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古代文明之间的和平往来
略论古代文明之间的和平往来
自古以来，文明就以暴力冲撞与和平往来这两种最基本的方式实现着彼此之间的交往。但纵观人类的历史和反思人类的天性，和平交往方式还是充当了文明之间交往的主流方式。本文拟从这一方式就古代世界文明之间的交往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
1、文明和平交往的条件
交往，是人类文明活动的一个永恒主题。人类以交往的方式丰富着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扩大着生存活动空间、实现着永不停息的历史进步、创造着源源不竭的高级文明。从远古时代开始，我们的先民便开始突破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和高山、大河、海洋、沙漠等残酷的自然条件障隔，开始了伴随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始终的、意义不可估量的文明交往历程：由近及远，由偶然、间发的到经常的、必需的，由最初个人和群体间的区域性交往到诸民族和国家间的国际性交往，从民间交往到官方交往，从互通有无的物质交往到政治和文化各领域的交往。人类早期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早期文明交往史。
一般来说，这些交往大多以两种基本形式展开：和平往来与暴力冲突。它们共同贯穿于人类历史过程始终，相互交织建构了不同文明交往的乐章。其中，作为主旋律的和平交往活动为这部乐章奠定了永恒的基调。我们以往的历史已经清晰地昭示：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维度上看，人类的和平往来活动都占有绝大比重。和平，是人们在自身生存实践中所生发出的一种基于本能的精神向往，是人们在历史实践活动中所逐渐建立起来并为一般接受的价值取向。由血腥的暴力冲突所导致的伤亡、痛苦、仇恨及物资质上的巨大损耗,在一般情况下是人们所不愿看到和不能承受的。而和平往来的直接效果却是物质财富的互通有无、精神文化的交汇更新及由此而带来的人们在生活质量上的提高与内容上的丰富。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构成了人们选择和平交往方式的根本动机。同时，这种交往活动也确实对人类整体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人类所有和平交往活动的主要内容从根本上可归结为物质文明交流和精神文明交流。所以笔者试以古代社会各地区各民族间的商贸和平往来和文化友好交流活动,来透视人类文明和平交往历程及其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物质和精神文明交往所需要的主要条件。笔者将其归纳为三点。
第一,文明的和平交往取决于以物质生产能力为标志的各文明圈的整体文明水平的提高。商贸往来是文明互通有无的起点,它的发生要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客观条件, 而对于生产发展来讲,工具和技术的改进是十分重要的。如在古代社会,冶铁技术的发明与传播就曾对农业产生过革命性的影响。冶铁技术是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传播开来。铁器农具的使用使农业文明区相应扩大,也使社会分工得以实现。这就意味着有剩余产品来进行更大规模的贸易。这些产品大多是布匹、盐、金属工具等手工业品,它们为商贸流通所必需。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制造较为精良大型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同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剩余财富的积累,也为一部分专门从事宗教、艺术等文化活动的人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他们最初的文化成果也渐渐随着商人的船队或殖民者的飘流而向各地传播开来。
最早的文明交往只发生在很小的范围内,交流的东西也十分有限。而随着生产发展所提供的可供交换的物质产品和间接的精神产品的增多,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更多产品的需求,交流的水平和规模也逐渐扩大。从个人间的、集团间的、到地区间的和国家民族间的,各个种类与层次的产品的彼此交流,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分享到和平交往所带来的好处。
第二,人类文明发展,尤其在最初阶段,所具有的不平衡性特点,是文明能够进行交往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多样性是事物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个人与个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大到民族与民族之间,都存在很大差异。人类最初的文明即源于不同地区,这些文明是:东亚黄河流域文明,南亚印度河流域文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文明及南欧地中海区域文明。 这些大河—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共同的摇篮，也是以后亚欧大陆各区域高级文明圈最初的雏形。各区域因受地理条件、资源分配、种族性格、历史传统等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逐渐发展起在制度、物质、精神等各文化领域,都别具一格并不可复制的特色文明。这就使不同文明间的平等交往显得十分重要，也成为可能。
比如，不同地区出产的农产品因不同的气候条件而不同。古埃及以种植谷物闻名，而希腊人则擅长橄榄、葡萄园艺且常有剩余。于是，希腊人便以橄榄油和葡萄酒来换取埃及的谷物。由于矿产稀缺，希腊人也用葡萄酒和陶器来换回中欧的金属。此外，居住在中原的中国人输出丝绸来换取游牧民族的马匹；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出口香料来换取西方的金银。
