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秦代货币出土资料的历史探寻
二、《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的探讨
三、总结
四、秦始皇统一货币的意义
摘要：本文拟从出土资料所提供的史实和文献资料所记载的情节，对历史的本来面貌进行客观的、批判性的研究和探讨。通过对以前出土资料有关黄金货币所提供的增补资料进行介绍并提出问题。同时介绍铜钱的流通情况，进一步探讨文献资料的准确性，以期接近秦统一货币的历史真象，论述秦始皇统一货币的历史意义。
论秦始皇统一货币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已有种种不同形式的货币(铜钱)在制造和流通了。在华北的黄河流域，下游以齐国和燕国为中心有刀币，中游以三晋、郑、卫诸国为中心有布货，以及华中一带，所谓江淮地区的铜币即蚁鼻钱都在流通。后来，战国的割据局面被秦统一起来，作为始皇帝统一政策一环的货币制度，就是把战国时期的各种货币(铜钱)废除了，只允许秦国的货币一方孔园钱、半两钱在全国流通，于是货币就统一了。当时，作为货币形态的有铜钱(下币)和黄金(上币)。并规定黄金货币以“镒”为单位，在全国范围流通使用。从前，在交易时所用的珠玉、贝壳、银、锡一类物品就不再做交换手段了。有关秦始皇统一货币的问题，可以说是亚洲史上常识中的常识，似乎早已有定论。然而，解放后，由于新中国考古学的发掘成果非常之丰富，从而，对于历来认为不容更动的有关秦的货币统一问题，重新提出质疑，以期还其历史真象。考古学的发掘报告，有力地证实了，半两钱(秦半两)只限于陕西、四川省等地即战国时期秦国的领域内流通一其他地区从未发现过出土资料。在这以前提出的关于秦半两的形态、重量尚待考察的研究结论，和出土资料两相对比，是完全一致的。秦王朝本想把统一货币固定为制度化，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力不从心。质疑也就从这里提起。这些出上资料，不仅对一些史实有力地提供了否定性的佐证，而且，对原文献资料也提供了补充说明。如文献上关于黄金货币的形状、流通范围和流通时间的记载，从来是不清楚的，而现在的出土资料却予以澄清了。
一、关于秦代货币出土资料的历史探寻
（1）黄金
正如大家所熟悉的，解放后新中国丰富多采的发掘报告，将从前文献中了解不到的史实公之于众，并且将文献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予以解决。如战国时期、秦汉时代的货币，是以黄金和铜钱并行流通的。由于提示了有关黄金使用的史实记载，所以，以前对铜钱在认识上的种种矛盾，也就迎刃而解。
在文献里，关干黄金货币也有许多记载，如《管子》说在当时存在珠玉、黄金、刀币(铜货)等三种货币。此外，战国时期及秦汉时代的各种文献也有赐黄金百两等的记载。由此可见，当时已经用黄金作巨大金额的赏赐。但是，在记述当时货币制度推行情况的《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中，只是粗粗地触及到将黄金确定为一定重量的单位来进行管理。而对有关使用的情况则没有详细的叙述。另方面根据有关实物的考证，黄金于汉朝已大量流向国外。再加上黄金的绝对数量不多，而且是埋藏在地下的，又由于黄金的价值昂贵，发现者在处理黄金出土工作时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至今还不能对黄金的实际形态予以具体说明。另外，在研究人员中有这样一部分人，固执地认为黄金只是用千特定阶级的特定人物之间，发挥特殊作用的财物，而否认其流通货币的职能。解放后，由于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文物保管政策，如遇有黄金货币出土资料，则每次必公开发表，迄今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黄金货币，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必要条件。关野雄先生整理了这些出土资料，对黄金货币的使用形态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并写出了《金饼考-一关于战国、秦汉金币考察》一文。关野先生在这篇论文中没有局限于黄金货币本身的探讨，而是利用明(泥)钱作为旁证材料，说明战国、秦、汉时期所流通使用的黄金货币是一斤重的金饼形状，亦即金版的另种形态。这是对当时的货币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出的大胆设想。但是，以后出土的新资料却证实了关野先生的研究有不少地方不完备，也不准确。后来，安志敏先生整理了文化大革命后更新的更丰富的出土资料，并写了《金版与金饼—楚汉金饼及其有关问题》对关野先生的研究作了有意义的修正。这篇论文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整理了出土资料，对金版与金饼的历史形态作了明确的阐述。这是一部卓有见地的成功论述。
