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阿Q“精神胜利法”

试论阿Q“精神胜利法”

试论阿Ｑ“精神胜利法”

鲁迅在《阿Q正传》[1]中以巨大的艺术功力，倾其心血，精心创作了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阿Q。这个形象内涵丰富，影响中外。
阿Q生活在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他是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流浪雇农。可以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没有固定的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阿Q没有老婆和孩子，甚至连姓氏也失掉了，他政治上受压迫、经济受剥削、贫无立锥之地，但他在精神上总是胜利者。他不正视现实，把痛苦当成快乐，把失败说成胜利，自解自慰，以求得自满自足，这样就形成了阿Q性格中最主要的特征——“精神胜利法”。
一、“精神胜利法”的涵义
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用虚幻的精神胜利来掩饰或代替事实上的失败。这是一种病态心理，主要症状是夸耀过去、幻想未来、盲目的妄自尊大、欺弱怕强、自轻自贱、麻木健忘等。阿Q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动态演变过程：自尊—自欺—自轻—自虐—忘却（麻木）。在这过程中，融进了鲁迅对中国历史以及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更融进了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
开始，阿Q很“自尊”，他忌讳别人提他头上生癞疮疤。碰到“犯讳”时，他便“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结果，屡遭失败。当实力较量失败后，只得改换策略，变为“怒目而视”，想以此补救实力较量中的失败。当“怒目主义”又遭对手回敬时，他只好以自欺欺人的自骄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你还不配！”然而，对手连这个也不允许，阿Q“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他又成了事实上的失败者。这时，他无师自通地给自己找“胜利”的借口——“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至此由外在的行为转向纯粹的“精神”实质。但是，这种“腹诽”的方式立即又被对手察觉，并且因此又招来更大的侮辱。阿Q不得不公开承认欺凌者行为的合理性，承认别人打自己是“人打畜生”。这时，他又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这样他又转败为胜了。这种以“自虐”为特征的“精神胜利法”，再发展一步便是“忘却”了，“忘却”成了阿Q赖于生存的法宝。鲁迅就这样在淡淡的讽刺中一步步殿示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发展过程。准确地说，“精神胜利法”是阿Q对屈辱的健忘和向更弱者泄愤。以致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处境和地位，从而安于自己屈辱的奴隶生活和命运。
二、“精神胜利法”的特征
1、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失败主义思潮的集中表现，具有民族的历史积淀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马克思、恩格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成》中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农民没有任何地位，统治阶级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统治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一套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体系，毒害着，禁锢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就像鲁迅在《春末闲谈》[3]中所讲的“细腰蜂”的毒针一样。统治阶级欺骗群众麻痹群众，使之安于命运，服服贴贴地受他们统治，宰割。迫使人们思想麻木，落后，灌于心的只有“君权神授”、“三钢五常”、“男女之大防”。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也当成“通例”，认为理应如此。
这反映在阿Q身上，就呈现这种情景：当理应受到包括阿Q在内的穷苦人欢迎的辛亥革命正在兴起时，阿Q以为“革命便是^造**，^造**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深恶而痛绝之”，但为了解决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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