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2月，年仅24岁的张嘉璈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一职。之后，凭着卓著的业绩，张嘉璈又升任中国银行副总裁、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长达2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臻力于中国银行的改革，实施了许多在当时银行业属于领先的革新措施。中国银行在旧中国各华商银行中一直处于显赫的地位，也正是与张嘉璈的努力分不开的。张嘉璈是中国银行早期经营与发展中最重要的决策者。1928年，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在总经理张嘉璈的领导下开始进行专业化改组。为了学习国外银行办理汇兑业务的经验，张嘉璈和随员赴欧美各国进行考察学习，并联系代理银行，筹设中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中国银行的外汇相关业务不断被拓展，于1930年成立了专司其责的国外汇兑部，迈出了专业化改组中关键的一步。但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银行的专业化发展之路并不顺畅。由于国民政府急于建立垄断金融体系，排挤代表商股利益的总经理张嘉璈，他被迫于1935年辞职,中国银行也没有在他的任职期内最终完成专业化改组。但张嘉璈对于中国银行专业化改组的努力奠定了中行作为国际汇兑银行的基础。
关键词 张嘉璈 中国银行 贡献 专业化
目录
内容摘要1
关键词 张嘉璈 中国银行 贡献 专业化1
一、张嘉璈人物简介2
二、中国银行的发展3
三、张嘉璈对中国银行的专业化改组4
（一）、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4
（二）、张嘉璈对欧美各国银行制度的考察6
（三）、中国银行外汇业务的拓展和国外部的设立7
四、张嘉璈对中国银行的贡献11
第一、 树立信誉第一的思想11
第二、改革人事制度12
第三，改革会计制度13
第四、改革柜面服务13
第五、重视调查研究工作14
张嘉璈与中国银行
银行是自中国五口通商后，自西方引进的近代金融组织。清末民国以来，中国先后成立数以百计的银行，中国银行的历史可溯自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户部银行的成立，是中国自办银行的第二家，仅次于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成立）。光绪三十四年，改名为大清银行。民国成立后，改组为中国银行，先后为国家银行及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至民国二十四年，其发行占全国发行总额的1/3，存款占全国存款总额的1/4。中国银行的成长，适与中国银行业同步发展。当代研究企业管理的学者大多认为，领袖人物在转型时期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张嘉璈自民初即长期任职于中行，且位居领导者的地位，是位享誉国际的中国银行家及财经学者。
一、张嘉璈人物简介
自1897年中国创办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以来，新式银行不断涌现，并产生了中国近代金融资产阶级，他们在新的时代潮流中成长为中国首批银行家，并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嘉璈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
张嘉璈，字公权，江苏省宝山县人，1889年11月13日生，幼时住在嘉定县，受私塾教育，13岁在上海“广方言馆”学习法文。15岁中秀才，17岁考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不久得到友人的资助进入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和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期间，他研究了明治维新后日本财政、币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希望回国后在财政、金融上有所作为。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立宪维新领袖梁启超。1909年，张嘉璈毕业回国，在北京帮助《国民公报》翻译路透社电讯，先后任《国民公报》编辑和邮传部《交通官报》总编辑。1911年9月离京赴沪，与友人诸青来等发起筹组国民协进会。民国成立后，先后在民主党、进步党活动中，又当过浙江都督府秘书，往来北京、上海、杭州之间。1913年12月底回上海，经梁启超推荐，张嘉璈担任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从此开始了他长达33年的金融生涯。他就职后，运用自己所学到的资本主义银行学知识，为中国建立新式银行制度付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很大成绩。