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亦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展开。文化的创造是最具能动性的主观创造。对不同文化而言，不存在发展程度高低的比较，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特色是无法以所谓统一的标准或模式来加以衡量和评判的。越是具有个性化的文化，往往越为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做出过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对于其它文化的丰富与繁荣来说，这些个性化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基因,也具有十分宝贵的参考和利用价值。比如古希腊汲取了古代东方的哲学和科学养分，古代东方也借鉴了希腊罗马的艺术风格，埃及和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地区又受到了来自西亚的伊斯兰教的深刻影响。正是由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才有了区域文化间的取长补短，才有了人类文明的异彩纷呈。
第三，文明的和平往来，尤其是大范围的往来，需要统一而便捷的交流媒介和安全畅达的交通环境。这两点既是和平交往活动的条件，也可以说是其结果。二者互为因果扩大了文明交往的范围。例如，货币的出现，是商业交换发达的一个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最初的商业交换是在没有货币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这样的交换受到很大的限制。于是，用以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产生了。从牛、铁、贝壳等许多物品到近东的铸币,再到世界上最早的中国宋朝纸币,再到中世纪后期出现的汇票,都大大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便利了上古世界的物质交流。再如，语言文字在一定区域内的通用，对于文化的交流也显得功不可没。最早的成型字母体系由腓尼基人发明，经希腊人改造后，它向东以希腊语的形式传到斯拉夫世界，向西以拉丁语的形式通过罗马帝国传遍欧洲。西方古典世界的文化也因而在如此跨时空的广阔范围内得以交流。同样，阿拉伯语在维系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时，也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道路交通状况的改进，对古代文明的和平交往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马具发明以前的重要长途交通工具是船，希腊水手很早就懂得利用季风来穿越印度洋。“罗马和平”时期的地中海贸易也因安全环境的改善而大为繁荣。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由于洲际性大帝国的出现，使陆路交通得到发展。汉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及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都拥有规模庞大、设施完善的驿道系统，这无疑方便了各地的物质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由分散走向整体。
2、商贸往来——古代亚欧文明的物质纽带
在叙述古代亚欧大陆各地之间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一般概貌和典型事件时，应首先将其置于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人类在1500年以前的历史基本上是各区域独立发展的历史；严格意义上的、由各区域文明有机联结而成的全球文明，还没有形成或者说正在形成之中。各区域文明之间的联系经历了一个在范围上从点到线、从网到面，在程度和层次上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亚欧大陆各地之间商贸往来的历史，也大体遵循了这一规律。
大规模的商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各区域贸易圈的形成及其内部商贸往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各区域贸易圈基本上是依托于亚欧大陆各个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区而形成的。在东亚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区、在西亚两河流域的巴比伦等地、在南亚次大陆以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印度北部地区、在东南欧爱琴海和西欧、北非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地区，都形成了具有一定辐射性的商业据点。它们到后来便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区域性贸易圈。如在亚欧大陆西端，比较经常的贸易往来始于青铜时代。埃及的壁画中就有克里特人朝贡的情景，北非的埃及人到叙利亚、黎巴嫩买木材，希伯来人到埃及买谷物，这种贸易关系促成了地中海贸易圈的形成。及至希腊、罗马时代和中古阿拉伯帝国兴盛之时，这种贸易关系有有了长足进展，地中海贸易圈几乎成为古代亚欧大陆西端的生命线，它的存在对于沿岸各区域文明进行物质和文化资源共享及共同进步，起到了十分积极活跃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包括商贸往来在内的最初的文明交流对于在当时尚显稚嫩的各区域文明的成长，也是不可或缺的。有学者作过如下譬喻：古代文明的产生，就像一支蜡烛，光亮有限，也容易熄灭。但如果许多文明同时产生，许多蜡烛同时点亮，就会联成一片文明之光，其烛光交融，此生彼灭，越传越远。[1参见钱乘旦：《“文明的冲突？”——与亨廷顿先生对话》，载于〈〈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8期]1文明,在相互交往中,也壮大了自身的力量。
