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及原因
储蓄率是反映一个国家储蓄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指储蓄存款的增加额占城乡居民、单位职工货币收入的百分比，可借以分析和研究一个地区城乡居民或一个单位职工在一定时期内，参加储蓄的意愿和趋势，是制订储蓄计划的一项重要依据。储蓄率分为总储蓄率和个人储蓄率。一般认为，储蓄率除了主要受收入水平的影响外，还受一些重要因素的影响。国家的金融政策和经济指导思想，即国家怎样看待储蓄的作用，是否重视发展储蓄；人口与就业状况，即在总的收入增长水平保持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是否恰当；或在总人口一定的情况下，就业率的高低；国民的消费结构；市场供应和价格的变动情况，主要是消费品的供应及其价格的涨落，影响到个人储蓄占收入的比重的变化；政治和心理上的因素，影响居民的消费习惯和倾向等。发展储蓄事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在积累资金、支持生产、回笼货币、平衡信贷收支、调节货币流通、缓和市场供求矛盾、帮助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安排生产和生活、引导消费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储蓄作为国家储蓄的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储蓄是社会主义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国家财政拨款、企业存款和居民储蓄，是社会主义银行信贷资金的三个重要来源。通过居民的储蓄，银行把大量闲散的货币资金聚集起来，再把这些资金贷放给各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使其在社会主义生产和经营中发挥作用。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储蓄是社会主义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又是加快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的物质保证。居民储蓄的实质是推迟消费，将消费转化为投资。
我国居民储蓄的现状是高储蓄率，高储蓄额，这样的现象有一部分原因是缺乏多元化的投资渠道，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为推进储蓄转变为其他金融资产创造了条件。但是总体而言，金融市场尚不发达，在以上这些投资品种中，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都较好的产品并不多。居民储蓄的实质是推迟消费，将消费转化为投资。 现阶段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量较大，增长速度较快，居民储蓄意愿仍然较高。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利率，金融环境等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重要因素。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既有贡献，也有危害。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时间上来看，贡献更多地来自于过去，危害更多影响到未来；从性质上来看，贡献更多地指向我们应该竭力避免和改变的方面，危害主要针对我们要追求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发胀的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让这种贡献无的放矢。这样，就目前的时间点和经济形势来讲，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既有贡献，也有危害。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时间上来看，贡献更多地来自于过去，危害更多影响到未来；从性质上来看，贡献更多地指向我们应该竭力避免和改变的方面，危害主要针对我们要追求的方面。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发胀的目标是在不久的将来，让这种贡献无的放矢。这样，就目前的时间点和经济形势来讲，高储蓄率的危害成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为了保持我国经济在未来长期稳定的增长，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是不仅是重要任务，也是重要的手段。
四、储蓄行为对我国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
我国居民居高不下的储蓄总额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保证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了银行的稳定性。我国不断增加的居民储蓄，为银行提供了不断的社会资金注入，有力维护了我国金
融的平稳运行。 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居民这种高储蓄行为的
弊病也随之凸显，进而暴露出很多问题。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使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靠政府推动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出口，以出口换外汇，致使外汇盈余增长速度提高，全球经济失衡。最终导致中国人一边生产一边储蓄，美国人一边消费一边借钱的局面。与此同时储蓄的持续高增长加大了银行的压力，极易形成和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储蓄的高增长使我国形成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格局，而债券和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却发展总体滞后，导致间接融资比例过大。结果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于银行体系，银行承担了一些本应由金融市场承担的风险，金融风险向银行业集中。在经济危机迅速的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储蓄的的作用相当突出。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的高储蓄加剧了世界金融危机，甚至有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高储蓄是导致世界金融危机根源。他们认为美国次贷之所以惠这么大，就是因为亚洲国家的高储蓄，使其国民有着很“廉价”的资金，这种单边的资本流入，造成了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
