方诸侯，加强了中央集权
货币改制虽属财经措施，但货币制度的变化要引起社会剩佘产品占有者之间分配的改变，涉及各类豪富的根本利益，他们自然要拼命抵制，破坏国家垄断货币的努力，因此，西汉货币改制的实质是中央政府与豪富阶层的政治、经挤斗争在货币制度上的继续。货币改制若要成功，除了符合货币原理之外，还必须有政治上的压倒性优势。“铸币特权的历史完全与国家权力的历史平行发展”([德〕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国民经济学大纲》 107页)。汉初七十余年，中央政权软弱，诸侯王、豪富势力强大，中央也曾四改币制，却无法统一货币制度。相反，私铸日甚。汉武帝时期，中央政权空前强大，在取得对豪富的压倒性胜利中，统一了货币制度。汉武帝的货币改制是与其它打击豪富的措施相辅并行的。在改币期间，实行了盐铁官营、重税商贾等措施，尤其是大告绪，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又通过多次迁徙和大批杀戮，使“豪富莫必其族姓”(《盐铁论·国疾》)。在汉武帝全面的打击下，有能力大盗铸的豪富所剩无几，所以，自铸行三官五株钱后，“民之铸钱者益少”，汉初以来十余年的私铸风基本被制止，货币制度终于得到了统一。货币制度的统一，使政府能够持续获得一定数量的铸币利润，以稳定的通货支持官营工商业，确保财政增收。货币制度的统一，还切断了豪富膨胀势力的一大财源，加强了中央集权政府的政治统治。
(三)促使五铢钱制度的确立，对中国货币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五次货币改革，汉武帝最终确立了五铢钱制度，不仅规范了货币体制，还遏制了地方郡国关于货币的铸造，并由中央垄断了货币铸造权，彻底实现了货币的统一，集中了中央集权。在以后的历史中，五铢钱在我国流通了七百多年，前后经历了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甚至是隋唐时期。
结语
汉武帝经过四次重大的货币改制，既取得了中国古代货币史上“五铁”钱制的历史地位，又经过和郡国豪强与地方官吏争夺铸币权的斗争，最后终于取得了铸币权为国有的重大胜利。汉武帝创立的国家造币厂，实行货币由国家造币厂统一铸造、统一管理发行的货币管理体制框架，为中国古代货币铸造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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