二、中国银行的发展
1912年1月3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由吴鼎昌、叶揆初、宋汉章等发起成立的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即备文呈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将“大清银行改设中国银行”，办法是：将大清银行停业清理，原有官股500万两备抵战时损失及滥帐；房屋、生财统归中国银行接受应用；原有500万两承认为中国银行股份；另再招新商股500万两。这样，新政府的中央银行不费太大周折即可成立，而原有商股亦可不受损失。1月24日财政总长陈锦涛批示：“所请将大清银行该为中国银行，添招商股500万两.….…大致尚属妥协，着即准行”。随即派定吴鼎昌、薛仙舟为正副监督，会同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代表捉着手筹备，2月5日中国银行即在上海汉口路3号大清银行旧址开始营业。
4月1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另在北京设立中国银行筹备处，8月正式营业。1913年4月北洋政府财政部拟订了《中国银行则例》三十条，规定中国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为银元六千万元，官股商股各半，由北洋政府先交所认股额三分之一即开始营业（实际所缴股本只有293万元）。原已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银行遂改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原为项蓝生，1913年调升总行副总裁，经理一职遂由副经理宋汉章升任，所以副经理职务则由总行总裁汤觉顿物色张嘉璈担任。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居于全行重要地位，一直是策应总行和各行的枢纽。1925年中国银行存款10530万元，放款8790万元，总换券发行3850万元。由于中国银行分支机构较多，遍及二十二省区，因而汇兑业务发达是别的银行所不能企及的。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约》，在中国银行受托收回旧币、改铸新，有了大宗银币来源，可在市场上吸纳。同时利用中国银行代收税款的便利，鼓励缴税单位在中国银行开立支票户以及协助客户寻觅投资途径等，多方开拓经营，业务遂逐渐扩充。张嘉璈进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后，改进了银行业务，对旧职员进行新式银行知识的培训，是适应金融事业发展的需要。
张嘉璈任职于中国银行期间，是该行业务发展得最快、实力最为雄厚的时期。而银行各项业务的发展，集中而精深地体现了他的经营理念。自1913年12月任职以来，张嘉璈凭着卓越的业绩，升任为中国银行副总裁、总经理，支持日常工作长达2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臻力于中国银行的改革，实施了许多在当时银行业属于领先的革新措施。中国银行在旧中国各华商银行中一直处于显赫的地位，也正是与张嘉璈的努力分不开的。
1928年，中国银行改组为专业的国际汇兑银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改总裁制为总经理制，张嘉璈被选为总经理，着手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领导中国银行向专业的国际汇兑银行的方向发展。在中国银行进行专业化改组的过程中，张嘉璈作为中国银行的主要经营者与管理者，积极推动中国银行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在张嘉璈领导与管理中国银行期间，中国银行在各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具有专业化倾向的措施，尤其是在商业化、市场化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提高了中国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三、张嘉璈对中国银行的专业化改组
