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
（一）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
（二） 中国货币增速持续高企，间接传导至物价
（三） 粮价上涨压力导致食品通胀
（四）经济快速增长, 固定投资过热
（五）近期一些政策加大了预期通胀上行的风险
三、政府应如何应对通胀
（一）控制货币供应量。
（二）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
（三）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
（四）加强金融特别是特定经济部门的监管
内 容 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社会各方面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也不断暴露出各种体制以及经济结构问题：现阶段的投资需求不断的扩张进而推动固定资产投资也别是房地产投资的过度扩展；进出贸易顺差持续增长以及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推出而带来了我国外汇储备量的加速增长；货币流动性过剩导致信贷扩展并且即使使用存款准备金率也难以达到收缩这些流动性的目的。而根据一般的经济学原理，这些问题的出现无疑会推动我国的物价上涨，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通货膨胀问题成为一大焦点。
关键词: 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 对策
如何治理我国的通货膨胀
伴随中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血压”不断升高，部分学者的悲观论调开始抢占舆论高地，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已在通胀风险的笼罩之下，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失控。而另外一些媒体则直截了当以“第三轮通胀高潮临近”为题来形容当下情势之紧迫。
这些借助于媒体升级放大的悲观论调其实并非空穴来风
伴随内地越来越多的食品、日用品加入涨价行列，“涨价年”的轮廓正在民众抱怨的声浪中日渐清晰。反应迅速的投行已纷纷调整通胀预期，它们中的多家机构认为，刚刚过去的七月CPI升幅会爬升至百分之五的阶梯。
中国的通货膨胀真到了失控的边缘了吗？
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表现
对于通货膨胀程度的度量, 主要有GDP平减指数(又称缩减指数) 、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简称CPI) 、 工业品出厂价格（PPI） 等指标。我国较多地采用CPI来衡量通胀水平。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
中国的通胀不是由于经济过热带来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因此不应通过经济大幅减速的方式来应对。综合分析国内外的情况，预测2008年CPI将达到5.0%--5.5%，主要基于2007年通胀的翘尾因素，国际油价再创高位，国际粮价上涨，中国农业生产成本的加速上升，猪肉价格继续攀高，以及新劳动合同法可能带来劳动力成本的加速提高等的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既有国际背景，亦有自身因素，具体来说包括：
（一）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
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与国际粮价齐升的局面下，近期全球通胀压力有所上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近半年，不仅仅是中国通胀高企，周边主要经济体均出现通胀攀升迹象，显示了国际价格的传导效应。
展望未来，大宗商品价格本轮上涨可能持续更长时间，输入型通胀的压力还会进一步上升。我们认为决定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包括：全球经济增长、美元汇率和利率等三个变量。中期来看，我们预计美元有效汇率还将贬值15%，全球经济增长虽有放缓但仍在高位，这些都使得大宗商品的价格支撑将保持强劲。
（二） 中国货币增速持续高企，间接传导至物价
近两年多以来，中国M2增速持续高于名义GDP增速，平均高过2.5个百分点，这种过剩的流动性最终也将逐步转化为物价压力，其转化途径包括：货币扩张刺激了经济高增长，使得中国对原材料与大宗商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客观上推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加剧了输入型通胀的风险；流动性过剩激发资产价格泡沫，地价在过去几年快速上升，刺激了各地挤压占用耕地，使农业生产的土地成本在上升，产生粮价上涨压力，进而传导至食品通胀。
（三） 粮价上涨压力导致食品通胀
中国面临的粮食价格上涨（进而导致食品通胀）的压力既有国际背景，也有自身深层次因素。
从国际上看，自2004年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可能持续超过以往周期的时间，主要因素包括：油价的上涨刺激了玉米、大豆等生物燃料作物价格的上升；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改善，食品消费升级，对于肉类消费量不断上升，带来对于大豆、玉米等饲料的需求不断增长；玉米等生物燃料作物价格的上升刺激了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而挤压了一些传统作物的种植面积；全球粮食供给相比需求的差距不断缩小，所有主要粮食的库存量均下降至历史低位，再加上前段时间主要产麦国相继发生灾害，使得小麦供给短期内受到较大影响，库存迅速下降，都对粮价产生推动作用。除了供需原因，美元贬值也是一项重要因素，历史经验表明，通常美元贬值都会推高农产品价格。
中国粮价上涨还有自身因素。最近几年以来，中国各种主要粮食的库存降至历史低位，原因在于：从供给角度来看，近年来，粮食的各项投入要素成本在中国不断上升，而种粮的机会成本（即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工资）也增长迅速，导致农民种粮的相对回报率越来越低，种粮积极性越来越低。并且居民消费升级和国际价格传导也引发食品通胀。过去10年，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改善，居民食品消费升级，人均猪肉年消费量上升了10公斤。这导致对于大豆、玉米等饲料的需求不断增长，国内大豆、玉米的供需结构日趋紧张。而国际大豆、玉米价格高涨均传导至国内，饲料价格上涨使得养猪的成本迅速提高。这一轮猪肉短缺、肉价高涨的背后，实质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消费升级、国际价格传导等深层次因素，即便猪肉供给恢复，我们认为猪肉价格也很难下滑。
（四）经济快速增长, 固定投资过热
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4%（3月份增长17.8%），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分企业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12.9%；集体企业增长11.6%；股份制企业增长18.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14.3%。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17.3%，轻工业增长14.7%。分产品看，发电量和原煤产量分别增长14.0%和14.6%；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增长8.6%和12.2%；汽车增长15.8%，其中轿车增长14.7%。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一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7%，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五）近期一些政策加大了预期通胀上行的风险
