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通货膨胀的定义
二、通货膨胀的特点及影响
(一)通货膨胀的特点
1、在定期公布的物价指数中,最主要的是CPI
2、通货膨胀问题还与货币供给有关
(二)通货膨胀对我国的影响.
1、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2、给投资和消费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
3、使得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更加不平等从而影响人民生活
三、通货膨胀的成因
(一)需求拉动.
(二)成本推动
四、如何应对及解决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一)放宽对人民币汇率浮动的限制。
(二)中央政府采取的治理和调控政策
1、控制货币供应量.
2、紧缩政策.
3、供给政策.
4、控制物价和工资.
5、币制改革.
(三)国家可采取的温和措施
1、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
2、制定合理的收入政策,克服消费基金膨胀
3、促进生产结构的合理化,增加社会有效供给。
4、保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
5、强化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的职能
(四)其它一些可采取的应对方法
1、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不变。
2、推进我国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和目标区的确定。
3、做好其他解决通货膨胀的政策搭配工作。
五、结语。
内 容 摘 要
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很多经济问题。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国内物价水平大幅上涨,我们可能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外汇储备量增多及人民币的大量投放给中国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强,我们应该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通货膨胀问题。个人,企业应做到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和号召,团结一致应对和解决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本文通过对通货膨胀理论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得出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问题实质就是货币问题和供求问题。应该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提高百姓的消费水平;或控制货币供应量,采取紧缩政策、供给政策,及实行币制改革等方法,来应对当今的通货膨胀。
关键词:金融危机 物价上涨 货币供应量 通货膨胀
我国目前通货膨胀问题的探讨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并连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伴随着人民币升值,对外贸易顺差连年大幅增长及对外贸易不平衡的不断加剧,导致我国货币供应过剩,国内市场生活必需品的全面涨价直接影响消费,迫使央行加大人民币的发行量,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此爆发。这种危机可能近在眼前,我们必须及时应对和化解这场危机。
通货膨胀的定义
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各国经济学家众说纷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对通货膨胀的定义大致可以分成两派:“货币派”和“物价派”。“货币派”强调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认为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实际需要量时就发生了通货膨胀;“物价派”又叫“成本推动论派”,侧重通货膨胀造成的结果,认为通货膨胀是指一般物价水平持续性的普遍上升的过程。
主张各自观点的西方经济学家形成了各自的定义:货币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定义:“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数量变动直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所谓的货币现象是指实际经济是内在稳定的,货币供给增长可以使它变得不稳定,通货膨胀率完全由货币供给增长率决定,而且只有在货币数量比产量增长得更快时才会发生”,“无论何时何地的通货膨胀总是个货币现象”。“物价派”主要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为代表,如斯蒂格利茨,曼昆萨缪尔森都以价格上涨来对通货膨胀进行了定义。如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保罗•萨缪尔森阐明通货膨胀是物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的普遍上升的时期。通货膨胀意味着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一般普遍认为,通货膨胀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
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特点及影响
(一)通货膨胀的特点
通货膨胀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运行的重要问题,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首要面对的问题。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而不是单个或少数商品价格的上升。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观察到所有商品价格同时上涨的情况,因此,需要用一些指标来衡量物价上涨的程度。目前国际通行的衡量物价的指标有,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批发价格指数(WPI)、平减指数(GDP)、货币供应量(M2)增速等。
1.在定期公布的物价指数中,最主要的是CPI,它是判断通货膨胀的重要依据。当CPI超过5%就可看作是严重的通货膨胀。CPI在3%-5%之间是温和型通货膨胀。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近年来不断增长,有破5%的趋势,因此引发了人们对通胀的担忧。
以下是2005年以来CIP涨幅统计: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1.8
1.5
4.8
5.9
-0.7
3.3
待定
据表,2004—2008年,我国CPI指数一路上涨。2009有所缓和,但进入2010年末,CPI上涨率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这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从2005年8月开始到2008年初,我国逐步进入一个相对温和的通货膨胀时期,但最近统计局发布的统计信息表明,通货膨胀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
据统计,2008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7.1%。其中,城市上涨6.8%,农村上涨7.7%;食品价格上涨18.2%,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8.5%,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6%。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2007年12月上涨1.2%。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7年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4.8%,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2.3%。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8%。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3.9%。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3.1%,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3.2%,生活资料价格上涨2.8%。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4%。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8.5%。2007年我国的CPI已达4.8%,接近5%的水平,而自2008年到2010年我国CPI增长的步伐并没有放慢。
2009年受翘尾因素的影响,CPI同比持续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半年累计,CPI同比下降1.1%,其中翘尾因素为-1.5%,新涨价因素为0.4%。二季度翘尾因素影响CPI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较一季度扩大0.2个百分点。从结构看,食品价格比非食品价格稳定。上半年,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分别带动CPI同比下降0.13和0.94个百分点。从走势看,CPI同比降幅连续5个月在底部震荡,人民银行季节调整后的CPI环比1-5月份一直处于正增长,6月份为负增长。