（一）、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
清末民初之际，我国的外汇业务一直被外国银行操纵。中国银行作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在成立后不久即筹划开办外汇业务，并拟在设立国外通汇点后，由中行直接向外国代理店付款，以逐渐打破外国银行垄断外汇业务的局面。如此，汇价“由本行直接按伦敦大行市而定，自无外国行悬牌抬价之弊，复可节省行佣，诚于本行营业及政府支出均有利益。”1915年7月24日，财政部批准中国银行先由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东五处分行试办国外汇兑业务，并“借材异地”以培训行员。张嘉璈与陈光甫等人都曾到德国人耿爱德处学习过外汇业务。但中国银行筹办国外汇兑之后,业务开展情况并不理想。如上海分行,早期经营的外汇业务为数极微,范围也不广。大宗外汇交易及进出口贸易的结算,仍操于外商银行之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中国银行各分行开始拓展外汇业务,与欧、美、日各国著名银行签订代理合约,并派出人员至代理行进行实习,回国后主管各分行的外汇业务。就办理外汇业务的情况而言,各分行侧重不同:上海分行以买卖汇票、办理进口押汇为大宗;天津、青岛两分行以办理出口押汇为大宗;厦门分行以办理华侨汇款为大宗;香港支行改设为分行后“, 专办国外汇兑”,业务以买卖外汇及大条银为大宗,以套汇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就整个北洋时期中国银行的外汇业务情况来看,虽然开展了一些具体的业务,与国外的一些大银行也有了业务往来,但与外商银行相比,就业务范畴和业务量来看,仍处于次要的地位。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汇兑交易、华侨汇款等,多经由外商银行结算。另有一些商办银行也开办了外汇业务,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广东银行等,但其业务量在进出口汇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微乎其微的。
北伐战争开始后,随着军事方面的节节胜利,革命军于1924 年8 月和1926 年12 月分别在广州和汉口建立了中央银行。这两家中央银行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筹集军费而发行钞票,先后发生了纸币信用风潮,无法真正地履行起中央银行的职责。1927 年4 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加强政府对于财政经济的统治,准备另行组建一家中央银行。当时,国民政府希望能在短期内建立起国家银行并显现功效,因而,莫如由历史悠久而又博得民众信任的中国银行直接改组为中央银行最为便捷。
当时,中国银行是华商银行中最具实力的一家银行,有着十几年履行国家中央银行职能的经验,社会信誉度很高。就经营与管理方面而言,中国银行的实际当家人是时任副总裁的张嘉璈。张嘉璈因与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在1916 年的停兑令风潮中,共同抗拒北洋政府的命令而声名鹊起,后由财政部长梁启超引荐就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他任职副总裁后,着手对中国银行进行体制和业务等各方面的改革,拟定新的业务要点,修正中国银行
则例,成立股东总会和董监事会,使中国银行在经营与管理方面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不受政局更迭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有将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之议后,财政部长宋子文就此议与张嘉璈相商,且要求政府股份在新的中央银行中必须多于商股。而通过北洋时期的停兑令事件,张嘉璈已深刻地感觉到,中国银行要取得大发展,必须取得独立的地位,按照市场规律来发展银行的各项业务,而不为政府所左右,成为政府的筹款之源。他认为,“中国银行”这个名字早已深入民心,一旦改名,必致引起普通民众的疑虑,削弱人民对中行的信任。如政府所持股份超过商股,银行的人事必随财政首长的进退而更迭,“不啻打消十余年奋斗所求银行独立之目标”,且中国银行原有的基础将被摧毁无余。因此,张嘉璈对此议婉予拒绝,建议另行组建新的中央银行,统由政府拨款,将中国银行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将交通银行改组为“特许发展全国实业银行”,两行业务分别趋向专业化,与中央银行分工合作。