在地区性贸易圈形成的同时，不同的贸易圈之间也开始了经济上的往来。中国在汉唐时期就已有三条路线和印度相连，同时也逐渐同地处中亚的安息、贵霜以及阿拉伯等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印度因地理便利而同中国、西亚、埃及和希腊罗马古典世界多有交往。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化时代，就有不少希腊商人、工匠迁居印度。上古印度与罗马的海上贸易也十分发达，许多印度商人跋山涉水，前往罗马治下埃及的亚力山大里亚做买卖。
东方文明西进，西方文明也在东进。希腊人很早就同埃及、西亚建立了密切联系，那里现在还能见到出土的希腊货币。从公元前4世纪末起，借助亚历山大大帝、塞琉古王国及罗马帝国的文治武功和无数商旅、探险家和传教士的不懈努力，罗马商人终于在公元101年前后，同中国直接建立了联系。应该承认，由于受到来自自然的、人为的阻力，这种直接贸易在当时东西交往中远不占据主流地位，其商品交流的种类也十分单调。但这一事件本身却蕴涵着相当深刻的历史价值：这毕竟是对古代亚欧大陆东西交流中相对隔绝状态的第一次突破，它既是以往各文明区长期和平交往活动所积累的必然结果，又是亚欧大陆将进入一个拥有更普遍性对话机会与模式的时代的先兆性开端。
长期的经济交往，在亚欧大陆之间形成了一些主要的贸易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路上丝绸之路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其中南道从中国长安出发，过葱岭到大夏、安息，再从木鹿城出发，过泰西封到达安条克或经巴尔赫到印度；北道从长安西行，过葱岭向北到大宛、康居、安息，进入罗马帝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是从华南港口出发，经过马六甲到达印度和非洲，从印度还可转航到小亚或埃及直至西欧各国。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长期繁荣证明：亚欧大陆两端人民,希望通过和平交流来丰富自己的生活、了解外面世界的愿望是何等强烈，它堪称维系东西方联系的重要生命线。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四大发明，印度的棉布，南洋的香料，先后进入西方人的日常生活，而西方的吹制玻璃技术、宝石、贵金属和一些农产品也通过这条路线进入东方人的视野。丝绸之路，无疑是古代东西方物质、技术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交流把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文明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原本分散发展的世界史，在孤立中又表现出一定的统一性和世界性。游牧民族对世界的冲突，尽管曾经加强过各地之间的联系，但那毕竟不是经常性的。作为经常性的经济文化交流，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应当是历史的主流。每当这种来往因战乱而被迫中止时，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开辟新的贸易路线，而这往往又成为与更广大地区发展联系的新起点甚至是发现“新大陆”的突破口。一条丝绸之路，实际上把亚欧大陆的所有文明都从经济和文化上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后来世界范围的文明对话的出现、世界史的形成，恰恰是亚欧大陆已有的文明交往的扩大和外延。
3、文化交流——古代亚欧文明的精神链条
文化交流是亚欧大陆古代文明交往历程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其实，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文明交往的过程中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商贸往来在很多情况下充当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而文化交流的顺利展开又为商贸往来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往，对于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生活质量的综合提高和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二者还是有可以区分之处。相对物质产品来讲，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包含着人的更多的主观创造因素，其内容显得博大精深、能显能隐、千变万化，其影响力也更为无孔不入、持续深远。这些特性就决定了不同文明区域在文化交流时会有更多复杂多变的情况发生、其中所蕴涵的深刻机理特别值得我们玩味揣摩。亚欧大陆各文明区之间的文化交往大体也经历了同商贸交往类似的，在范围上从小到大、在程度上由浅入深、在内容上由简到丰的漫长过程。在这里，笔者仅撷取发生在希腊文化、拜占廷文化、印度文化的发生发展与对外交流过程中的一些现象，来管窥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希望由这些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个案,来引发我们关于人类文明和平对话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首先来考察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是古代文化的杰出代表，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甚至享有“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的美誉。在赞颂希腊文化伟大业绩的同时，我们还不应忘记:希腊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古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南端，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古老的文明区距离较近，三面临海的地理便利使希腊比较易于同当时的世界连成一体，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摄取外界文化营养以创造发展自己的文明，这一点可用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为证。希腊商人从西亚带回了风格迥异的金属制品、珠宝和象牙制品。受此影响，希腊人突破原有的几何图案装饰传统，开始以人物、动物、花卉等更广泛的题材进行更为自然逼真的艺术创作，从而出现了艺术上的“东方化风格”。希腊文字也受到了东方腓尼基字母的启发。希腊文中表示字母的古词phoinikeia的直接含义就是“腓尼基人的东西”。另外，希腊人还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接受了东方的影响。正是如此丰富的文化养料，为希腊人的天才创造提供了源泉与灵感。
