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际分工宏观化趋势
市场经济制度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市场规则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分工运行的统一规则。不过,这里所谓的市场规则是全球大市场的规则,而非任何区域性市场的规则。一方面,尽管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市场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普及,但由于各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起点不同,基础不均质,所以其市场化程度就必然会存在较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在客观上则表现为各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制度等级、政府干预程度、经济政策倾向等与全球大市场规则要求间距离的差异,表现为各区域市场规则相互间的不一致及其与全球大市场规则不同程度的相悖。这就意味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必然会形成一种超越单个国家权限的全球性的宏观协调机制。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而市场经济从来就带有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缺陷。因此,经济全球化程度愈高,国际分工愈发展,就愈需要具有全球性的统一规则,来协调和约束世界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以求国际分工的有序运行,减少市场竞争中的垄断性和破坏性。再者,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会不断增强。但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经济发展中的全球性的问题也会日益增多。全球性的问题不仅要涉及到全球所有的国家,而且其解决也并非一个或几个国家所能及,需要全球所有的国家共同参与和共同努力,需要全球性的督导和协调机制。另外,在全球化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国际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负面影响,抑制弱肉强食的格局,就很难激发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开放市场的积极性,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国际分工的发展就会受阻。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分工协调机制的变迁会呈现出由双边而多边、由区域而全球的渐次宏观化的趋势。
三、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对策
(一)、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
根据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是即亚当.斯密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的比较优势论可知,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必须指出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一定就是技术落后产业,随着实用技术,如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应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大大提高。同时,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存在着大量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因此,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实际就业水平,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新综合国际分工理论认为,现代高新技术产业代表着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即缩短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过渡的时间,甚至有可能同时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我们跟发达国家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信息产业是新科技革命成果产业化的重要体现,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成为我国融入全球新兴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内容,是我国实现跨越式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
(三)、加强对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行为的监管。
加强对外国跨国公司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应协调会计制度与税制,使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在会计制度中增加内部交易的计价方法。同时,应披露内部交易定价方法及其与一般交易定价方法的差异。
另外,加快培育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中国要想在国际分工中分享更多的利益,就必须加快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首先,必须着力解决困扰中国企业的根本问题——产权问题,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其次,要促使企业切实提高研发、生产、营销等生产经营环节的水平,向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看齐。
(四)、深入参与国际分工,提高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如果说古典国际分工的边界是产业的话,当代国际分工的边界则在于价值链,它实际是包含着不同产业之间、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等多个层次的分工。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每一个企业只能根据自己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任何企业,也只有融入某一价值链并在价值链中准确定位才能获得更好生存与发展。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跨国公司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都越来越自觉地将价值链的任何部分安排在能为企业带来最大整体利益的地方,尽可能有利可图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己的生产和经营。价值链分工和产业链条作用的提升,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掉入“国际分工陷阱”的挑战:在整个国际分工链条中,发达国家凭借其资本、科技、人才、营销和消费方式上的优势或先机,占据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市场,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成为全球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另一方面,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它们必然寻求在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去组织生产,由于劳动成本方面较大的区位差异,不仅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内的海外转移是势所必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
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握好发展定位,既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垂直分工,又要顺应国际分工的新趋势,积极参与水平分工,承接跨国公司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加工制造环节的海外转移,在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中把握机遇,伺机挤进“国际化链条”,并努力成为价值链上的“特色环”,藉此发展壮大自己;不仅要参与产业之间的国际分工,而且要参与产业内部和产品层面的国际分工,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代产业,利用产品差异化和多样性进入高级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因为发展中国家“键入”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并不单纯以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为目标,其根本目标是通过这一过程,提高配套产业的技术水平,进而提高本国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在产业链条中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的转移以及在生产环节由下游生产向上游生产的递进都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因此当发展中国家以加工组装起步切入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后,还要注重从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渐次向较高层次环节的递进,不能满足于一个下游生产商的角色,而是要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水平,由下游生产商向上游生产商推进,强化生产环节与技术研发的相关性,并适时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渗透,从而逐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加工增值能力。
四、结束语
技术的发展、管理的演进、组织的变迁、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促使国际分工出现新的发展。它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的分工,也不仅仅是劳动密集生产对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而是产品价值链中以生产部分为主的价值链的转移。起初是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产品的生产,不过即使是传统产业服装、鞋类、面料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部分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仍在法、意、美、日等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高技术的生产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转移,90年代,甚至部分设计、供应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之间按产品价值链知识流量支出的多少呈现从高到低的梯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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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小凯、张永生著,《新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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