2010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3%;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升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4.8%。中国去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6%,高于调查中值4.4%。11月CPI同比上涨5.1%。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8%,较第三季的9.6%上升,亦高于调查中值9.2%。全年GDP同比增长10.3%,调查中值为同比增长10.2%。
2011年CPI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城市上涨4.8%,农村上涨5.2%;食品价格上涨10.3%,非食品价格上涨2.6%;消费品价格上涨5.0%,服务项目价格上涨4.6%。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1.0%。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8%,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14.4%、鲜蛋价格上涨2.3%。
集合以上数据显示,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近年来CPI几乎都趋于上涨,我们只有对这些相关数据进行深入调查和深刻的认识,才能使我们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有力可行。
2.通货膨胀问题还与货币供给有关。
我国目前发生的通货膨胀也是如此,尽管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寻求原因,但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经济中货币流通量过多,即所谓的流动性过剩。一般货币供给量是指全社会的货币存量,是全社会在某一时点承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总额。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息表明2008年1月份货币供给量增长18.94%。2008年1月末,广义货币供给量余额为41.7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4%,增幅比上年末高2.2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给量余额为1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72%,增幅比上年末低0.33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余额为3.67万亿元,同比增长31.21%。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由于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2006年4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储备大国。截至2007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5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3.32%。而且外汇流入已经成为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唯一途径。我国的外汇占款与储备货币(也就是基础货币)之比急剧上升。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相当大。
外汇流入导致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虽然中央银行和政府采取了大量的经济政策和措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还是没有被打破。巨大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压力,另一方面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15%,而且最近升值的幅度越来越大。由于人民币的升值,国际上的热钱大量流入,更进一步加大了我国的货币供给压力,使得货币流动性增加, 因此随着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增加,老百姓并没有大量增加消费,而是转而增加储蓄,而储蓄就是对各种资产的需求,这几种因素导致流通中的货币过剩,刺激了通货膨胀率的提高。
金融危机后,我国从2008 年11月起,在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存贷款金融机构加大了贷款的力度。2009年一季度的放贷量就达到了4.85万亿,二季度累计为7.3万 亿,三季度累计为8.9万亿。这种流动性的注入给市场上失落的信心和萎缩的需求带来了积极的作用。但当市场走出了这种金融危机冲击的阴影之后,政府能否及时抽回自己投放出去货币有待考证,并且往往具有滞后性。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证分析上都存在很大的争论。
据分析,中国货币供应量政策的特点,得出货币供应量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内都对物价具有系统性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层次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我国的通货膨胀仍然是一货币现象,货币供应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长期内货币非中性。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不存在短期水平的正向关系,但在5年的相对长期水平上表现出正向关系。实证研究了货币供应量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影响,发现在短期内流动性指标 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着显著的影响。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应与货币需求内在作用的结果,货币供应量的过度供给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对我国的影响。 (1)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降低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中国经济已经是一种外延型的经济,技术含量还不高,在国际上主要靠价格低廉来赚取微薄的利润。如今市场上的商品标签随处可见”MADE IN CHINA”。通货膨胀使得中国经济长期无法摆脱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甚至有可能使得中国在与其他劳动密集型经济国家在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中处于劣势。那么我国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加重国家的负担。 (2)给投资和消费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并非是由于市场的真正需求的上涨,而只是由于生产者的投机冲动或者消费者对价格进一步上涨的恐慌造成的。由于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能掌握市场的全面信息,因此这种由不确定性带来的投机和恐慌很可能推动没有根据的进一步的投资冲动,而此时的消费也变得更加混乱。盲目消费,抢购风随之而来。 (3)使得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更加不平等从而影响人们生活。土地、资本和其他财产所有者可以在轮番涨价的通货膨胀中通过提高土地和产品的价格来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甚至在通货膨胀中获得一些收益。由于低收入民众只有工资收入,工资上涨的幅度远远比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随着价格水平的上升,他们货币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大大下降,即实际收入水平下降,从而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
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成因
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为了应对开支(或者叫发展)而产生的货币现象,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中国正由97后的稳健货币政策转向现今宽松的货币政策
此外,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这跟以前的通货膨胀有所不同。我国以前的通货膨胀多数为需求拉动型的,而现今随着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我国的通货膨胀中成本推动的作用越来越大。我们将会分别讨论出现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两个类型的通货膨胀的原因。