高的居民储蓄虽然为银行的经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但与此同时也加大了银行的运行的系统风险。对于银行来讲，它主要依靠存贷款的利息差来获取利润，维持其机构的平衡和发展。因此银行吸收不到存款对银行的资金来源有严重的影响。银行吸收了存款但是贷不出去或者贷出去的贷款不能收回对银行又是一种极大地的风险。目前我国的金融改革还不够完善，金融市场规模仍然偏小，投资渠道狭窄等原因，造成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极端的发展，过分的依赖于间接投资，把过重的压力压到间接投资身上使其内部受到严重的畸形发展，绝大部分的间接投资都依靠银行体系来进行。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存款积压于银行，银行除了贷款给企业，很少有其他投资渠道来分流它的巨额存款。存款向投资转化的效率的低下，十分有可能为银行带来经营风险。投资的转化渠道不畅，因缺乏投资动力而形成投资不足显然，一旦出现上述情况，社会资源就存在严重浪费，更重要的是，银行就面临着存款贷不出去的风险，因为银行实行的是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即有多少存款才能按一定比例发放一定量的贷款，如果银行只付存款利息而不能从贷款里收利息，则银行的经营风险就加大了，而如果储蓄高增长造成风险向银行集中，由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风险加剧，一方面必然会对我国金融系统构成威胁，更为重要的是将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可见其影响将是非常广泛的。
从宏观经济理论学可以得出，短期内，储蓄增加 影响消费，阻碍经济的发展，长期内，储蓄增加则信贷资金增加、利率下降，有利于减轻企业刺激投资。储蓄投资缺口增大长期面临资金过剩， 同时储蓄过高和消费需求滞后，必然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对有效需求形成了影响，所以对待过度储蓄和冷淡投资的观念上要有正确的态度。鼓励积极储蓄，另一方面也要控制好储蓄的力度，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我国的储蓄率过高，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出现较多依赖出口、消费率偏低等问题。高的居民储蓄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使我国商品过分地依赖于出口外向型。这种情况影响消费品需求的因素主要是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别的国家的政策、别的国家的商品价格等等。他们的波动性都比较大，而这种现象的主动权也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使我国失去了对消费品需求的可操控性。同时大量的出口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也不断飙升，而过多的外汇储备又使我国面临人民币升值等诸多方面的压力。
五、我国过度储蓄原因分析
我国的过度储蓄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贫富差距过大引起的过度储蓄；二是未来大额刚性支出引起的过度储蓄；三是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引起的过度储蓄。
1、收入差距过大。根据霍布森的过度储蓄理论，如果收入或消费力的分配符合需要倾向，消费将随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但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如果需要对分配并无固定性的关系，分配是由另外的条件来决定的，即有些人分配到的消费力大大超过需要或可能的用途，而其他人分配到的消费力甚至不足以满足体力的全部需要，就会产生过度储蓄。
凯恩斯也认为，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水平的费用通常首先从他们的收人中扣除掉，然后，他们会把生活水平的费用和实际收人之间的差额储蓄起来。增加的储蓄往往伴随着收入的上升，而减少的储蓄则伴随着下降的收入。只有在到达一定的舒适程度以后，积累的动机才会转变为较强。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由于富人的储蓄更为强烈，则会导致过度储蓄。有一定适度合理的收入差距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形成，极大地刺激了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人们致力于开拓创新的积极性，也促进了资源从相对低收益地区流向高收益区域，提高了总体资源的利用效率，支撑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达地区之所以有持续高增长的可能，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国内不断扩大的要素供给，特别是劳动力和储蓄资金的供给。
2、大额刚性支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实行低收入、低价格的收入分配和消费政策。同时，政府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使居民对未来收人和支出的预期比较确定。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居民收入绝大部分用于生活消费，现期消费的主要约束是现期收入。相应地，居民的储蓄意愿非常淡薄，储蓄呈现稳定但水平低下的特征。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社会保障受到极大的削弱，尤其在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使人们产生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人们普遍认识到，今后个人在这些方面的支出会大大增加，虽然他们无法知道到底会增加多少、占其收入的比重会有多大。为此，人们必然要选择增加现期储蓄，以备未来支出之需。随着我国老年社会的到来，人们为医疗的大额支出进行储蓄的必要性日益显现。因此，我国居民必将面临的大额刚性支出愈发成为过度储蓄的重要原因。
3、未来收入的不确定。利兰德(Hayne E.Leland)将由未来不确定性收入而引起的额外储蓄称为预防性储蓄。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过度储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预防性储蓄。
居民储蓄率过高的首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众所周知，高收入居民用于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比例远低于平均水平，而储蓄率则远高于平均水平。当收入分配更多地向高收入居民倾斜时，就会导致更高的储蓄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农村低收入居民之所以出现大幅度负储蓄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医疗和教育费用过高，而他们的收入水平过低，不足以支付生活必需品加上必须的医疗和子女教育费用，从而被迫负债消费。