1928 年10 月,国民政府公布了新的《中国银行条例》共24 条,申明中国银行将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依照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例进行组织,股本总额定为2 500万元,政府认股20 %。该行的总管理处将由北京迁往上海,受政府委托代理发行海外公债并经理还本付息事宜,经理政府存在国外的各项公款及收付事宜,发展并扶助海外贸易事项等。同年11 月,中国银行在沪召开临时股东总会,讨论通过依照新条例修改而成的《中国银行章程》,将原有的总裁制改为总经理制,由总经理负责处理全行事务。在随后召开的董事、监察人联席会议上,已当选常务董事的张嘉璈被推选为总经理,领导中国银行走向专业化发展之路。他乐观的认为,中央银行已经成立,可以负责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收支事宜,中国银行“自可集中心力于社会金融之服务与国民经济之改进”，前景一片光明。
（二）、张嘉璈对欧美各国银行制度的考察
中国银行在改组为专业银行后,需要学习国外银行办理汇兑业务的经验,并联系国外代理机构及设置海外分支机构,以拓展相关业务。总经理张嘉璈致力于将中国银行办成一家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银行,不仅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而且有足够的实力与外商银行相抗衡。因而,他决定出国考察,并将依据考察所得对中国银行的机构和业务进行锐意改革。张嘉璈于1929 年5 月27 日起程,赴欧美及日本考察各国金融制度与银行管理,并计划在伦敦及大阪两处设立机构,及向各地接洽海外代理店。张嘉璈出访后,中行总经理一职由常务董事李铭代理,直至他回国。张嘉璈及随行人员的这次出国考察,历时10 个月之久,走访了苏、法、德、英、美等18国,收获颇丰,对于中国银行的前途关系很大。
1929 年6 月初,张嘉璈先抵达了前苏联首都莫斯科,参观中央银行、经济计划局、合作农场等,“对于共产经济制度略知大概”,随后转往北欧各国。7 月,他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商会第五届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中国财政经济概况和与各国合作的意向,为中国银行在国际上扩大了影响 。8 月初,张嘉璈到达英国伦敦,往访英国财政大臣史诺登( Philip Snowden) 和英格兰银行总裁诺尔曼(Mon2tague Norman) ,洽商在伦敦设立中国银行的机构,以便利两国间的贸易与资金流通,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并随即电嘱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经理卞福孙赴伦敦负责筹备工作。
9 月初,张嘉璈往访伦敦五大商业银行,并约定其为中国银行的国外代理行。9 月底至10 月初,他走访荷、比、法诸国首都,并赴瑞士、奥地利、捷克、波兰等国,接洽通汇银行。1930 年1 月,张嘉璈离英赴美考察。2 月底,张嘉璈到达日本,筹划设立大阪分行,并在神户设立办事处,得到日本大藏省的许可。3 月15 日,张嘉璈回到国内。此行中,张嘉璈共洽定了欧、加通汇银行11家,英、美代理行17 家,都是当地信誉卓著的大银行,为中国银行开展国际汇兑业务组建了一定规模的网络。是年底,中国银行已有国外通汇行62 家,特约代理行96 家,遍及43 个国家 。可见中国银行外汇业务发展之快。
（三）、中国银行外汇业务的拓展和国外部的设立
中国银行在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后,开始总结以往经验并确立新的营业方针,回顾过去17 年的历史,总结出三大“觉悟”,即发行银行不可不求业务上的独立;各地分行应保持相当的独立;营业方针不可不侧重于商业方面。加以新的中央银行已经成立,中国银行的营业方针必须尽快地转移到商业方面来“, 本行今后业务之方策,当以服务公众,改进国民生活为前提” ,并在1929 年3 月召开的行务总会上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实行措施。在旅欧期间,张嘉璈致信中行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诒与常务董事宋汉章,叙述见闻,谓“伦敦各银行竞争之烈,生意之迁就,对待主顾之勤恳,令人惊叹”,并认为中国银行已改为汇兑银行“, 不能不表示
