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聊斋志异》中鬼怪形象的讽刺意义(二)

    蒲松龄从原有之物的物性特征中选择一、二，将其融入到人的身上。比如花姑子身上带有一股浓郁的、沁人心脾的香味，这正是香獐的一大特征；鼠精阿纤（《阿纤》）善于积储粮食、勤俭持家，细想一下，这又何尝不是老鼠的习性呢？同时，蒲松龄将这些物性与人性结合在一起时，并不是简单的排列在一起，而是有机的将两者融为了一个整体。“一切成功的艺术形象都应是有机的整体，它的各种构成因素可以对立统一，而不能够多元并存。”[  张稔穰、李永昶著，《<聊斋志异>中鬼狐形象的构成特点》，齐鲁书社，1984年，第23页。]蒲松龄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塑造这些形象的过程中，并不是将人性消融到物性里，而是使物性统一到人性之中。比如绿衣女这一形象。她对挑灯夜读的于生发出赞叹之语：“于相公勤读哉”、“勤读哉。”[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勤读哉”三个字的简单重复，恰似绿蜂的营营之声；再看她的外貌，身着“绿衣长裙，婉妙无比”、“腰细殆不盈掬”[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让我们想到绿蜂的体态和翅膀；她唱歌时也是“声细如蝇”，就像绿蜂飞舞的声音。这些特点都是绿蜂所有，但蒲松龄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而是把它们作为人的语言形态表现出来的，绿衣女毕竟是一个婉妙无比的少女。后来绿衣女坠入蛛网，化作蜂，被于生所救。竟“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机上，走作‘谢’字”，表现出来的是其作为人的思想情感。

    这些鬼狐形象由物性和人形两个方面构成，其核心应该是人性，他们都是带着物性的人。这些鬼狐性格之复杂、情感之丰富是其他书中同类形象无法比的。《聊斋志异》表现形象的人性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完成。一是鬼狐都有如同人类一样的家庭。比如狐精青凤有叔父、弟弟，娇娜有父亲、兄长，白秋练有母亲。这些形象在一定的家庭氛围中培养了自己的人性。其二是他们与现实社会中的人发生情感纠葛。比如，狐精青凤，受叔父管教甚严，性格温顺胆怯，在耿去病向她示爱时，她内心喜悦，但表面回避拒绝，内心充满矛盾。这一形象的人性在与耿去病的感情纠葛中进一步深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蒲松龄使人性与物性高度统一于形象之中，使人觉得这些形象幻中有真，幻而不失其真，离奇而可信。

    二、鬼怪形象的讽刺意义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的这些形形色色的鬼怪形象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物，而是作者讽刺批判现实、慰藉心灵、寄托情感的载体。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黑暗在鬼的世界同样存在，《聊斋志异》中有不少阎罗、鬼差的形象，他们在地府任职，也同样贪污腐败，残暴百姓。《席方平》、《王大》、《鬼作筵》等多篇都出现了收取贿赂的鬼使，《考弊司》、《王十》、《公孙夏》等多篇都出现了运用酷刑奴役惩罚鬼魂的鬼差，这些男鬼形象实际上就是世间腐败官吏的形象，我们透过这些鬼差之眼看到的是封建官场的腐烂，封建官员鱼肉百姓的丑恶面目。

   （一）借鬼怪讽刺批判现实。

   封建社会，官场黑暗，官员们互相倾诈，卖官鬻爵、官官相卫、鱼肉百姓的现象比较多见。蒲松龄借鬼怪形象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这一社会现实。《席方平》中的城隍、郡邑、冥王就是这一类形象的代表。席方平的父亲因与富士羊某有却，羊某死后便在阴间贿赂冥使，夺去了席父的生命。于是，席方平魂魄离体，赶赴阴间为父伸冤。席初至狱门便听见父亲哭诉说：“狱吏悉受赇嘱，日夜搒掠，胫股摧残甚矣！”[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09页。]于是，席方平便至城隍处，但因为羊事先行贿于城隍，城隍便以所告无据为由，不予理睬。接着，席方平又“行百余里至郡，以官役私状，告诸郡司。”[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10页。]没想到郡邑还是让城隍复审。无奈之下，席方平只好诉诸冥府。但是，官场中官官相卫，在冥府中，席方平不但没能伸冤，反而遭受了火床、锯解等一系列的严酷刑罚。可见官场之黑暗。在这里蒲松龄虚构出了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相对应的冥府，并塑造出了狱吏、城隍、郡邑、冥王等一批贪官污吏的形象，使这些形象在虚构的舞台上极尽现实社会中百官的丑态，淋漓尽致的展现了现实官场中的黑暗。这一类形象的另一个典型代表就是《考弊司》一篇中的虚度肚鬼王。文中这样写到： 

     闻人生，河南人。抱病经日，见一秀才入伏谒床下，谦抑尽礼。已而请生少步，把臂长语，刺刺且行，数里外犹不言别。生伫足，拱手致辞。秀才云：“更烦移趾，仆有一事相求。”生问之，答云：“吾辈悉属考弊司辖。司主名虚肚鬼王。初见之，例应割髀肉，浼君一缓颊耳。”生惊问：“何罪而至于此？”曰：“不必有罪，此是旧例。苦丰于贿者可赎也，然而我贫。”[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

]

   官府不仅纳贿，而且公然逼贿，还采用如此残暴的手段，真是黑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虽然夸张，这又何尝不是现实官场中常见的现象呢？现实生活中又何止这样一个“虚肚鬼王”呢？

    《聊斋志异》中除了这一类表现社会现实的作品之外，还有记录历史真实的。蒲松龄出生于公元1640年，1644年清王朝进入关内，蒲松龄出生于易代之际。易代之际必定会发生许多让人惊心动魄、妻离子散的悲惨故事。明崇祯年间，以清太宗为首的满清集团，乘关内战争之机，派遣军队先后于崇祯二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七次深入明朝的河北、山西、山东等纵深地带进行骚扰，清兵烧杀淫虐，无所不为，给这些地方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残酷的现实和兵燹所带来的伤害，经老人们的讲述，必然在蒲松龄的心灵上留下极度的创伤和惨痛的记忆，于是，蒲松龄就借鬼狐之说，曲笔影射地将这些历史记载了下来。比如《鬼隶》一篇，就借两个鬼隶之口，从侧面进行了记录，其原文为：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97页。]

    文中借二鬼隶之口，记录了历史上著名的“济南大劫”[  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入关，自畿辅至德州。连续攻破十六座州县。十二月正月，由东昌渡河破济南，俘德王朱由枢，杀巡按御史宋学朱、布政使张秉文。同时，对济南城进行了一场大洗劫，官民死伤不计其数。]，从文中的“扛尸百万”可以知道战争之惨烈。像这样，从侧面记录历史的作品还很多，如《乱离》一篇：

陕西某公。任盐秩，家累布从。值姜瓖之变，故里陷为盗数，音信隔绝，后乱平，遣人探问，则百里绝烟，无处可寻消息……时大兵凯旋，俘获妇口无算，插标市上，如卖牛马……[  蒲松龄著、汪江点校，《聊斋志异》，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