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中外合资银行的历史变迁
(一) 中国传统合资银行的概念
(二) 中外合资银行成立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三) 中外合资银行发展的概况及特征分析
(四) 近代中外合资银行的衰亡
二. 近代中外合资银行的历史意义与经验教训
(一) 历史的积极意义
(二)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三) 近代中外合资银行发展史的启示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合资银行的探索
(一) 中外合资银行诞生的时代背景
(二) 中外合资银行的基本特征
(三) 中外合资银行的意义
四. 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前瞻
(一) 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环境前瞻
(二) 中外合资银行的组织模式前瞻
(三) 中外合资银行的未来地位前瞻
内 容 摘 要
中外合办银行是国内和国际两种金融资本融合的中外合资银行，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外合办银行在国内出现的时间略早于华资银行，外国银行在近代中国采取中外合办的形式进行金融活动，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但世事变迁，随着宏观和微观环境的改变，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合资银行正面临日渐急促的格局变幻。本文从我国合办银行的历史、现状的分析中展开，并探寻其日后的发展方向。在以银行为核心的中国金融体系以及中外银行同台竞争、合作日益紧密的经济环境中，探究中外合资银行无疑对我国深化金融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近代中国中外合办银行
近代中国中外合资银行的出现，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起步发展但又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产物，可以视作现代经济组织的一种过渡形式。当时社会各方均对它抱有较高的期望，指望其能够为中国的近代经济建设做出一份特殊的贡献。然而，由于近代中国曲折的历史背景，中外合资银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始终存着诸多矛盾，从客观上影响和削弱了它的作用，导致其完全失败并一度退出中国经济舞台。改革开放后，伴随中国基本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一系列社会变革的深入，我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同时，中外合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中国金融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业监管逐步完善，金融企业实力得到加强，中外银行的合作方式也趋于多元化，中外合资银行为中国银行业的深化改革，银行内部公司体制的完善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近代中国中外合资银行的历史变迁
中外合资银行在近代中国史上出现、发展和消亡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以及企业自身运营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中国传统合资银行的概念
近代中国中外合资银行是由一家或几家外国银行与国内有关部门或单位联合出资在华建立的股份银行，又称中外合办银行或中外合营银行。近代中国中外合资银行有国家与外国政府（或外商）合资或由国内外商人合资两类，前者如1896年清政府被迫参加投资的华俄道胜银行和1913年北洋政府与法国合资兴办的中法实业银行；后者如1922年华商与美商合资建立的四川美孚银行等。
(二) 中外合资银行成立和发展的时代背景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中，中外合资银行的出现时间略早于华资银行，但清末的情况是筹议者众而实施者寡，仅有华俄道胜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两家设立。进入民国后，中外合资银行这种形式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不仅筹议者众而且实施者也不少，数量逐渐增多，至20世纪20年代初达到发展顶峰。据不完全统计，从1913年中法实业银行设立起，到1922年华威银行设立止，10年间累计设立了20余家中外合资银行，其中以1920年前后设立的家数最多。该时期设立的中外合资银行所涉及的国别大致有法国、日本、美国、意大利、挪威、丹麦等，其中大多数银行系中国与日本合办。民国时期中外合资银行的迅速崛起，绝非一种偶然现象，具有十分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催生并孕育了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高潮。就中国方面而言，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企业组织，所以热衷于与外国资本合作设立银行，主要有以下诸多因素所致。
1.国家政体的变革为中外合资银行的出现扫清了政治障碍
1911年10月骤然爆发的武昌起义，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成为气势磅礴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近300年的异族统治，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从形式上看，这次国家政体的变革，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权的更迭，是由封建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体制的根本性变迁；从内容上看，尽管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阀集团长期把持着国家政权，但其具体执政方针仍然体现出某种有限的新意与活力，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民国的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不仅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且带来了经济的繁荣。
据有关资料统计，仅1912年至1916年间中央政府公布实施的各种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共有86项之多，从而为全国经济的起步发展初步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在共和体制逐步得到广大民众认同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一些可喜变化，努力发展国家经济成为社会不同阶层人士的共同愿望；而且人们的眼光比以往开阔了，开始具备全球化意识，对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合理性渐渐有所理解。当时，全国朝野中许多人都认识到通过引进外资推动本国银行业和工商业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均提出了关于创办中西合股银行的更趋成熟的主张，直接推动了中外合资银行的创办。
2.民族资本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为中外合资银行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在经过民国初年短暂的混乱局面之后，全国经济的发展很快走入正轨。特别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内外市场需求骤然扩大，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工业生产方面，据统计资料显示，1914年至1919年的6年间，全国私人资本新设立各类厂矿企业379家，创办资本额累计达到8580万元，平均每年开设63家，新投资本1430万元，比辛亥革命前后时期(1895年至1913年)约增长了1倍多。同期的私人工业投资规模也相对扩大，与清末最后10余年相比，1912年至1922年间投资额在5万元以下的工厂数量有所减少，在5万至20万元之间的工厂数量基本维持不变，而20万元以上投资规模的工厂数量则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1922年资本额在20万至50万元的工厂增长了67%，50万至100万元增长了175%，100万元以上的则增长了128%。中国对外贸易总量这段时间出现了爆发式增长，1923年的进出口净值比1912年增长了将近1倍，其中出口净值的增长幅度略高于进口净值的增长幅度；而且1915年至1919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额大幅度下跌，尤其是1919年进出口数额几乎持平。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上升，而且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所提高，由1913年的不到1%提高到1920年的1.5%至1.9%。