中国今年实施了新劳动合同法，用工成本可能加速上升，亦有可能带来额外通胀压力。中国内地当前通胀仍局限于食品领域，并未出现日本和台湾地区在1980年末期遭遇的核心通胀高企的局面，原因在于他们在1980年代后期基本已耗竭人口红利，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点，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显著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单位劳动力成本加速上升，导致其核心通胀高企。中国目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赶不上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于是单位劳动力成本持续下降。然而，这一趋势不可能一直延续，事实上，最近一两年的工资上升速度与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的差距已越来越小。而今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加大了企业的用工黏性，可能进一步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亦有可能带来额外的通胀压力。“与其升值不如加薪”的思维可能过早透支我国的人口红利，使中国步入“加薪--通胀--再加薪--再通胀”的循环。
三、政府应如何应对通胀
经济学中存在所谓“有多少目标就应该有多少手段”的说法, 即在面临多重目标的情况下, 为实现目标, 必须使用多重政策手段, 而且要掌握好“度”。鉴于我国既要防止通胀, 又要预防经济通胀转入通缩的双重目标, 以及当前通货膨胀是由诸多因素所导致的现实, 笔者认为缓和当前通胀局面应采取“一揽子”措施, 赞同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配合的“组合拳”出击。
（一）控制货币供应量。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国际收支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 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 也即要控制出口, 扩大进口, 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二）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三）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人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的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人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四）加强金融特别是特定经济部门的监管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在全球就有很强的传染性。虽然在目前的金融自由化大趋势下，各国提倡金融以及经济自由化，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经济中不稳定性因素多而复杂，并且我国刚刚彻底的实现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因此，我国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金融、经济管制的同时，也应该通过不断完善的法律以及通过体制的不断完善加强监管，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金融监管真空以及重叠区域，从而避免由于金融的不稳定性推动货币进而经济尤其是通货膨胀问题的出现。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创新理财产品，加强银行流动性管理。促进银行资产结构多元化，优化信贷投向结构；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信贷管理，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贷款需求；进一步引导资金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流动；加快银行资产证券化；推动商业银行采取主动的流动性管理措施；建立规模适当的多层次流动性储备，实现流动性与效益性相协调；进行积极负债管理，减轻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部分学者倡导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来“釜底抽薪”,减少国际游资流入, 虽然有利于降低生产资料进口成本, 阻断国际通胀因素的输入, 但由于人民币汇率很可能存在“棘轮”效应, 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到原来较低的水平, 当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剧减之后, 如果宏观经济出现不景气甚至衰退的局面, 那么政策当局很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资本项目的增加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过剩, 但是只要这些资金不进入流通环节, 就不会加剧通货膨胀程度。因此, 如何化解因国际资本流入而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及其伴随的信贷扩张就成为货币当局直接面对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 由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屡次上调, 考虑到国际利差因素, 已经没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空间, 如果央行进一步强化执行银行信用控制的政策, 这与流动性过剩因素结合在一起, 将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 从而加剧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博弈的目标冲突, 构成了反通胀政策力度选择与执行效果的强扰动因素。
总之, 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包括就业、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商业银行改革、资本市场改革等, 以及货币政策尺度的当前位置, 约束了反通胀政策力度的选择范围。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多种目标, 而这些目标之间并非完全一致, 目前的其他经济政策目标牵制着为实现反通胀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中国整体的宏观调控应当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目标的成本和收益, 在综合排序的基础上权衡利弊。由于通货膨胀会导致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紊乱, 并产生巨大的再分配效应, 其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是中低收入阶层。因此, 应坚持反通胀的目标。货币当局需要在充分考虑这些牵制力量的基础上, 统筹兼顾, 妥善决定反通胀政策措施的力度, 精确制导。
参 考 文 献
1、《金融专业知识与实务（中级）》（余力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
2、樊彩跃，中长期保持“高增长、低通胀”面临的主要问题[ J ] 1宏观经济管理, 2008
3、汪国珍等．对弋阳县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调查[J]．经济与金融，2004，（5）
4、周建明．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风险控制[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5，（2）5、谈儒勇：“非正式金融批判的批判”，《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6、郭晓鸣：“以农民合作的名义——1986-1999四川省农村合作基金会存亡里程”，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报告
7、 《西方经济学原理》（杨伯华 缪一德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8、陈国辉, 段鹏,我国的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 J ] 1经济管理, 2007
9、尚金峰，开放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6.
10、祁敬宇.金融协调运行机制论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