以后，又经过冗长的探索过程，在关野、安两位先生的研完中心，介绍了战国、秦、汉时代的黄金货币的梗概和种种问题的焦点。
（2）金版
一般来说，山于刻印文字的缘故，金版也称之为“郢爱”。在版面上纵横刻着“郢爱”，及“陈爱”二字的黄金版是高纯度的黄金货币。版面刻印“郧爱”、“陈爱”的“爱”字，以前都解释为“等”的同义字，最近则把它当作“再”扛解积，即秤量的意思。污、这种出土的金版资料绝大多数都印有一种或几种图章。由于形态和重量不一，其一块(枚)金版的标准值也不清楚。然而，如果根据泥版(铸金版的模型)的情况来推测，则一块金版的标准形态好象一斤应有十六个印型。但是，这种可做正式标准形态的金版模型，由于冶金技术不发达，所铸出的金版形态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再者，如果从十六个印型上取一块金版时，由于割取的方法不相同，则其体积之大小、市量之轻重，也必然参差不齐。因此，从这一事实出发，不难判断当时的“郢爱”和“陈爱”的印型，充其量，不过为金版提供了铸造刻印的条件，以便在交易时金版发挥货币作用。例如，在安徽阜南出土的黄金同时出土的有金版、金饼的碎片以及做衡器用的砖码等。这砖码等衡器，大概是用来称量金版及金版碎片的分量的，以便交换时使用。
金版的出土地方绝大部分是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境内。迄今为止除安徽的合肥、庐江、广德、巢、霍邱、南淳、阜南、六安、临泉，江苏的高淳、句容、江宁、宝应、肝胎、南京、沛、丹扬、江阴，湖北的江陵之外，陕西的西安、咸阳，山东的临淄等地也曾有金版的出土资料。由此观之，作为货币形态的金版是以楚国为中心，而其邻近地区也可以流通。再者，金版使用(流通)的时间是相当长的，“郢爱”的泥版只有战国墓中还没有发现。对照从西汉前期墓中出土的四铢半两钱的这一事实，将不言而喻，从战国时期经秦朝一直到西汉初期金版始终在流通使用。
另个问题是关于金版流通衰退的原因。安志敏先生认为其原因是由于金饼代替了金版。金版从战国时期经西汉前期乃至西汉中期(使用金饼货币之前)，一直在广泛流通。关野先生确认作为金饼货币流通的前提，首先是铜钱代替了金版。在交易过程中使用不满一斤的金版货币的必要性，由便于普及的低额的青铜货币(四铢半两钱)所取代。以前曾为广泛使用的五铢钱也首先废除了。即与安先生的学说截然相反的种种事实，如泥饼、泥版、泥半两等模型曾同时出土的资料，似乎可以证明金饼和金版曾同时并行流通，从而由金饼取代金版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再者，关于关野氏的主张，如略加分析亦不难辨明历史真象。说起来，道理很简单，流通价值有天壤之别的黄金和铜钱，怎能以等同地位互相取代？如果说取代的话，应以流通价值十分接近的形态来取代，这样才合乎逻辑，这样才不至背离历史真象。到了汉武帝时期，曾铸造一种和金饼十分相似，重量只一两的小金饼供给流通使用。而金版就由于这种小饼的问世而被淘汰了。以这种观点解释金版的衰落原因，是比较准确的。
（3）金饼
金饼也是以高纯度的黄金为原料铸造成园形状的金块，这种园形状的金饼货币分为大小两种，大型的金饼重约二百五十克，小型约十六克，即相当于一斤或一两的重量。除这种金饼之外，汉武帝时还有按马蹄以及所谓麟趾形状铸造的马蹄金和麟趾金的金块货币。河南的郑州，陕西的咸阳、兴平、临渔，山西的太原，河北的满城，广西的合浦等地，续铸造流通的中心也是在战国时期楚国疆域之内。而流通范围之大几乎遍及全国。
关于金饼货流通时间在认识上历来就有分岐。关野先生认为金饼主要是在战国末期到前汉、后汉这段时期流通使用的。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只有少量的使用。与此相反，安志敏先生认为金饼是在西汉中叶以后取代金版而流通的。安先生对于金饼的重量大约为二百克的论断很重视。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秦朝黄金货币的重量单位镒(约三百二十克)与金饼的重量不一致。假定秦王朝己使用金饼货币了，这就形成了金饼的重量反而相当于汉朝重量单位镒(约二百五十克)的矛盾。这种认识直接否定了在秦王朝已流通金饼货币的主张。对这种认识似乎应该坚持下去。其次，以目前能看到的战国末期和两汉以前的出上货币资料为例，将有力地证明了安先生的主张既缺乏准确的论据，也没有展开对问题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当时对铸造货币以及推行货币政策等方面已处于衰退状态。即使安先生确实没查到这些例证，也可以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资料得到启发。这一号汉墓出土的只有泥半两和泥版(郑落)而没有泥饼。而这些史料又恰好是安先生确立论点时曾引用过的材料。然而，即使安先生的论点是这样，也有原来介绍过的泥半两、泥饼、泥版同时出土的例证，至于安徽阜南(阳)三塔出土的金版、金饼碎片，这是比什么都有力地证实了金版和金饼曾同时并行流通使用。再如咸阳出土的园饼形的“陈再”。可认为是秦王朝流通金饼货币的旁证。从金版的刻印图型来考察，本来以方形为标准形态。早在咸阳出土的“陈再”似金饼的园形，当时采用“陈再”的形状，使新刻印的黄金货币，其形状介乎金饼与金版之间。这样，为金饼货币的广泛流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有了统一的标准形态就可以确立铸造时的统一规格。