导致过高的居民储蓄率，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主要与高昂的医疗和教育费用，医疗与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缺失，以及过高的房地产价格有关。在医疗、教育费用和商品房价格据高不下的情况下，中等以下收入居民为了应对未来发生的治病、子女教育、买房等大额支出，不得不尽可能压缩当前消费、提高储蓄。
六、结论与对策
通过全文的阐述，对此得出以下的结论，从而提出相关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根据全文得出的分析结论。
关于储蓄率问题的实证研究是近年来储蓄率研究的重点。从现有实证研究文献来看，首先是研究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比较多，分析了导致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成因，具体包括经济高增长、人口因素、预防性储蓄和工业化及城市化、体制性因素、缺乏合理投资渠道等因素。其次是对中国高储蓄率的结构性因素有个别研究，如李扬和殷剑峰，但总体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没有深入研究企业储蓄、政府储蓄的影响因素。最后是对中国城乡储蓄率研究中，大部分实证数据局限于城镇居民，反映农村或者城乡总体情况的实证数据较少。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
1、我国居民收入，消费及储蓄情况。
在一定时期内，允许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 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居民拓展非工资性收入渠道。
2、保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与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循环经济是以物质不断循环利用为特征。本质上是一种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型伦理经济。循环经济的提出．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升华，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实践，也是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反思和超越。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落实科学发展现，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改善我国的投资金融市场环境。
从我国的投资环境现状看，要把重点放在“软、硬”投资环境的同步建设发展上。进一步加强“硬环境”建设，“硬环境”指那些具有物质形态的各种影响投资的因素，如东道国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电、供气、环境保护、社会生活服务和旅游设施等；进一步完善“软环境”建设，“软环境”是指那些没有具体物质形态的各种影响投资的因素，如政策、法规、文化社会风俗、优惠政策。
4、 融资制度与结构的调整。
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改变银行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的状况。从居民储蓄分流的角度提出了应促进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融资形式及工具的多样化，从优化资源配置的高度审视股市的发展战略，重构微观经济基础和建立市场经济的支持性系统。
5、以各种政策手段缩小城乡与地区差距、降低不确定性 。
我国的经济运行应全面转向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的轨道上。为达此目的，应当加速财政政策向公共财政转型，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企业对劳动者的支付水平，以实现提高国内消费率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
6、 提升社会消费购买力，以此降低储蓄倾向。
从调整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入手，转化高收入群体的长期储蓄为有效购买力，从而启动高收入群体的高额购买力，使其成为消费需求主体，这将有助于降低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和巨大的银行储蓄存款余额。为此，要从满足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入手，加快调整和升级供给结构，增加高档商品和时尚化与个性化商品的供给，
特别是增加服务性商品的供给。
创造更多安全性强的投资工具，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近10年来，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加快，有了较快发展。为居民提供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匹配较好的产品仍显不足。从居民踊跃认购国债可看出，大多数居民对相对安全、利息收入又高于银行储蓄存款的投资工具存在巨大的需求。为此，可以创造一些安全性较高同时又具有一定盈利性的投资工具，主要是高等级债券。例如可以允许经济发达城市或地区发行市政债券等，以及收益稳定、具有特许经营权的公用事业债券等。
总的来看，我国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同时存在需高度重视的通货膨胀压力。面对国内外各种因素存在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审时度势，继续努力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变为过热，防止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同时要积极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争取主动，力争在深化改革和加强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的发展。要解决我国当前的高储蓄、 低消费问题 ,是一项长期、 复杂和系统的工程 ,需要各个部门、 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的齐心协力、 互相协调与配合。唯其如此 ,高储蓄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 ,国民经济才可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参 考 文 献
刘钦国，储蓄行为实证研究，金融纵横
中国统计局出版的有关统计数据资料
冯君莲,文凤华,何琳洁,兰秋军；我国高储蓄率的人口结构因素分析[J]
袁志刚,冯俊,罗长远；居民储蓄与投资选择：金融资产发展的含义；当代经济科学
王小鲁. 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开放导报》
李学彦.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储蓄过剩问题研究。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