确从(国外) 汇兑方面入手,以维本行之特权” 。此前,中国银行的外汇业务虽然已经开展,但距离达到专业的国际汇兑银行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为适应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需要,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参照各国银行的最新组织体系,开始进行改组。这对于中国银行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组织机构改革共有二次。第一次大规模改组是从1929 年4 月开始的,根据同月董事会制定的并由行务总会通过的《中国银行组织大纲》进行,总管理处改组为“两部两室”的体制,即业务部、总务部、总账室和经济研究室。此次总处机构调整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国库和发行业务因将集中于中央银行,撤销了原来“五总制”时的总司库和总司券,这标志着中国银行业务重心的转移。二是专门设立了经济研究室,加强了对于国内外各地财经、金融状况的调研工作。张嘉璈由欧美考察回国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改组,最终形成以业务管理室为主体的“二总四室”的纯管理型体制,包括业务管理室、总账室、人事室、检查室、经济研究室和秘书室六个管理单位。与总管理处的改革相配套, 中国银行还在1930 年至1935 年间分别成立了三个与上海分行并列的营业单位,即1930 年成立的国外部、1931年成立的信托部和1935 年成立的储蓄部,而以国外部的成立最为重要。
在转移业务方向、积极开展外汇业务的同时,中国银行亦注重外汇资金的筹措与营运。为适应发展国外汇兑业务的需要,参照各国国际汇兑银行施行的将国内外业务完全划分开管理的办法,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决定成立国外汇兑部,统筹负责国内各大都市的分支行所需的外汇周转资金。因国外部不能在国外代理行一一存放款项,抑耗利息,故决定以伦敦经理处为全行外汇资金集中调拨的枢纽,调剂各分支行所需外汇资金的盈虚及代理行存款余额的增减。
经过周密而细致的筹划与准备,中国银行于1930 年7 月1 日正式成立了国外部,负责管理相关业务,并由国外部通函各分支行,以前“所有沪行及各分支行已办国外汇兑业务,皆划归本部办理。一切账目直隶本部,与总行及分支行普通营业账目完全划分”,各分行不再经营外汇的柜面业务。如南京分行委托上海分行代购进的外币或原由上海分行负责转账后托国外代理店汇解的款项均移归国外部办理。国外部的职责为掌管全行国外业务;审定国内外国外业务、代理契约;推设国外业务机关及代理店;管理及调拨全行国外业务基金;管理及稽核全行国外业务账表等等。该部经理由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诒兼任,下设业务课、管理课及会计课,上海分行国外汇兑股人员全部调往工作,资本金由上海分行就所存的国外资金及债票中拨出合规元500 万两的外币充之,利率由国外部与上海分行另行商定。在业务管理上,“分支行与国外部款项往来之办法,暨一切外汇收付函电,应以外字编号,迳致国外部”；各分支行与国外部的规元、银元二种账目往来“均经由沪行转账”，,并在报单上注明“国外部款项”的字样。同时,中行经理的外币公债还本付息事宜也划由国外部办理。国外部的管理章则、业务手续均由张嘉璈在德国聘请的汇兑专家罗德瓦尔德编订,并由其组织各分行办理外汇业务的人员到总部受训实习。在账务方面,国外部的会计完全独立,每届决算期由总处并入全行的损益账中。中国银行各分支行以外币存入国外部,由国外部照市价给息。
综而观之,国外部的设立,在当时国内银行界属于首创,规章制度完整,人员齐备,为后来经营外汇业务的同业所仿效。同时,中国银行国外部的正式成立及运营达到了张嘉璈欲“建立一足以与欧美银行抗衡之国外汇兑部”的目的,也实现了中国银行向专业化迈进的关键的一步。国外部成立当年就有盈余, 未曾亏损过。1935 年盈余40 万元,1936 年盈余46 万余元，仅次于上海和香港两家分行。（四）、张嘉璈的经营理念与中国银行专业化发展之路