以上是有关黄金货币的考察结果，总括起来可归纳成下列要点:金饼货币在战国时期于黄金的主要产地楚国一带铸造流通。它的流通范围在不断地扩大。在秦汉时期黄金也定为上币。以一斤为重量单位铸成金饼的形状。在交换使用上有重大的价值，它的流通范围几乎遍及全国。至于金版，当时在楚地仍旧铸造和流通金版货币。金版的流通范围比较狭窄，只限于楚国原来的领属范围。从流通时间来看，金版货币从战国开始，经秦王朝，一直到西汉前期，在交易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到了汉武帝时仍旧使用金版货币。在铸造上已有一定规模，一块金版的模型可以同时铸造十六块金版。一块金版的的重量似乎重一两。不久，汉武帝想铸造一种每块重一两的小金饼，以便交替使用。但是，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金饼、小金饼、金版等黄金货币的纯度、重量、形状都应有具体的设想和规定。而当时所流通的这些黄金货币在重量、形状等方面都没有严格的规划和统一的规格。这些形形色色的以个体为单位流通使用的黄金货币，主要是用来作巨额赏赐时使用。在群众中作为交换手段所使用的只是那些零散的小量的黄金货币。
（4）铜钱(半两钱)
迄今为止，黄金是以什么样的形态流通使用的，还没有详尽准确的论述。同样，铜钱在《史记》、《汉书》里都有论述，它的流通形态似乎已清楚。可是，在本世纪，特别是解放后，积聚了大量的发掘报告，那些绚丽多采的出土资料雄辩地证实了一个问题，对于有关铜钱的厉史文献，再不能无条件地相信了。相比之下，大量的详尽的历史论述和出土文物资料所表明的具体史实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是十分突出的。因此，对铜钱的流通使用情况，进行认真的探讨，大有必要。
关于铜钱问题的重大分歧有两点。一个是半两钱的形态、重量的文献记叙和出土资料是不一致的。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秦王朝非常重视秦半两，曾铸造发行方孔园形的十二铢钱。如果，认为秦王朝统一天下之后，以其余势统一法令、度量衡、文字、车轨，统一思想，同时统一了货币，这种观点可靠的话，则必须进一步地认识到，秦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是靠强制的法令才得以贯彻执行。秦所铸造的货币也是靠强制法令才得以统一流通。这一认识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在传统文物和出土文物中保存很好的秦半两，有直径三、五厘米的，更有三厘米以下的，因而重量也不一样，有八克的，五克的和五克以下的。在字面上常用的文字是十二铢和八铢。以下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铜钱，其形状大小，其分量轻重都不一样。关于这个问题《史记》、《汉书》都有“各随时而轻重无常”这样的记载。由此观之，秦统一货币制度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这一认识和彭信威先生的主张不谋而合。彭先生曾就秦半两形态的传统观点进行过认真批判。彭著《中国货币史》说:“现存的秦半两，几乎每枚铢钱各异。按重量来说，超过标准量的有，没达到标准量的也有，现在还不能断定这些铢钱是官炉铸造的，实际上秦王朝还没有完全掌握铸造货币的大权。过去说的‘规格整齐，文字谨严’，只不过书面文章。”彭先生又说:“秦始皇的统一货币制度，只不过统一了贷币的种类和单位，对于货币铸造发行权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同时，在历史文献上关于秦半两重量的记载是不一致的。现存的秦半两的每一枚几乎都不一样。因此，所谓秦王朝统一货币，实际距离统一定型的要求还差很远。实际上秦王朝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货币的种类和单位。
关于铜钱的另一个问题，试从秦半两出土地点的情况提出疑问。也就是从秦半两出土地点的集散情况来判断:当年秦半两的流通使用能力如何，进而涉及到秦王朝的经济统治能力如何等，对此提出质疑。
