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的“新写实”艺术

中国当代小说的“新写实”艺术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是一种“理想”文学，那么，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文学可以说是一种“抒情”文学，而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则把文学的重心由“抒情”移向了叙事，真正体现了文学的“叙事”职能，表现了一种新的叙事观念。
一
 把视线移向普通中国人的现实处境，客观呈现当代平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境遇，是“新写实”的一个基本叙事目标。池莉的《烦恼人生》（1987）象巨细无遗的“流水帐”，记录了一位工人的一天生活，紧张、疲惫、烦恼，只有遁入梦乡，才使种种人生烦恼得以暂时解脱。方方的《风景》（1987）叙述了十一口人生活在十三平方米屋檐下的一隅生存风景，粗俗不堪、拥挤不堪，心灵空间象生存空间一样狭窄，精神与物质一样贫困，浑浑噩噩，坦然如故。这两部作品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在于叙事技巧的新奇别致，而在于所叙之事，所写之实的平凡庸常，这种司空见惯反而使人怵目惊心。这里没有任何高谈阔论或想入非非，而完全是生活本真的“原始”呈现，恰恰是这样一种“本真”和“原始”的呈现，令人震颤，似乎突然发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处境原本是这样的，仿佛倏忽之间从一种不真实的幻觉中回到了切身的真实，从彼岸的想象回到了此岸的审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作品所描写的生存境况和情绪状态触及到这个时代的普遍存在和精神困境。刘震云的《单位》（1989）、《一地鸡毛》（1991）进一步从单位到家庭、从工作到生存的过程中展示出社会与人性的真实样相，一个不无清纯之性的青年人在生存的逼迫下不无痛苦地随波逐流了，无可奈何地认同了他周围的现实存在，沉落到无所不在的卑俗之中。
 所谓“生存之实”就是形而下的存在，就是感知了的、经验过的生存体验，是现象的实在。方方的《风景》以一个超脱了尘世利害的亡灵作为观察社会的切入点，“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这“十分冷静”与“一滴不漏”就清楚地表明了作家的写“实”态度。池莉如是说：“《烦恼人生》中的细节是非常真实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我不篡改客观现实。”①所谓的“不篡改客观现实”就是一种写“实”动机，是一种对客观存在的忠实。刘震云表述得更清楚：“新写实真正体现写实，它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觉。作家代表了时代的自我表达能力，作家就是要写生活中人们说不清的东西，作家的思想反映在对生活的独特的体验上。”②很明显，作家把“真实”看得高于一切，这“真实”不再是任何的抽象物，而是具体的存在，是感知了的、体验过的生存之实。“实”成为“真”的前提，由实而真，这是“新写实”最根本的叙事支点，因而也是它在“真实”形态上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在这里，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幻想很难找到立足之地，即使那曾经是很神圣的理想，在琐碎而具体的生存本相面前也黯然失色了。作家在文学中不再是一个启蒙者、教导者，不再是一个精神导师，而成为存在的观察者、体验者、叙事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写实”真正体现了叙事，真正实现了写实，表现了一种确证此岸实在的艺术精神。多少年来，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落，文学经历了太多的失落，这也许都是希望得太多、理想得太多，尽管这希望和理想看起来是那样神圣和美好。所以“文学应当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在对这个处境的刻骨的体察中，人们不再祈灵于什么，因此而免于跌进虚妄的失落。”③“不然，当我们错看了生活的时候，还以为是生活欺骗了我们自己。”④为了不再跌进虚妄的失落，为了不再自己欺骗自己，唯有回到经验，回到切身的生存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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