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信任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以温州信贷危机为例-开题报告(一)

一、文献综述

2011年以来，温州借贷危机爆发，一大批企业老板“跳楼”、“跑路”，形成了社会性的信任恐慌，为温州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而在这次借贷危机中，金融行业成为重灾区，坊间盛传“一建三发”（中国建设银行、浦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为其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就此次借贷危机的生成逻辑来看，则是民间借贷垮塌，从而累及温州金融机构。但是仔细审视，改革开放之后温州民间金融屡次陷入危机状态，在民间引发经济波动，这也使得2011年温州借贷危机的爆发显得并不偶然。温州为何屡次出现民间借贷垮塌？温州的民间借贷与社会信任有何关系？温州的社会信任有何特点？民间借贷为何会累及正式金融机构？为此，就这一系列问题，本研究试图从社会信任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反思2011年的借贷危机，从现实意义来说，我们可以从中收获教训和反思，以回馈到现实的经济、金融建设中去。就理论意义来说，我们可以以温州实例来提炼出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考。

（一）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信任与金融发展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大多从经济学或金融学角度进行思考。在这里，我们重点回顾与温州相关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的崛起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事件，学术界进行了诸多的研究，并提出了“温州模式”。在这些关乎“温州模式”的研究中便有一些学者涉及温州文化和社会信任关系。早在2004年，史晋川就曾指出温州经济当中存在一定的人格化交易形态，[ 史晋川.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J]，浙江社会科学，2004， 2:16—20。]而这一人格化交易形态的基础便是基于亲缘、业缘、地缘的社会信任关系。有学者将这种基于人际和社群的信任关系称为即非制度信任，将建于这种非制度信任基础上的民间金融称为非正式金融。[ 楼远. 非制度信任与非制度金融:对民间金融的一个分析[J]. 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2003，06:49-54.]无疑，就温州金融发展的早期来说，温州经济中的人格化交易和非正式信任，为温州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助益处。

但是就温州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说，学者对此却有不同立场，其中史晋川认为温州文化影响下的人格化的市场交易属性将制约温州经济的发展，需要实现由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 史晋川.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从人格化交易与非人格化交易视角的观察[J]，浙江社会科学，2004， 2:16—20。]。而张苗荧则认为温州文化中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温州模式”的进一步扩张，并加剧了温州经济潜在的金融风险。[ 张苗荧.温州文化双重品格对“温州模式”的影响[J].商业时代，2003， 13:10—12。]

在这些研究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对非正式信任和非正式金融的排斥，以至于显得温州经济的所有问题都是民间金融所造成的。但是，学术研究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基于社会事实的中立分析，从而进行一定的政策性讨论。温州文化中的血缘、地缘、业缘的熟人社会信任关系，显然无法在短期内进行更改。有研究表明，虽然温州乡土社会的人际信任逐渐向制度信任转变，互助融资的运行机制也发生相应的转变，但实际情况表明，中小企业互助融资的正常运行仍然依靠乡土社会的人际信任机制来维持[ 罗党论，黄有松，聂超颖. 非正规金融发展、信任与中小企业互助融资机制——基于温州苍南新渡村互助融资的实地调查[J]. 南方经济，2011，05:28-42.]。为此，有学者主张不应当简单地排斥非正式信任和非正式金融，否则必然给中小企业和县以下金融造成巨大的金融困难，而应该给非制度金融以公开合法地位，并通过重建人际信任和社群信任，来支持非制度金融的发展[ 楼远. 非制度信任与非制度金融:对民间金融的一个分析[J]. 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2003，06:49-54.]。同时，在金融改革中促使民间金融“合法化、阳光化”和促进民间金融与实体经济更好结合等方面的内容，促成民间金融的规范化与组织化，使民间金融的各项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杨文进. 温州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是规范民间金融[J]. 浙江经济,2012,10:22-25.]

（二）国外研究现状

就国外的研究来说，有大量的社会信任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的研究，其有包括实证的和理论的。就本研究的相关性来说，我主要从社会信任理论与中国研究这些方面展开。

信任一般被定义为 “对于自然的和道德的秩序的坚持和履行的期望”。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对他人能力的信赖， 二是对他人履行义务和责任的信赖。[ 伯纳德·巴伯.信任：信任的逻辑和局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而就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说，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发现，关系网络和编织在网络中的道德价值观念承担着维持金融组织运行的功能。也就是说，人际关系的信任可以转化成金融借贷的信用，人际互动对人的经济行为更有重大功能性作用[ 马克·格兰诺维特. 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而从社会信任角度进行梳理，信任一般被分成两大类，具体表述又有所不同：一种卢曼，他将信任区分为人际信任 (interpersonal trust)和制度信任 (institution trust)[ 尼克拉斯・卢曼.信任: 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另一种马克斯·韦伯，他将信任区分为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和普遍信任 (universalistic trust) [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 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卢曼指出，人际信任是以人与人交往中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为基础的信任， 制度信任则是人与人交往中所受到的规范准则、法纪制度的管制和约束为基础的信任。韦伯把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上的信任称为特殊信任，而把建立在信仰共同体基础上的信任称为普遍信任。以上卢曼的制度信任与韦伯的 普遍信任有一定的区别，前者强调制度基础，后者则强调道德文化影响。韦伯的普遍信任与现今学术界使用较多的社会信任 (social trust)的概念较为一致。

就中国文化重的信任关系目前有不少研究，本文捉经典而论之。前文所提及的马克斯·韦伯便曾指出中国的社会信任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特殊信任结构，而现代西方的社会信任结构是一种典型的普遍信任结构。他认为传统中国外在制度安排产生的社会信任程度极为低下，有些外在制度安排不仅无益于社会信任的生成，反而是社会信任产生的强大的遏制力量。在现代西方国家，外在制度的安排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广泛而深入，因此，现代西方国家的“外在制度型”社会信任的范围或半径更广大，它能够超越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甚或一个国家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