在希腊文化东方化时代，即希腊文化经历了在学习中发展、在加工外来文化过程中繁荣民族文化的时代之后，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由亚历山大大帝所开创的东方文化希腊化时代，即希腊向曾经养育了它的世界给以热情回报的时代。希腊式的行政体制、生活方式、教育模式、娱乐活动、艺术思想开始在东方的土地上立足生根。象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西亚的伯喀马这样的希腊化城市，成为辐射希腊知识与文化的核心重地。希腊文化的能量至此经历了一轮吸纳与释放的过程，而这一轮释放又伴随着更高一级的吸纳:希腊在全面影响东方的同时又受到了东方思潮的影响,从而又孕育了一个希腊哲学与科学高度发达的时代，而这又为希腊文化的下一次释放提供了能量。这种文化能量的新陈代谢始终伴随着希腊文化的高潮迭起。有些文化现象已很难分清是希腊的还是东方的，有的只是希腊和东方世界经过充分交流所共同创造的并为我们整个人类所共享的文明成果。
中古时期,作为古典文化直接继承者的拜占廷人，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也兴起了与希腊人相类似的文化高潮。然而,他们的文化却经历另一种命运。拜占廷文化在形成发展之初，借地理与文化遗存优势,兼收并蓄早期基督教和古代东方文化的精华。“因此拜占廷文化糅和了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希腊-东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混融性文化．”[1张广智主编:<<世界文化史(古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 5页]1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拜占廷以其文化优势启蒙了未开化的斯拉夫世界，影响了未来东正教文化圈的形成；以其对古典文化的继承与保存，接续了古典文明的火种，刺激了中古西欧后期的文化与社会转型，并最终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综观拜占廷历史，不难发现的是拜占廷却明显缺乏古典文化的生命力、创造性和欣欣向荣的宏伟气象．其中原委令人深思．拜占廷诞生于一个古老的国度，他生活在过去荣誉和现有优势的阴影之中．这样的环境就易于使其文化缺少创新魄力和开放心态，并很少能分享到文明交流的成果，最终其文化只能在狭隘的自我桎梏中耗尽全部能量而无法泽被于后世．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自信本是件好事，它易于培养对外来文化的宽容心态。但过分的自信便会导向对多元文化认识的偏激和文化的“一元至上”观念与“自我中心”心理，这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是个致命伤．正是拜占廷的保守，才导致了其文明的僵滞．拜占廷文化的成就固然可喜，其历史命运却可叹可鉴。
宗教在文明交流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现在将以印度佛教文化的外传来探讨宗教在文明交流中的作用。印度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国家,其渊源悠久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主要通过宗教的外传而对世界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经过数世纪的传播和阿育王的扶持,佛教开始从恒河流域传到外界。伴随着佛教的外传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上古印度出现了独具一格的贵霜文化，其中犍陀罗艺术堪称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交流成果的杰出典范。中古时期，由于十分复杂的社会原因,佛教在印度本土逐渐衰落。然而墙里开花墙外香,传播于东亚,东南亚广大地区的佛教却大受宏扬。佛教，已不仅仅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而拥有广大信众,它还以一种价值观念、道德尺度、社会规范和审美情趣而赢得了亚洲的广大地区,就像基督教征服西欧和伊斯兰教征服西亚北非一样,成为世界性宗教。正如佛陀所说,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不致干枯。佛教,正因为通过不断地融入世界,才能获得了不竭的生命力。佛教的传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依靠宗教文化而将广大地区统一起来的范例,尽管宗教的传播包括和平布道和强力迫使皈依两种基本方式，有时是以人性的慈爱感召众人；有时是以武力征服进行血腥洗礼,但从根本上讲,世界性宗教的成功传播还是说明两个事实:一个是,这些高级宗教以很强的适应性接受了其所到之处的影响与改造,从而在同一宗教文化系统下,给区域文化的多元化发展留有广阔空间。另一个是这些高级宗教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它能给最广大的人群以终极的人文关怀;它将如此千差万别的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系在一条文化纽带之中,或置于一个统一的文化背景之下开展对话,这在人类文明的交往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4、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和平往来
人类社会在1500年以前的文明史基本上是亚欧大陆的文明交往史。从另一个视角看,这部交往史又可分为两条主线。以上叙述的均是农耕世界内部各区域文明所进行的和平交流。除了这条主线以外,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在事实上也一直存在着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友好交流,这构成了人类文明由区域走向整体的另一条主线。
