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

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

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
——从《青春之歌》看“革命文学”叙事的重构

《青春之歌》是一部自传体色彩较浓的小说。这不仅因为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故事同杨沫的自传相接近，更重要的是作者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经历揉进了她所叙述的故事中。然而，与九十年代女性小说不断把个人记忆从集体记忆中剥离出来相反,《青春之歌》是一部经过作者修改，从自我想象到自我否定，将个人生活经验缝合进宏大叙事的文本。因此，这部小说不单是一部个人成长史，它更关联着一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形成的革命文化的实践。
《青春之歌》的重要情节发生在30年代最初几年，背景是1935年北京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故事的一些片断来自当时学生运动中的实事，有些则来自作者的见闻和亲身感受，更重要的是，从作者的自传中可以了解到，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闪现着作家自己的影子。早年的家庭生活带给杨沫的不是幸福的回忆，而是原始创伤性记忆。
可以说，杨沫早年的家庭生活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悲剧性家庭故事。有多种语义的可能性，具有多重叙事发展的方向，如，反抗旧家庭，恋父弑父等等，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讲述。在强势意识形态话语笼罩和监控下，杨沫最终选择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重构早年的生活经历，把它写成了一个“从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基于此，从一开始，作者笔下自我形象的建构是通过虚构不断地朝向某种外在理念认同的过程。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杨沫在林道静的血缘中注入佃农的血统，使其带上了被压迫阶级的烙印，于是作者的个人体验被提升到“普遍性高度”：林道静生母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揭示了林家的罪恶，隐喻了整个社会的黑暗，从而把林道静对家庭的背叛的个人意义转换成对旧中国反抗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也为林道静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是一种革命叙事，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以政治意识形态把家庭，个人的不幸和仇恨演化为阶级对抗，并汇入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中，通过个人生活流程与革命斗争历程相一致的概括性想象，叙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这种叙事框架中，零乱、破碎乃至隐秘的个人记忆已被某种文化共同记忆筛选，《青春之歌》因此而被纳入主流文学。
然而，正如研究者李杨所说：“在叙事的阶段，我们的国家本质尚未建立，叙事的意义就在于将各种自然状况组织到话语状况中来。因此，叙事的文本让我们完整地看到这种组织过程的不自然性。无论多么高明的艺术家，在拼装这两个世界时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尽管杨沫把自我成长的经历纳入到宏大叙事的框架中给予讲述，但当时及后来的“明眼人”还是敏锐地看到了作品主题的分裂状态，如果说《青春之歌》所讲述的是以满足主流思想文化为目的的知识分子奋斗史，那么透过文本的表层，我们却看到了与主题不相和谐的差异和异质。试以林道静与三个男性的关系为例。从某种意义上说，《青春之歌》是一部关于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悲欢离合的。在第一章，林道静一出场就给人留下冰清玉洁却软弱无力的可爱形象：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意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置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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