(1)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而货币供给增长过快的原因则是外汇流入过多。近年来,外汇流入已经成为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唯一途径。从2000年1月到2010年9月我国的外汇占款与储备货币(也就是基础货币)之比急剧上升。在2001年,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为43%左右,2006年初这一比例超过100%,此后这一比例继续上升,最高时达到129%,目前维持在12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的基础货币完全是由购买外汇投放的。不仅如此,中央银行还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回收因购买外汇投放的部分基础货币。
外汇流入导致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虽然中央银行采取了大量发行央行票据的政策回收基础货币,依然无法完全摆脱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其结果,物价上涨就不可避免。
但是,我国的物价上涨却有其特殊性。当流动性过剩出现时,首先上涨的是资产价格,随后商品价格开始上涨,而且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远低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幅度。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从供给方面说的,从需求方面看就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二者没有本质不同。“有效需求不足”的意思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消费需求快达到饱和1 ,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很低,因此随着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增加,老百姓并不大量增加消费,而是增加储蓄,而储蓄就是对各种资产的需求。其结果,资产价格首先上涨,而商品价格由于产能过剩的存在而不涨或小幅上涨。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资产的预期收益率逐步下降,过剩的流动性会逐步流入商品市场,导致商品价格上涨,但由于人们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消费需求增加的幅度远小于资产需求的增加幅度,从而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要远小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幅度。
(2)成本推动
生产成本上升是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原因。
首先,工资成本上升。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各种引人瞩目的事件如“民工荒”现象、某企业连续出现十几次员工跳楼事件、频频出现的劳资纠纷和罢工等等都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相应的,中国各地政府相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也导致工资成本上升。
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工资成本上升并不是有害无利。实际上,工资成本上升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之一。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而居民生活水平又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居民收入的大部分是工资收入,因此,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这对于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工资成本的上升。因此,工资成本的提高本身对经济就有了两面性:一方面,工资提高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另一方面,工资提高又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给企业生产和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问题。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对原材料、能源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大幅度增长,中国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也迅速提高。这导致资源价格的上升,也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第三,随着节能减排在全世界逐步得到认可,以及我国经济面临的资源压力,我国政府对节能减排也越来越重视,相应的要求和标准也越来越严格,为了满足这些要求,企业就必须增加人力投入、物力投入,这就客观上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第四,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重视,因而对环境保护、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活的舒适度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为满足这些要求也需要增加投入,这就客观上使得生产成本上升,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特点就是所谓的“滞涨”,美国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的情形就是如此。我国目前的成本上升如不加以干预,也会有相同的结果。
流动性过剩导致物价的普遍上涨,这包括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两方面。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二者共同作用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商品价格上涨从时间上落后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从涨幅上低于资产价格的特点。由于生产成本的上涨,尤其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要高于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因此,在本轮通货膨胀中,农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蔬菜价格的上涨幅度远高于其他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如何应对及解决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一)放宽对人民币汇率浮动的限制。
放宽对人民币汇率浮动的限制是最好的解决流动性过剩的方法。现阶段人民币快速升值最直接的好处在于可以大幅减少人民币的被动投放比例,缓解国内流动性压力。从2005年6月到2007年12月,我国外汇储备从7110亿美元增加到1.53万亿美元,增加了114%,与之相对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从8.2765∶1上升到7.3046∶1,升值8.83%,按此计算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基础货币投放至少减少7942亿美元,相当于在此期间基础货币投放量的30%。而且如果人民币按市场要求正常升值,也就降低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大量企图攫取人民币升值利益的国际热钱自然会另寻出路,从而减轻国内流动性压力。
其次,汇率自由浮动本身也具有自发调节贸易失衡的功能。当前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于经常项目巨额顺差,如果汇率能够自由浮动,人民币升值本身就能起到抑制出口、刺激进口的功效,从而自发地缓解升值压力。如果情况正好相反,自由浮动的汇率机制也同样能自发地缓解贬值压力。汇率浮动的自由度越大,最终其波动程度越小。
从国际经验来看,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二战以后日本和德国经济迅速发展,生产率水平快速提高,都在上世纪60年代面临着本币升值的压力。但是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干预外汇市场,企图阻止日元大幅升值,结果引发国内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最终市场力量战胜了政府干预,日元被迫急速升值,破坏了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而德国则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让市场自发地决定汇率走向,最终逐步地完成了马克升值,实现了国内经济低通胀的稳定增长。
为了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而过度干预外汇市场,只能损害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引发国内通货膨胀的恶果。汇率问题终究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应当让市场去说话。综上所述,要消除过剩的流动性就必须从汇率方面入手。因此,放松对汇率浮动的管制是应对通货膨胀的必然选择。
(二)中央政府采取的治理和调控政策。
中央政府既是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同时还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主体。
1、控制货币供应量.