从整体的历史来说，分别从事农耕和游牧的南北两个世界虽然都有各自的主要生产形式和主导产品，可以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但却不能满足全部需求。以农耕为主的南方世界，在牲畜、皮革、毛类、乳肉制品及战马等方面,要经常仰赖北方游牧世界。北方世界虽间或有些农耕，但其中主要部门为畜牧业，手工业更是微乎其微，故而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主要靠以农耕世界获得。同时，伴随着物质交流的不断扩展，双方的精神与社会交往也不断增多。南方各国较先进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为北方各族所钦慕；北方各族淳朴的民风、悠扬的乐曲、健美的舞蹈等艺术也使南方各国赞叹不已。广大普通民众，在双方接壤之地，以日常交换、商队贸易等方式进行着长期广泛的民间交流。有时，农耕国家政权和游牧社会上层也介入到这些商贸活动之中，甚至成为主角。而无论民间自发的，还是官方组织的物质交换和人员交往，对于农耕、游牧两个世界双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丰富都起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人类不同群体、地区、民族、国家和文明之间接触与交流的历史形态总是各种各样的。除了上述田园诗般的和平交往之外，在农耕、游牧两个世界之间，相互的敌对与劫掠、彼此的侵略和征服，也时有发生，以致我们有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上，和平往来大多是农耕世界内部交往的主流方式，而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及游牧世界内部的交往则多以暴力形式展开。或者是先进农耕国家对落后游牧地区的侵略与征服；或者是落后的游牧民族在弓劲马肥时，以暴力为手段侵袭和劫掠农耕世界。
对此，笔者认为，在古代社会发展极为不平衡的情况下，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在经济发展、文化构成、社会习俗等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在较短时期内不易通过和平交往的方式来缩减消融，而暴力冲突则可能奏效。暴力冲突,就好像是生物进化链条中的基因突变。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突变只是进化过程中的特例，就如同暴力冲突毕竟只能在短时期内暂时解决问题一样，人类文明的进步,在长时期内还是要遵循和平交往的进化规则。暴力冲突后的整合还需要长期的和平稳定的交流来完成。如果说和平交流与暴力冲突构成了人类交往史中的二重奏，那么和平交流无疑是这首奏鸣曲的主旋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和平交往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主流方式。下面我们试以罗马帝国灭亡前后日耳曼民族与罗马民族的融合为例,来说明游牧与农耕世界和平交往的意义。
日耳曼人是欧洲大陆的古代民族，公元前6—1世纪时在罗马帝国北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和半游牧的生活。日耳曼人起初以和平方式慢慢渗透进入帝国境内。罗马版图内早包含有日耳曼人的部落。日耳曼人还经常越过边界到罗马乡村定居务农。他们还大批作为雇佣军为罗马作战。这种和平渗透积累的结果，便是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的国家所颠覆。作为征服者，日耳曼人却被比自己多得多的罗马人包围着，二者在这种混居的生活环境中,开始了彼此的物质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日耳曼人学习了罗马的先进生产技术，改进了生产工具，采用了先进的隶农制来经营庄园地产，同时还以封建化的社会关系取代旧有的农村公社。罗马所留下的文化遗产也给日耳曼人以深刻影响。“罗马创造了十分广大而又深厚的一种文明，因此罗马国家虽然一去不复返了，罗马法、拉丁语、拉丁文学以及好多别的罗马文明却能保持下去，对世界发生影响。”[1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页]1最主要的是，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教。颇有远见的日耳曼政治家克洛维看清了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思想支柱所具备的组织和信仰优势，率先接受洗礼，并加以大力扶持，从而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日耳曼人在接受罗马农耕文明的同时,也以自己全新的气质为西欧古典文明带去了一丝清凉之风。日耳曼人的习惯法体系、特有的奴隶制形态影响了中古西欧的司法制度和人身关系。日耳曼式的忠勇、慷慨、热爱荣誉及尊重妇女的风尚,几乎就是日后西欧“骑士精神”和“绅士风度”的渊源。此外，今天我们甚至还能从英文“星期几”中找到日耳曼人所信奉的神的名字。这些影响都又一次表明：文明交往者的身份是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的影响也一定是相互的，即使对于那些在某些方面发展落后的民族，也不能抹杀它们在人类文明交往活动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日耳曼人用武力征服了罗马，而罗马的文明却征服了日耳曼。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文明的和平交往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都做出了适当的让步,其结果却是“互利互惠的”。由此人类文明得以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内铺开,并朝着真正的全球文明继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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