20 世纪30 年代前期,我国的对外贸易陷入低谷状态。我国当时的对外贸易历年来都是入超。1931 年入超额达8116 亿元, 为当年净出口额14117 亿元的57159 %。1932 年时,东北沦陷,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 进口额比上年减少26178 % ,出口额减少4518 % ,入超额增为8167 亿元,居然比当年的净出口额高出一亿元。1933 年和1934 年则水旱灾不断,内战不止,白银因美国提高国际银价而大量外流,进口额减少大于出口额的减少,严重的入超现象才有所缓和。1935年后,国内外的经济状况才逐渐有所好转。
中国银行的专业化发展之路在改组后的短时期内呈现出一派大有发展的态势。由于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经济萧条,国际贸易减退,我国的外汇业务难以有长足的发展,中国银行的专业化发展之路亦极为坎坷,业务方针也被不断修改。中国银行认为,国际汇兑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极为密切,故“欲谋国际贸易之盛兴,必先谋国外汇兑之如何可以脱离外人掌握。”中国银行已确立了新的业务重心,解除了金库任务,必“趋重国内外汇兑,并于工商事业力谋合作,经理海外国债,发展国外业务”。总经理张嘉璈在分析了1931 年和1932 年的国际收支逆差情况不断恶化的情况后,开始思考从哪些方面增加中国银行的外汇来源。根据他的设想,中国银行于1932 年3 月底修改了业务方针。张嘉璈提出:“外汇业务非仅为招徕外汇,必须从根本做起,即必须增加外汇之来源”,鼎力支持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发展。其方法有四:一是努力吸收侨汇;二是提倡国货工业,减少洋货进口;三是改进农业生产,减少外国农产品的输入,同时增加国内农产品的输出;四是改进铁道交通,便利农业运输,不特使本国各地有无相通,且减轻农产品运费,亦即降低农产品出口的成本,提高利润。此后,中国银行一面尽力扶助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一面努力吸收包括侨汇在内的各种外汇资金,增加本行的外汇储备。
总的来看,张嘉璈任职于中行期间领导进行的专业化改组和中行的外汇业务均有长足发展,中国银行初具专业国际汇兑银行的形态,其努力功不可没。全行的国外汇兑业务总量1932 年时仅为1183 亿元,而1933 年和1934 年则分别高达9156亿元和9189 亿元 。中国银行不仅开设了国外分支机构,建立了国外通汇网络,还成立了管理国外汇兑业务的专门机构,注重国内与国外业务的相结合来发展外汇业务,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当对外贸易陷于低潮时,张嘉璈领导中国银行及时修改业务方针,扶助国内工商业发展,吸收侨汇,体现了经营方针的灵活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银行的专业化改组过程也存在着很多不如人意之处,这突出地体现在中行无法完全行使专业化职能上。张嘉璈关于中交两行专业化的设想源自当时日本的银行制度,试图建立起中央银行、国际汇兑银行与发展实业银行这样一个分工互助的银行体系。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仓促组建的中央银行实力极为薄弱,无法完全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责任。中交两行作为曾为北洋政府国家银行且实力最为雄厚的两家华商银行,分别进行专业化改组后,与中央银行在业务上有着诸多交叉。加以20 世纪30 年代国内外经济形势恶劣,三行的职能并未完全划分开。中交两行的条例仍规定其享有发行权,拥有国库收支、政府垫款及公债发行等特许业务;而中央银行也经营外汇相关业务和保留促进实业发展的职能。就外汇
业务而言,国民政府于1930 年将各项外债及庚子赔款的偿付事宜都划归中央银行关金汇兑科经理;每年的经付款项达520 万英镑。1932 年8 月,中央银行又将关金汇兑科改为汇兑局,经营—切外汇业务。再如改组之初,中交两行曾向财政当局承诺支持政府的公债政策。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与国库券悉由财政部先令中中交三行垫款,然后将债券交三行陆续出售后归垫。而三行中以中行的实力最为雄厚, 往往承垫额占三行的六成左右 。这样,中中交三行的所谓专业化经营实际上并不存在,中国银行只好坚持不懈地走自己开拓外汇业务的道路。