由于通货膨胀作为纸币流通条件下的一种货币现象,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所以各国在治理通货膨胀时所采取的一个重要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减轻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数量型的政策工具是存款准备金率和价格型工具是利率,可以遏制通胀。
2、紧缩政策.
指通过紧缩财政支出和银行信贷达到收缩货币供给量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和方法。紧缩财政支出的措施主要有削减财政支出、增加赋税;紧缩货币政策的措施主要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
3、供给政策.
指通过发展生产,增加社会总供给,以弥补供需缺口,从而解决通货膨胀的措施和方法。供给政策运用的措施一般有:降低所得税、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更新设备和调整产业结构等。
4、控制物价和工资.
指由政府采取限制物价和工资上升的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时物价上涨的过猛势头。但不宜长久使用。
5、币制改革.
当通货膨胀已达到恶性程度,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应该是实行币制改革。历史上曾采用过的币制改革方法有废弃、恢复和减值三种。
(三)国家可采取的温和措施。
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都有一个时间的延误,经济学家称之为“时延”。据测算,中国这个时间延误从政策出台到管用大体上是7个月到24个月.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巨大的财政赤字、国债缺口,最后都可能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再加上货币政策有一个时间的延误,不能等到通货膨胀发生了政策才出台,那么就来不及了,必须提前一年甚至更长时间采取一些温和性的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1、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保证基本建设投资与国力相适应.目的是克服社会总需求的膨胀。关键问题是改革现行的投资管理体制和强化投资的风险约束机制。
2、制定合理的收入政策,克服消费基金膨胀。即工资总额的增长率不应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在收入分配结构上,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以避免社会成员盲目攀比而牵动消费基金增长。
3、促进生产结构的合理化,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发展生产,增加社会有效供给是解决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出路。发展生产应主要靠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和生产结构的协调。
4、保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社会总需求膨胀,很大程度上是由财政支出过多而引起的。因此,必须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如果出现赤字,尽可能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不能随意向银行透支。
5、强化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应的职能。中央银行对治理通货膨胀负有直接责任。要确保中央银行具有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以利于通货膨胀的治理。
(四)其它一些可采取的应对方法。
1、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不变。
要防止中国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首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遏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针对2007年以来高能耗行业盲目扩张在一些地区有所反弹的趋势,要综合采取经济、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措施,不断加大对高能耗产业的结构调整力度,实行更加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继续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同时,中央银行需要继续搭配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回收银行体系流动性,控制金融机构贷款扩张的能力。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确定工具组合方式和对冲力度,提高对冲效率。稳妥运用利率工具,抑制需求膨胀、稳定通胀预期。同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完善贴现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并增加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推进我国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和目标区的确定。
选择何种物价指数来反映我国的通货膨胀情况是目前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我国可以参考已经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经验,逐步引入核心消费价格指数。统计部门在统计消费物价指数过程中,把能源、农副产品等价格波动频繁的商品剔除出去,同时还应该剔除一些中央银行没有能力控制和中央银行没有义务控制的价格波动,只对那些长期价格波动趋势较为明显和稳定的商品进行加权平均。同时,通货膨胀应该是一个目标区的概念,目标区的宽度要根据通货膨胀本身的变动程度、政策时滞及中央银行保留的机动决策的程度而定,提高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可信度。此外,对未来通货膨胀进行预测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必须建立一套辅助的监测指标以监督货币政策的实施状况,及时发现经济是否存在过热的迹象。用于辅助监测的指标应该具有可观测性、时效性、先导性等特点,通过对这些指标的观测可以有助于判断未来通货膨胀的变化趋势。
3 、做好其他解决通货膨胀的政策搭配工作。解决通货膨胀除了货币政策,还需要其他各项政策的有效搭配。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企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但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却在持续下降。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会造成我国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今后,在初级分配中要致力于提高居民收入占GDP 的比重,特别是要提高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在财政支出方面,加大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投资,在扩大社会需求的同时,改善居民未来支出预期,降低当前过高的居民储蓄率,从而逐步化解国内储蓄与消费的结构不平衡问题。在财政税收政策上,生产税、收入税、财产税和行为税。等不同类型的税种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调节要素和产品价格体系、企业及行业的成本结构,进而调节居民和企业等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通过市场机制的用来引导资源达到更为合理的配置效果,以达到调整经济结构,化解通货膨胀的最终目的。
结语。
在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必将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如果社会的通货膨胀率是稳定的,人们可以完全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很小。但是,在通货膨胀率不能完全预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将会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及经济活动。因为这时人们无法准确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名义变量,以及他们应采取的经济行为。政府是通货膨胀利益获得者,也只有政府才能控制通货膨胀。我们应该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全面应对和解决通货膨胀,保持我国经济全面可持续的发展,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实现人民安居乐业。
参 考 文 献
1、刘伟、苏剑,《经济研究》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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