追溯到五十年前，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滨田耕作氏为首的日本考古学者研究中心，曾在辽宁省的媲子窝高丽寨、旅顺牧羊城一带从事考古工作。后来，他们的考察报告，曾介绍在这一带出土的文物，包括战国时期燕国的货币，如明刀钱、一刀钱、明刀货等，也包括汉初的八铢半两，四铢半两等文物在内。不久，在这一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引人十分注目的观点:明刀钱等这些战国末期的货币，从秦到汉，始终在边境一带流通使用;秦王朝的货币政策在这些方面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这就暗示，必将对秦货币及其政策提出许多疑问。这样的质疑观点，曾构成关野雄先生论文的论述中心。关野雄光生曾在东北边境和朝鲜一带发现汉初的流通货币明刀钱、一刀钱。他们所提资料表明，在这里所以发现汉初货币，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或历史的特殊。在中国内地也发现过类似的迹象。特别是解放初期对出土的半两钱做过深入探讨，初步肯定所谓的秦半两，只有在秦朝的故地陕西省及其附近的四川省一带流通过(这是秦王朝的核心地带)。这一事实可以证实秦的经济力，没有延伸到全国各地，这个结论似乎是正确的。
但是，也有坚持另一种主张的，他们的根据是这样:秦半两不仅在陕西、四川省有出土文物，在其他地区也有所发现，如吴荣曾先生从河南省白沙一带发掘过，魏仁华先生也赞同这种主张，曾详尽地介绍过河南省南阳出土的秦半两的史料。这就有力地修正了关野雄先生的观点:尽管如此，却必须承认，秦半两的出土地点大部分在陕西省和四川省，从而证明当年秦半两的流通范围主要在秦王朝的故地。关野先生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秦始皇在他掌权了二十六年头的中国，作为中央集权制重要表现之一：统一货币制度，即铸造发行秦半两。可是，秦的货币政策，究竟贯彻执行到什么程度了这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直到秦初统一为止，使用刀布、园钱的情况，似乎应该消失了。似乎应该考虑到秦半两是否已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流通使用了。”同时，经过推论，他进一步断定:“关于秦货币经济的问题焦点，实质上是秦王朝所发行的秦半两，在铸造数量上远远赶不上需要的数量。由于数量上的严重缺欠，也就构成战国时期诸侯国的货币，仍旧流通使用的直接原因。”“秦大一统帝国的权威发行了半两钱，这种措施并没有导致战国以来的货币经济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他所坚持的观点。总之，当时秦半两的必要流通量远远地超过了铜的年产量和库存量，在全国所流通的铸币数量，无论如何也是非常短缺的。所以它的流通范围自然要限制在秦的故地，而达不到全国。换句话说，秦朝的货币政策是失败的。
如上所述，由出土资料所展示的史实，自然引起对秦经济统治力的种种疑问，同时对历史文献记载的准确性也提出种种设想。尽管秦王朝实际上统一了货币发行，并且具有一定的普及力量。但是，作为统一的货币秦半两，其轻重大小是五花八门的，其样式，其质量也没有严格的规定。尤其流通范围只限于原秦国的疆域。因此，可以大胆判断，秦王朝对经济领域的支配作用是相当薄弱的。
综括上述情况，对秦货币似乎应该从秦半两的形态、重量问题以及流通范围问题的两个侧面进行探讨。关于秦货币的两个问题里的前者，即有关秦半两的形态、重量等问题，若以出土资料来判断，则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在这个方面还有下列三点理由，可供进一步探讨。第一个理由，当时，货币的发行权掌握在政府手里。但是，事实上正如彭信威先生所论证，由秦政府直接经营的造币工厂(宫炉)，并未实行垄断或独占，而是委托给铸造货币的人进行这项工作。第二个理由，在出土资料中曾多次发现铸造十二铢钱的青石范模，却没有发现铸秦半两的范(铸型)。而每枚重量一两的十二铢钱却是秦半两的先驱货币形态。为什么只能发现前者的铸币模型，却不能发现后者的铸币模型？这些年来所发现的只限于秦半两的铸型附件。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推测，可以设想，铸造秦半两的铸型是土范(砂范)。每造一版半两钱就要重作一个范(铸型):其结果每一版和每一版都不一样，这个情况是值得注意的。第三个理由，秦王朝发行货币对其重量、成色的要求是比较随便的。有许多事实可为例证，如一九七六年所介绍的《云梦秦简》里的秦律中的一条:“官府受钱者，千钱一备，以巫令印之。不盈千者，以封印之。钱善不善，杂实之。旧钱，献持皿令，乃发用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金布律)。 以此观之，如果这段记载是事实，那么民间交易使用的货币，是把良质货币和劣质货币混杂使用的。鉴于这种情况，可以判断秦王朝向铸造货币的人征收铜钱的时候，对那些铜钱的质量，也没有逐个加以选择。
总之，如上所述，当时铸造的半两钱形态是比较开放的，铸造的方法是比较原始的，再加上秦王朝对货币的态度也比较宽大，所以秦半两的形态、大小、轻重等项都不能象后世那样严格地等齐划一。