除领导专业化改组外,张嘉璈的经营理念和作风也深深地影响着中行的发展。在任职中行的主要领导人期间,他着重强调“注重信用”与“服务公众”,以达到增加收益与追求利润的目的。自1928年的专业化改组开始后,以张嘉璈为首的代表商股利益的董事会掌握着中国银行的领导权。尤其是张嘉璈,其金融思想与经营理念直接主导着中国银行的专业化改组。中国银行外汇业务的大力开展与张嘉璈的努力和筹划密切相关,也是改组后市场化运作的主要体现。但是,中国银行这种“独立”的倾向与国民政府企图垄断金融的意图格格不入。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就试图逐步建立国家控制下的金融垄断体系。借1935 年初通货紧缩、经济困窘之机,国民政府即密谋通过控股和人事调动的办法“, 使(中中交)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达到其完全控制中交两行,建立垄断金融体系的目的。对中行而言,要将张嘉璈等人彻底排挤出去,清除“不听命”的障碍,才能利用中行与交行的财力,任意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因此,瓦解以张嘉璈为首的中行领导集团,并将其彻底排挤出中行,成为国民政府完全控制中国银行的先决条件。同年3 月,张嘉璈被迫辞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职务,中行被迫再次增资改组,成为国民政府垄断金融系统中的一员。
上世纪70 年代,旅居美国的张嘉璈接受访问,有人问及当年离开中行的原因所在时,他回答到因“财政当局要拿银行当国库,我却以为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这一点意见不合,所以造成了我离开中国银行的最大原因” 。张嘉璈在中国银行前后任职达23 年之久,对于中国银行的成长与发展倾尽心血。他追求金融事业的理想是他建议将中国银行进行改组并朝专业化发展的唯一动因。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张嘉璈力求领导中国银行在新定位下不受外界干扰地进行改组与发展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是中国银行的专业化改组在他任职期内没有最终成功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张嘉璈对于中国银行专业化的努力,构建了中行作为国际汇兑银行的基础“, 为金融界已建立一近代化之金融组织”,也奠定了今天中国银行的根基。
四、张嘉璈对中国银行的贡献
张嘉璈对中国银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树立信誉第一的思想
张嘉璈在中国银行期间，始终把银行的信誉放在首位。他多次告诫部下，信誉关系到银行的衰荣，因此不能不慎重对待。在他上任不久，便发生了“停兑令事情”，此事不仅关系到中国银行的信誉也影响到张嘉璈日后的一生。
1916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被迫撤消帝制，但为了保持其统治地位，准备以武力镇压西南方面的反抗势力，为此急需筹措军饷。然而当时北洋政府的财政[颇感危机，已近入不敷出。针对这种情况，袁世凯的幕僚梁士诒提出，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的现金库存一千万元挪作急需垫款，并建议发行一种兑现钞票。风声传出，京、津人心动摇，争向两行挤兑，北洋政府极为恐慌；该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出停兑令，采取钞票停兑、存款止付措施。
在接到北京总行转来的停兑令后，上海交通银行于次日登报公告遵令停兑令，其钞票在上海市面已不通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送汉章与张嘉璈两人经商议后认为，如果遵令执行，则中国银行势必信誉扫地，同时中国整个金融体系亦将崩溃。于是，两人决心不顾个人安危。断然拒受北洋政府停兑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依然照样钞票兑换、存款付现。执行当日是星期六下午，分行决定破例对外营业，次日为星期日有破例营业，并派16人专兑钞票，兑现人前门进后门出，秩序良好。同时，张嘉璈等人又委托洋商银行及南北市钱庄悬牌代兑以减轻拥挤，安定人心。在上海各界大力支持下，5月19日挤兑风潮平息。上海中国银行共兑出160余万银元，存款提现100余万银元。从此，上海中国银行的信誉深入人心，宋汉章、张嘉璈也被世人誉为“不屈服北洋政府”和“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张嘉璈本人因在这次时间中所表现出的卓识与办事能力，使他的个人声望日益提高，不久调升为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
