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的国企改革工作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解决历史包袱，包括人员、债务和企业办社会等各方面的负担。第二，为企业进入市场创造了外部环境，包括推进政企分开，建立社保机制等。第三，积极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这三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经过几年的改革以后，国有企业的改革仍然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国企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为什么这样说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们当前的体制环境作了三点概括：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这就意味着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已占到主体地位，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和对企业的控制日渐减弱；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基本确立，政府已不可能为国有企业再创造一个特殊的政策环境，大家只能是平等竞争。三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形成，市场竞争由国内拓展到国际，这些深层次的变化是在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进行的。国有企业外部的体制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逼迫国企改革也要与时俱进，打好最后的攻坚战。
二、 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的内容及其关联
党的“十五大”以来，国企改革工作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思路，采取多种形式引导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明确要求。以现代产权制度的新观念、新要求、新规范，重新审视、评价国企改革的得与失，是十分必要而又急迫的事情。究其原因，一是新的产权理论还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有些同志还拿着过时的“老黄历”当理说；二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很不规范，而中小企业的改革在产权结构及处置方面还存在若干不当之处。鉴于党中央提出现代产权制度对加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优化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和市场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结合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作进行深入专题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一）、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容
现代企业制度是当代通行的企业体制规范。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个字。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权的性质及其归属必须清晰；二是要从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和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上实现权责明确；三是政府要转变职能，不再直接管理和插手企业事务；四是企业要通过对其自身的经营活动实施科学的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
从当时的情况看，党中央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十六字标准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因为只有国有企业才会有“政企分开”之说。
（二）、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内容
现代产权制度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其归纳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十六个字，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归属清晰”不再单指狭义的所有权归属清晰，即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产权清晰”，而是指广义所有权中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明确，并为相关法律法规所认定。二是产权具体实现过程中各相关主体权利到位、责任落实，即“权责明确”。明确规定产权主体对财产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及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三是维护产权关系上要“保护严格”。产权关系需要通过法律使其制度化，建立具有强制力的约束规则。各种性质、各种形式的产权一律受法律的严格保护。四是财产权利配置上要“流转顺畅”，保证产权主体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配置其权利，依法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有效运营。
（三）、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的异同及相互联系
⒈前者仅仅是一种企业制度，包括企业生存过程中的产权活动和经营管理的全部内容；后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规范产权的法律制度和体制规定的总称，仅包括与产权活动相关的内容。
⒉前者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与后者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所涵盖的意义大致相同，但后者在范围上有所拓展。同时，后者又增加了产权的保护和流动等方面的内容。
二者联系可概括为现代产权制度决定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
三、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重大意义
（一）、现代产权制度是建立高效经济制度的原动力
我们知道，政府改革职能、政府权力归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处理不当，容易出现“产权残缺”。产权何以能得到保护和实施？惟一现实的办法是由国家加以保护和强制性实施。由此，产权离开了国家的暴力和垄断组织便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但是，国家的引入却又非常容易导致政权侵犯产权，从而造成“所有权残缺”。产权既离不开政权同时却又易受政府伤害是所谓的“所有权悖论”（周其仁，1994）。“所有权悖论”的一个恶性例证，就是诺斯一再援引的无法无天的王权统治下的西班牙，由于王权对产权的侵权，导致横征暴敛和连续的破产，经济长期萧条。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看，政府一直在朝着保护产权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国有企业经历了厂长责任制、承包制后，终于在1990年代进入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新的改革境界，并大力实施治理结构的变革。中国的私有企业在经历了“戴红帽子”的历史后，在1990年代后期终于羞答答地摘去了红帽子，还私企的本来面目。直至如今，中央文件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并明确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实际上已经为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变革与发展打开了完全的通道。
那么经济制度改革原因和动力何在呢？亦在于竞争的压力。包括中央政府所面临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竞争压力以及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压力。张维迎教授等的^论文用198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历史证明，中国的改革始于分权，分权导致竞争，竞争导致产权的变革（民营化）。这表明竞争的压力是如何导致先进的产权制度被选择的。
产权的到位只能是政权不越位、不错位下的产物。因此，中国的现代产权运动即“民营化”以及相伴随的市场化运动正好是政府管制的不断放松的运动。而这一运动的图式并不仅限于中国，我们亦可以在国际上看到例证。
以美国为例。早在1950年，美国的大经济学家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J.Stigler，1950）就描画过类似的美国版本。在《通过垄断和寡占之路——兼并》一文中，他首先指出，美国的大公司无一例外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然而，尽管在此之前许多产业早已具备了能使旨在垄断的兼并有利可图的条件，兼并运动在美国却长期不得发生，原因在于“现代公司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发展”由于南北战争前就已经存在的一般公司法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发展。或者更直接地说，当时的美国各州之间的竞争，最终在1980年代，导致“新泽西州发起了一场州际竞争，吸引资本到本州创办公司，这场竞争在20多年中几乎消灭了对兼并的所有限制”。与此同时，纽约证券交易所也发展成一个很有效率的工业证券市场，“这些制度上的变化似乎是19世纪最后20年兼并运动发展的直接原因。”（Stigler，1950）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二)由毕业论文网（www.huoyuandh.com）会员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