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言”探析明初的时代特色——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人的地位与形象的变化(二)

从“三言”探析明初的时代特色——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人的地位与形象的变化(二)

    （二）明初以前儒家思想对商人社会形象的影响

    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如孔子，他并不反对“爱财生利”，在《论语•泰伯》中亦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认为国家有道，但是经济不够发达，是不应该的，甚至是可耻的。但在承认取财获利的同时，孔子也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廉贾经商，取利守义”。孔子虽然肯定了人们从商的行为在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但这个范围将商人从商的出发点规限于养家糊口的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上，并不鼓励商人通过商品贸易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儒家思想一直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思想而前进，通过上述的分析，就不难理解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为什么会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保护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和鼎盛期，商人阶级就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成为了社会地位低下，在人们眼中见利忘义、惟利是图的群体。

    因此，受“商贾末流”的影响，在明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甚少出现商人形象的描绘，偶尔有几篇，也多是描写商人群体中的个别商人，表现他们的仁义之德和乐善好施的行为，更着重于教化，而少有对商人经商之道的直接描写。如南宋王明清《摭青杂说》中“盐商义嫁”一篇，以贩盐为职的商四郎于江心救起一遇难少女后，拒绝了当地富家娼门对少女的竞相索买，择良善之人将少女嫁之，且不收对方一文钱的故事，表现盐商的仁义之德。

    二、明初社会经济状况及“三言”中的商人形象

    （一）明初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重农抑商”政策开始有所松动，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对待商人采取“通商”政策，逐渐在各地开放商盐贸易、允许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等，使宋朝的封建商品经济达到繁荣期，商人地位也有所提高，同时也为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打下社会经济和思想上的基础。

    到了明代初期，朱元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社会的秩序，曾部分地抑压地主豪强对农民的压迫，并适当地解除元代匠户的束缚，使其成为一种农户。这种措施直接解放了生产力，大多数的直接生产者都能从事于生产劳动，使明代初年农业生产呈兴旺之貌：“明初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给人足，乐于为农。”（8）

    封建经济的发展反映在当时的农业生产上，首先就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社会对手工制品需求的增加，一部分劳动力从农田中解放，成为手工业者，以致在明代的民间存在大量的独立手工业者和小作坊，广泛地分布于各地的城镇乡村。如《松江府志》云：“庄家行：居民繁稠，布缕充斥。下砂镇：多巧工，精刺绣，称下砂绣。北塘：多产木棉。章练塘：在泖西镇，有刘姓善酿酒，颇为所尚。”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制品的流通需求增加，使明代社会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小商小贩以及作坊主，通过兜转买卖从中获利，增加资本后扩大经营，最后通过雇佣的方式，成为明代中后期的富可敌国的富商大贾。手工业的兴旺发展带动明代手工工场的繁荣，尤其在江南地区，纺织、棉布染整、榨油、制瓷等行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神宗实录》载：“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染房罢而染工散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9）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商业市场逐步扩大，传统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城乡小生产者开始分化，促使社会财富的集中，富商大贾逐渐出现，商人的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大趋势发展而在逐步提高。

    商品经济繁荣促使腰缠万贯、富甲天下的商人出现，商人资本的膨胀促使人们对商人的态度从过去的轻视转变为羡慕。商人喜欢附庸风雅“与贤士大夫倾盖交欢”，往来唱和，而文人大夫也逐渐改变了对商人的不屑态度，出入于繁华都市之中，与商人交往。随着社会对商人态度的转变，商人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文人如李梦阳、李贽祖辈曾经商，著名小说家凌濛初兼营印刷业，商人逐渐融入到文人士大夫的圈子里，社会地位的提高可窥一斑。同时，正是商人和文人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士商交流增加促使文人作品融入了商业气息，形成一种平民世俗化的趋向。

    （二）“三言”中的商人形象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是明代冯梦龙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进行编辑与修订后的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小说有不少描写宋元以及明初商业状况。根据上文分析，宋元至明初时期，社会封建经济处于繁盛期，而商品经济则处于上升阶段。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使社会出现大量手工业者，而手工制品的流通则通过许多白手兴家的小商贩来进行贸易，商人活跃于城镇中，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逐渐走入说话人、文人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三言”中描写的商人，大多就是这种小商小贩，用多年积攒的本钱做些小本生意，活跃于城镇中，成为明初社会变化的一个鲜明特点。

    1. 诚实守信，重义轻利

    《醒世恒言》的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因小人从中挑拨而被继父赶出家门后，他自己置办工具，挑个担子重新做起卖油生意。在文中有说到：“那油坊里认得朱小官是个老实好人，况且小小年纪，当初坐店，今朝挑担上街，都因邢伙计挑拨他出来，心中甚是不平。有心扶持他，只拣窨清的上好净油与他，签子上又明让他些。朱重得了这些便宜，自己转卖与人，也放些宽，所以他的油比别人分外容易出脱。”

    周围油坊的人知道秦重的遭遇，也深知他老实诚恳的为人，因此大家都特别乐意帮助他。而朱重得了便宜以后，并没有多赚别人的钱而让自己获利更多，而是继续把便宜让给其他人，薄利多销。

    在这里，除了朱重，还有油坊的人，前者是小商贩，后者是作坊主，都属于当时的商人群体。朱重在日常接触中表现出的诚实守信的性格打动周围的油坊主，使大家都想帮助他，在各种细微的地方让利朱重。这里既体现了商人中尊重诚实守信的人，也表现出商人之间并不是惟利是图甚至落井下石的冷漠之人，而都有重义轻利，互帮互助的热心肠。

    朱重娶了美娘后，“慢慢的买房置产，整顿家当。……不上一年，把家业挣得花锦般相似，驱奴使婢，甚有气象。”朱重没有一心敛财，忘记上天恩德，而是“感谢天地神明保佑之德，发心于各寺庙喜舍合殿油烛一套，供琉璃灯油三个月；斋戒沐浴，亲往拈香礼拜。”正是朱重经商致富后，仍不忘行善积德，因此就在亲往礼拜的天竺寺里重遇离家多年的父亲。

    这段插曲作为《卖油郎独占花魁》的结尾，让朱重重义轻利的形象再添乐善好施的一笔，让所有的事情都有了完美的结局，同时也强调了商人创业时期就该诚实守信，在生意上了轨道后，更应取财有道、乐善好施、知恩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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