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文学的人格美

试论魏晋文学的人格美

试论魏晋文学中的人格美

自汉末开始的人性解放的潮流，是促使魏晋时期文学艺术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动力。汉末，儒学衰微，形名之学兴起，清议渐变为清淡，品题人物也转为注重人的内在气质和神韵。汤用彤在其《读人物志》中指出：“汉魏论人，最重神味。”“神味”一词就是汉末以后人格之美的主要标准。
汉魏之际人格美观念的变化，逐渐使文学作品出现某些新特点。如孔融《周成王汉高祖论》，诸葛亮《论诸子》、王粲《汉末英雄传》等，这些作品不仅评说当代人物，而且还讨论古代帝王圣贤的优劣和成败得失，从中吸取治国的经验教训，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也反映出建安时期重才尚能的人格美观念。而孔融的《举祢衡表》中的祢被誉为“淑质贞亮，英才卓跞”，成为汉魏之际以才能绝异为主要特征的人格美的典型。与此同时，不拘礼节，通达放荡，超然物外人格之美也开始被赞美着。例如曹植赞禹、商汤、周武、成王等“拯世济民”的先王圣祖，也赞赏许由、巢父、池主、商山四皓等“养士弗营”的岩穴之士。
魏晋以后的各类散文作品，则大多数赞美超世绝俗的品格，任情自得的风神，于是漂亮的容貌，潇洒的风神，任诞和隐逸，便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所谓“魏晋风度”的主要标志。
竹林七贤是魏晋人格之美的典型，其中阮籍更是秀出林外堪称魏晋风度的突出代表。他的《大人先生传》反映出魏末名士对理想人格之美的理解和追求。文章借苏门先生之论，寄托了作者的意趣情怀。虚构的大人先生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他“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远离俗世而块然独存，而文末的“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更可以看作阮籍的理想人格之美的基本特征。
与此相类的便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是他本人人格之美的真实写照。他把自己喻作“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的禽鹿，又自述自己个性的“七不堪”“二不可”。何谓“绝俗”？这篇奇文便是最好的诠释。
西晋文人多对王室采取美化、润色态度，于是颂扬，应酬之风又起。晋初，傅玄、张华刻意求工，太康年间，潘岳、陆机又以拟古诗表现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虽有“左思风力”，但无以改变文坛主流。西晋末，玄风盛行，“流成文体，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步入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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