再者，和秦半两的形态大小、分量轻重问题有关的，则是八铢半两钱的流通范围。纵观历史文献的记载，“重量等同于文字标记”。过去，许多古钱学者把秦半两钱限定在十二铢半两钱，而把八铢半两和秦半两加以区分。同样，对汉高祖后时代的八铢半两的范畴也予以具体规划。可是，如上所述，秦半两的大小轻重不一，八铢前后的货币形态很庞杂，因此，区分的意义便无从谈起。如果秦半两多半是八铢前后的贷币形态，则汉初高后二年发行的八铢(半两)钱，可能是汉高祖时代的榆荚钱向秦钱的反复逆转。
在研究探讨有关秦半两的诸问题的过程中，就秦半两的形态、重量等方面所提出的部分疑问，也许也已解决。可是，还不能仅以上述论证就肯定已彻底弄清秦铸造发行货币的全部史实真象。仅以上述论证就肯定秦王朝已完全统一了法令、度量衡、文字、车轨、思想等，这种认识未免过于轻率。
二、《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的探讨
关于始皇帝统一货币的记事，今天，只能从《史记·平准书》、六国年表以及《汉书·食货志下》等著作中看到一些零散的、简略的、不完整的记述。过去的史学家凭借这两部著作，通过认真研读，形成一定的历史观。但是，如前所述，新中国解放后的大量出土文物所揭示的史实，正迫切需要对文献记载的历史现象重新探讨。在出土文物中，有一些是从来未曾发现的史料现在被发现了，另外，有关秦货币制度问题，也从中找到了相当有力的证据。这就使从来没法理解的事态，逐步明确了。由于出土文物所提供的新情况，就相当严峻地摆在历史学者面前一个崭新的课题，是尊重考古学的新成果，舍弃文献资料;还是沿袭文献资料，舍弃出土成果，这就出现众说纷纭、种种解决问题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在此，我再回到《史记》、《汉书》的记述上来，并对这两部文献加以分析批判，也就是对史实予以正本清源。
首先，选录《史记·平准书》中与秦货币有关的记载如下: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钠，作业剧而财匾，自天子不能具钧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黄金镒，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巢，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己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至孝文时，英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激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疆君。自是之后，天下争放战国，以至放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肖丙，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价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铜，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易足怪焉。”
对上述引文如加以整理，《史记·平准书》所记述的问题很清楚，所说的平准就是有目的有意义地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加以评论。平准书所叙述的是汉初到汉武帝时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历史文献。其结尾部分有“太史公曰”的评论。而问题往往发生在结尾部分的评论上。在这里，司马迁回顾了从上古到秦的农商工业和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平准书所论述的货币制度发展演化过程，势必触及到秦的货币制度，并涉及到秦王朝的灭亡的内在因素。从体例来看，《史记》各篇的论述结构是统一的，混然成一沐。如《礼书》、《乐书》都以“太史公曰”开导全篇，再叙述历史，最后以总评统结全文，其他各书篇也是以史实的概述，或制度的变迁为主线，最后以“太史公曰”的总评作结束语。这种体例在《史记》著作中是常见的。例外的结构形式有历书、天官书和平准书。以平准书而论，虽引用“太史公曰”作结束语，实际上这段“太史公曰”是统率不了全文的。作者虽力求从汉代经济政策着手论述先秦经济制度的历史，但实际上对有关货币制度的论述是极不全面、极不完整的。尽管列举了上古虞舜和夏代的货币，而对殷、周、春秋战国时代毫无介绍，便直接转述秦的货币制度。单就平准书的这种沦述层次，就需要认真推敲，不然，是难以认定历史的本来面貌。
