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历程可见，2003年之后，大量网络事件井喷式地涌现出来。网络群体事件作为通用的概念则是2009年《瞭望新闻周刊》推出“网络群体事件”专题后，才获得了关注和普遍使用。总的来说，网络群体事件的界定有两大类：

    第一，直接套用群体事件的概念，只增加网络空间这个场景。这类概念大量存在，其共同特点是强调对社会的不良影响。这不仅在现实层面很难解释包括网络慈善和公益等事件，在学理层面也容易遮蔽政治抗争的基本意蕴。

    第二，多角度的、学术性的客观阐释。例如从传播角度提出的网络群体事件是“网民群体围绕某一主题，基于不同目的，以网络聚集的方式制造社会舆论，促发社会行动的传播过程。”从功能角度提出“一定数量的网民为了特定目的围绕热点问题，在网络公共领域大规模汇聚意见进而影响现实生活的群体事件”等等。庆安网络群体性事件是对该观点的全面诠释，该事件处置过程中，律师、媒体、一般网民等多个群体围绕“民警枪击”事件，同时介入，基于不同的目的，对该事件的某个环节过分的渲染和烘托，导致短时间内该事件持续升温，一度成为网上舆论焦点，多方意见在网上愈演愈烈，并逐步回向影响现实社会。

    尽管界定的视角不同，但这些概念有三个共同点：从网民的动机和目的出发，突出对网络的使用，强调对现实的影响。这些概念均放弃了对事件性质的主观判断，体现了研究者在追求学术客观性上的努力。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

    (一)网络的普及和快速发展，网络监管的滞后

    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全面共计新增网民3951万人，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数量都在世界前列。互联网的发展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一个平台，对于网民而言，网络是他们宣泄不满的匿名窗口，长期郁积的不满都在此堆积。网络具有特殊的“匿名性”，网民由于匿名身份，自恃属于“无名的大多数”，不需要为自己在网上的非理性行为承担任何责任，风险趋近于零，因此更倾向于以道德的名义参与事件的发展。加之我国目前网络监管滞后于网络的发展，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造成网络监管弱化。技术与法律层面的支撑缺失，也就导致了宣泄的失范和言语的失当性。

    (二)公民政治维权意识提高，但法治意识较为薄弱

    网络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为民众的民主、平等、参与意识提供了发展土壤。不少网民将网络视为维护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却忽视了权利的对等面——义务。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尚不健全，不仅不能为民众提供自己行为后果的可预期性，也没有在民众心中树立普遍的网络法治观念，导致民众对自己的话不负责任，甚至将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另外，对于大多数网民而言，在看到假新闻之后都不会对其真伪进行分辨，尤其是某些比较著名的媒介或者传播者所散布的消息，这就更容易使一些为了一己之私的网民，利用互联网来煽动民情，攻击政府或执政党。

    (三)利益表达不畅，缺乏良好的民意对话机制

    在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各项改革的进程中，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各类利益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冲突和矛盾，现阶段不仅是我国发展的“黄金时期”，更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只有将人民的利益诉求很好地化解在体制内部，才能维持国家的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但是我国的现状却是部分官员高高在上，忽视了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的困难相互推诿，从而导致公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形式化，无法消解人民的内部矛盾。对政府抱有失望甚至敌意的群众转而在互联网上寻求发泄或同情，又得到了其他有类似遭遇网民的反馈和共鸣，进而加强了对网络的归属感。

    (四)信息公开程度不高，民众渴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