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在诸如资本私有制的本质等问题上尚未能作出更深入的科学分析，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孙中山从民生史观出发，认为“民生”是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而“互助”则是社会进化的“主动力”。人类解决生存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是历史的重心，从而否定了阶级斗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是看到了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看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个社会生理家。再照马克思阶级战争说讲，他说资本家的盈余价值，都是从工人劳动中剥夺来的。把一切生产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工人劳动，而忽略社会上其他各种有用分子的劳动。”孙中山的观点虽然对社会主义存在着重大误解，但对于我们今天的启迪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二、认识到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提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政治思想
在中国，从近代以来，要求振兴实业使中国富强，以至于在经济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并不是从孙中山才开始的。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但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今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而无西方那样的贫富之分，中国的发展程度同西方发展程度差距很大，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谈经济平等，只能是人人同样贫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爱国者一样，根本目标是国家的富强，因此振兴实业成为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中国乃是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朴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注重实业。”“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 民生主义不仅关心分配，更注重生产。为此孙中山制定了规模庞大的《实业计划》，它囊括了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和行业，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发展经济的方案。孙中山完全不同于那种只管分配，不管生产，只想均贫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他眼中，发展生产与社会平等并不矛盾。
孙中山认识到，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切实解决资金不足等严重困难。因此，孙中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政策，“鄙意以为三次(项)皆须利用外人：一、我无资本，利用外资。二、我无人材，利用外国人材。三、我无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利用外资的目的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孙中山的这种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的富有远见的深湛见解，是与他明智地认识到在当前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将会长期共存和能起互补作用分不开的。
孙中山关于建设现代化的国家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建国大纲》等著作中，并初步形成了一个思想体系。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作为这个革命的主要目标——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无法实现。这既是先进的中国人探索中国富强之路的思想继承，又是他个人终生奋斗不息的实践经验总结。
三、提出民生主义的两大原则——平均地权和节制资
新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口号和实施办法。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日平均地权，一日节制资本。盖酿成经济之不均者，莫大于土地为少数人所操纵。关于节制资本一大指出“是私有资本不操纵国民之生计此节制资本之要旨”。中国今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须加以国家资本，方可解决之。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展国家实业是也。关于平均地权，他认为“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的目的，农民问题真的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是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我们的头一个办法，是解决土地问题，⋯⋯这个办法就是平均地权。”尽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带有“民生史观”的局限：但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根本点讲，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相一致。毫不夸张地说，孙中山地“平均地权” “节制资本”加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路线。
中国人早期接受社会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西方已经暴露出的问题，但由于偏重经济，不免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措施或经济政策，孙中山以民生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狭隘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的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问题，就是研究人的生计问题。他看到“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的状况，为了防“祸害于未萌”，他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民族的独立，民权是不可能实现的。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已实现了民族的独立，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的攀升，为最终实现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在社会发展趋势上强调民众的作用，提出“突驾”理论
孙中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至平、至公、至善”的社会，没有尊卑贵贱之观念，亦没有尊卑之阶级，是“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的社会，“自由，平等，博爱”是社会主义的真髓。认为落后的民族可以通过“突驾”进人更高级的社会。“一国之势为万民之,理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转移也。”他强调只要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群众之需要的正义事业一定成功实现“突驾”式发展即“跨跃”式发展。主张“要从最上之改革着手”，“取法乎上”甚至突驾各国， “举西人文明而尽有之“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年已胜于前之千年，后之十年又胜以往之百年。”¨ 孙中山的“突驾”理论实际上指落后的中国可以通过“突驾”实现跨越式发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孙中山甚至说孤岛上的蛮族可以“突驾”到社会主义。孙中山的“后来居上”和“赶超突驾”的社会进化观，是进人工业革命，当时时代剧烈变迁的真实写照，对于当时和今天的社会主义探索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总之，孙中山先生在主观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代表，他真诚地同情西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把自己的“民生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孙中山还对其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勾划出了一个概括的新蓝图：“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但一定程度上的改良主义和主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