参照《史记·平准书》的记载，班固在他的著作中对一般经济问题和货币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论证，前者集中在《汉书·食货志》上篇，后者整理在食货志下篇。在分析论证过程中，班固对史实曾作了种种的增补与润色，这是众所周知的。当时，只要是能见到的文献资料，他都认真参考，乃至直接引用。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班固对《史记·平准书》中有关货币制度问题也加以整理和增补。以下引用《汉书·食货志下》的一段文章，然有些冗长，但对于探讨班固的论述方法，对于考察班固驾驭史实的能力，确有必要。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大公为周立九府圈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圈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干金，利于刀，拐扦泉，布于布，束于帛”。
“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攘，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
“其后百余年，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单穆公日:‘不可。古者天降灾决，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匾乎？民若匾，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月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满垮也，竭亡日矣。王其图之。’弗听，卒铸大钱”。
“秦兼夭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夭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阅读了内容庞杂的平准书之后，再看看食货志下，就可以得出非常井然有序的完整印象。至于班固怎徉整理、增补司马迁的文章等问题，也随之清楚了。班固的文彰以“太史公曰”的评论开导全文，在文章的主干部分嵌入三段插叙，以先秦时代的历史掌故充实其论据，又将原著秦汉时代的论述，改写成极其简明的文字，在这三段插叙之中，太公的九府圈法的记事，以何为据，尚不清楚。管仲的轻重论系《管子》国畜篇中的一段，有关周景王铸造大钱一事，是从《国语·周语》中引录下来的。
实际上，若着手澄清秦统一货币的历史真象，还有些零散的文献资料如《史记》六国年表，其中与秦货币制度有关的记载计两项。其一是“惠文王二年，天子贺(秦)行钱”，其二是“始皇帝于三十七年，复行钱”。关于惠文王二年那一项可以认为在战国时期秦已开始发行园钱。至于秦始皇三十七年那一项，再一次发行园钱，有人认为是指改用秦半两钱。假如认真探讨这一史实，则不难看出秦为统一货币而发行秦半两钱，始于秦始皇统一全国的第十二年，也就是始皇治世的最后一年，秦始皇曾设想由始皇帝开国至二世、三世至永世长存，不料，秦始皇刚刚去世的第二年(公元前209年)，即二世元年，以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为转机，秦便开始了由混乱走向灭亡的历史过程。所以，没等到刚刚发行的统一货币普及到全国，秦王朝便崩溃了。总之，秦所制定的统一货币的具体措施，时间是过于推迟了，时间不允许它在全国流通使用。
作为秦推行统一政策的重要环节的统一货币，秦始皇对此是非常重视的。当时，之所以没能普遍流通使用，其重要原因不仅限于必要的经济力、统制力，也缺乏必要的时间，这些都是不难理解的实际问题。
三、总结
对于与秦货币制度有关的考古学的出土资料，和《史记》、《汉书》中有关的文献资料有分析、有对照，并做了评论，提出一己之见。但是整体概念不明确的缺陷也是有的。现将考证的论点整理成几条列举如下。它的前后次序和秦统一是同一过程，以便进一步开展对秦货币政策的攻关。
（1）《史记·平准书》的论述结构和其他《书》篇相比，略有特殊的地方。有关秦货币制度的论述特别粗糙。同时，说的是秦货币制度，实际上是秦王朝统一全国之前，即战国时期的秦地货币制度，作了种种论述，秦统一时情况如何则寒寥无几.在时间概念上也有些混淆不清。
（2）《汉书·食货志下》，是以《史记·食货志》为主要蓝本。班固对原著中的某此观点作了整理和增补。对原著中的某些缺陷不但未修，反而增添了一此谬误。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班固对某些历史现象或传统史料的理解不一定是正确的，尤其是对于秦货币制度不完全理解的问题，也写到著作里，这种治学态度是不够严肃。
（3）《史记》、《汉书》里记载，当时黄金货币是以“镒”为取量单位。这书要是指战国时期中原地带诸侯国使用的货币单位。秦统一全国以后曾借用过这种货币形式继续使用。这一事态也可以旁证说明秦统一全国之后并没有确实解决货币统一。因为，只有统一度量衡，才可能统一货币。如以“两”为重量单位的黄全货币，只有统一度量衡以后，才可能采用“镒”为黄金货币的统一重量单位。