张嘉璈升任之后，逐步建立起钞票发行准备公开制，由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钱庄、政府部代表组成检查委员会，每月检查一次，检查结果登报公告。使中国银行兴誉愈来愈深入人心。钞票发行量不断上升。由1914年的1640万元增加到1928年的17230万元，增幅达十倍以上。
第二、改革人事制度
原中国银行使用工作人员，都用同乡、同学、亲戚或有关方面推荐。张嘉璈一改旧规，采用比较公正、科学的考试制度，招收有学历、有工作经验和能力的人才。
每届学校学生毕业前，中国银行邀请著名大学、中学在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优秀学生来中国银行考试。考试分笔试，测验书本知识和写作能力；口试，测验口才和常识。考试合格后试用。在试用期间考察办事能力和品德修养，然后正式采用。大学毕业的任用办事员，高中毕业的为练习生，在银行各部门实习三个月以便熟悉全行业务，并鼓励他们业余继续到夜大学进修，提高文化业务水平。经过考察如发现人才，即予提拔重用，如做过练习生的程慕灏因其能力强被逐步提升培养为副总秘书赴外稽核。樊正枢提升为国外部副经理，张立韦提升为总管理处检查室副稽核，办事员贝祖诒由总行总帐室提升为广州中国银行会计主任、营业主任、营业主任，香港中国银行开业后，调充香港中国银行筹备人，后任经理，开拓中国银行业务成绩斐然。可是在行员中如发现贪污、吸鸦片立即开除。如对顾客态度粗暴、得罪顾客经教育仍不改正的亦予以辞退。
厘订行员待遇制度。规定行员工资级别，工资水平高于一般其他行业，工资收入能供行员一般生活需要，此外还有行员年金制度，行院退休恤养制度，规定在中国银行连续工作二十五年以上，年满60岁全薪退休。并建造行员宿舍、幼儿园、子弟小学等等一系列福利措施，因此中国银行行员的文化修养、素质较好，视中国银行为终身职业，安心工作爱行如家，这对中国银行业务的发展和获得国内外信誉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改革会计制度
张嘉璈认为银行是业务、会计、出纳三权分立的统一体，因业务发展原中国银行会计制度愈来愈不适应，必须进行改革，竭力使之完备。总裁张嘉璈责成总帐室主任刘功芸负责改革中国银行会计制度，刘功芸负责改革中国银行会计制度，刘功芸参考外国银行会计制度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经过反复讲座，多次修改，并在上海中国银行试点后完成中国银行会计内规，并于1931年起实行，为加强会计监督，规定各分支行的会计主任由总行任命。但会计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目的则是：（1）对顾客服务讲究效率，不能因为完成会计手续而迟延对顾客的交易与收付；（2）各分行的帐目通过良好的会计制度可以当日结出；（3）总行可以按日得到各分行资产负债余额几累计的损益数字。新建立的会计制度的特点是：（1）采用活页及卡片帐，可以复写和机器记帐；（2）废除兑换帐，外汇收付直接按照原币分户记帐；（3）联行往来用“抄报”、“回报”办法以资核对。
第四、改革柜面服务
中国银行前身是大清银行，也是中央银行，有官商作风。张嘉璈告戒全行行员必须把旧官商作风、习惯统统打倒，他说不论哪一家银行绝对有单靠资本营业的，资本之外全靠存数，存款越多，营业越大获利越多，所以顾客是我们的第二股东，他一再强调为社会服务，要注意存款，注意顾客，注意服务。在张嘉璈经营思想指导下，中国银行各分支机构都十分重视柜面工作，在营业厅都有专人为顾客提供咨询服务，方便顾客，在营业厅里由副经理或襄理负责柜面工作，处理好柜内外一切问题，办事处主任一般都在营业厅里办公以照顾柜面工作，获得顾客和社会的好评。
第五、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张嘉璈主张延揽第一流经济学家担任研究工作，马寅初、唐有壬、卫挺生、王文伯等都担任过该行经济研究室的负责人。该行研究室发行两种期刊、编辑丛书和《银行年鉴》；从事信用调查，发起成立中国征信所，接受咨询；还编写以总经理名义发表的《年度报告书》即著名的中国银行营业报告，共遍了七年，很具有权威性，所用的统计数字和翔实内容都是当时一般刊物上的文章所不能比拟的。至今仍为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被学术界重视和利用。张嘉璈自己在繁忙工作之余，还常常为《时事新报》写社论，这在银行家中是罕见的。
1935年前的张嘉璈，称的上是一为致力于近代化银行建设的著名银行家。他有一套经营银行的思想、办法，而这一套设想并不是空想，而是都能符合实际情况，因而取得经营管理的成功，使中国银行在1935年前成为规模最大、业务最发达的本国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