（4）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十一年里，几乎是秦帝国兴旺发达的时代。秦半两是作为地方货币在秦王朝的旧领域内继续使用。秦统一的货币直到始年才形成制度。在秦王朝的统一政策中，实行最晚的，最不得力的也就是货币政策。秦制定统一制度以后，在市场上的交易过程中，是以黄金作为交易上的标准形态，在市场上发挥积极作用。在小数量小批额的交易过程中，战国以来在楚地流通的金版也继续发挥作用。这种金版和金饼一样，在交易流通使用时，可随时随地用秤来称它的重量，以便公平交易。
（5）布币也就是铜制的方孔园钱，按所规定的重量一般的是二铢至八铢，或许还有比这此更轻的货币，不过多半在八铢以下。在汉朝吕后的年代曾发行八铢钱半两钱。原来，汉高祖时代所铸造的榆荚钱是比较混乱的。为了澄清混乱局面，吕后掌权时又继续铸造使半两钱，这也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次旧币复活。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货币的流通范围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在黄河流域，其中游的三晋、郑、卫诸为布货(布币)的流通中心，其下游的燕、齐为刀货(刀币)的流通中心，至南方淮河、扬子江流域的楚地为铜贝货币的流通中心。到了战国时代的中期，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为让流通方便起见，货币的形态日趋园形化。货币流通中心之一的中原地区开始铸造园钱。布货的形态也转向园形化，原布首、布肩、布足都转成园首、园肩、园足，其演化的迹象十分清楚。在刀货流通地域，以铸造方孔园钱来代替刀货。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四、秦始皇统一货币的意义
（1）统一币制是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环节。秦始皇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而庞杂的六国货币,是国家分裂、动乱、割据的反映。把混乱货币统一起来,是维护中央集权政体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和条件之一。因为统一币制的核心,是“货币王室专铸”,就是把货币铸造权、发行权以及货币流通管理权,用货币立法形式,收归中央政府掌管。这也是封建君主权力的组成部分。为了防止东方诸侯残余势力的扩张,统一币制、强化经济是一项加强政治统治的有力措施。因而,统一货币是秦王朝统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2）统一货币是发展封建经济的必要手段。封建经济是巩固封建王朝的基础。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奖励农耕,实行盐铁王室专管,货币王室专铸,这些都是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在秦统一后继续得到发扬和贯彻。秦统一后,必须消除旧六国经济和货币上的各种差异。这种要求集中表现在“车同轨”的经济思想。统一货币和统一度量衡等财政措施,都是按“车同轨”的思想来制定的。统一货币的形成,便于各地经济的联系和交往,以促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活跃经济,发展生产。
（3）统一货币对后世钱币体制发生深远影响。由于秦王朝历史较短,实际上货币的统一也没有完全实现,但仍对旧中国的货币制度发生了很大影响。集中表现于:1、秦的“货币王室专铸”思想和制度,为历代王朝所奉行; 2、统一货币单位,确立铢两货币,为五铢钱体制准备了条件,直接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货币经济;3、货币形制的改革和定型对后世的货币形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方孔圆钱形制时固定,一直流行了两千年,而且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实践也证明,这种圆形方孔钱,使用中可以减少钱身的回转磨损,贯穿、携带便利。而这个形制,同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吻合,在先秦诸子著述中多次提到:天道为圆,地道为方,法天像地。把这些思想应用于钱币制度,就是:外为圆肉(即钱体),所以像天;内为方孔(钱的穿孔),所以像地。于一钱之中,法备天地,天覆地载,万宇一统,象征君临万方,皇权至上。这种说法也正因吻合秦始皇的统治心态而被采用。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称钱为“孔方兄”,概由此而得名。总而言之，秦始皇统一货币对于中国货币体系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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