受到这种经济急速发展趋势的强劲拉动，国内的资金需求异常旺盛，而资金的供给则相当缺乏。此时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在融资方面的优越性已经逐步显现出来，但华资银行的数量有限，在华外国银行又多注重中国的财政事务，难以满足经济部门的资金需求。于是，产生于清末而又长时期处于沉寂状态之中的本国银行业开始受到重视，同时社会各方也期望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创办中外合资银行，开辟一条筹集金融资本的新途径，以谋求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内银行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急剧发展起来，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外合资银行的勃兴。
3.中外经济交往日益活跃客观上促进了对中外合资银行的需求
民国成立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对外开放的范围及开放程度均较前有所扩大和提高，而且中外之间的民间经济交往也变得日益频繁起来。对于大多数外国投资商来说，他们之所以热心于与华商合办银行，主要是为了谋求发展本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业务。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外贸易一度受阻，但战争结束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华洋行势力大为扩张，1913年全国有洋行3805家，到1920年增至7375家，增长了将近1倍。战争对各个列强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日本和美国由于卷入战争的程度不深，便利用战争期间的有利时机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致使它们在整个中外贸易中的地位上升较快，特别是日本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而英国、法国等国由于在战争中受损严重，其在中外贸易中的长期优势地位开始动摇。这就是民国时期较多出现中日、中美合资银行的一个重要背景条件。
此外，中外合资银行这一企业组织形式在制度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它的快速成长。从理论上讲，与本国银行比较，中外合资银行由于外国资本的介入，必定受到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影响，其内部治理结构应该更加符合现代公司的规范，因而也比较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而且，鉴于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国银行一贯采取妥协政策，通过中外合资的方式，则可以享受设立手续快捷等种种便利。
总之，整个北京政府时期，中外合资银行在国家政体变革、国内经济逐步活跃、中外经济交往增多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该时期国内银行业蓬勃发展的一道风景线。
(三) 中外合资银行发展的概况及特征分析
在民国时期设立的众多中外合资银行中，以中法实业、中华汇业和中华懋业三家银行的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其发展历程也颇具代表性，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外合资银行产生及运作的一般特点与规律。
1. 首家中外合资创办的中法实业银行
1912年春，成立不久的北京政府以“善后改革”为由，向六国银行团举借长期巨额借款，名曰“善后大借款”。但因银行团提出的政治、经济条件异常苛刻，屡议未成。后来代表法国利益的东方汇理银行出于图谋独家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目的，经过反复的谈判协商与讨价还价，法国财团代表与中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双方共同筹组银行，名称定为中法实业银行，依照法国法律在法国办理注册，并报经北京政府特许，成立了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
中法实业银行于1913年7月正式开业，总行设在巴黎，其中法国银团投资三分之二，中国政府认购三分之一。该银行的董事团和总行均设在巴黎，仅在北京设立营业局，按照董事团的授权督理一切营业事宜。虽然银行章程规定“华人有被选之权”担任董事，但在董事团第一届12名董事中，华人董事仅有1名。章程还规定银行经营期限为90年，并标榜“以发达中国实业为宗旨”，其实它主要是为法国政府及各大财团在华扩大各种经济权利服务的。由于享有种种特权，中法实业银行初期业务发展十分顺利，各处分支机构扩充较快，共有分行22处，并还得到北京政府即特许其拥有纸币发行权，此后它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的分行相继发行了兑换券，高达数百万元之多。
2. 中日合资的中华汇业银行
中华汇业银行是中日两国政府达成西原借款的产物。1917年至1918年之间日本政府为获得在华权益以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为交换条件而提供给中国政府多笔借款，总额合计达14500万日元，即所谓“西原借款”。 1918年2月1日，北京政府财政部批准中华汇业银行注册，不久该银行筹备就绪，并开始正式对外营业，总行先设北京，后迁天津，并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地设有分行。
中华汇业银行的资本额定为1000万日元，中日双方各认半数。中华汇业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直接或间接为中国政府筹借外债并经手借款的收转。此外，该银行还拥有纸币发行权，发行银本位兑换券，主要流通于华北和辽宁一带。
3. 中美合办的中华懋业银行
中华懋业银行是中美两国共同发起设立的合资银行。中华懋业银行的资本额为1000万美元，由中美双方各认缴1/2。中华懋业银行于1920年2月6日正式营业，总行先设北京，1923年后迁往上海，并先后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济南、石家庄、重庆等地设立分行。其间还应美方董事的要求，兼并了美国国际汇兑银行设在中国的哈尔滨分行和设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分行。其主要从事国外汇兑业务，后来通过大通银行的关系获得了一笔巨额的信用透支后，更是大量承做中美两国进出口贸易的信用保证业务。此外，该银行在开办时曾谋求取得全国烟酒印花税款代理金库特权，因遭到中外各方的反对未能达到目的，但经北京政府批准取得了发行钞票特权。所发行的银本位纸币，主要流通于华北、华东和东北黑龙江一带。
从在华设立的这三家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合资银行我们不难看出，近代中国中外合资银行是建立在明显的北京政府政治被动和中方在合资银行没有相应股权地位的不平等基础上，同时，中外合资银行凭借帝国主义势力被操纵在外方股东手中，并使之沦为帝国利益集团在华攫取利益的急先锋以及帝国势力在近代中国利益的代言人。
(四) 近代中外合资银行的衰亡
中外合资银行的出现，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起步发展但又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产物，可以视作现代经济组织的一种过渡形式。当时社会各方均对它抱有较高的期望，指望其能够为中国的近代化建设作出一份特殊的贡献。然而，中外合资银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始终存在着三大矛盾，从整体上影响和削弱了它的作用，并最终导致其完全失败。
1. 外资在强调尊重中国主权的表象下，实际上却经常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
几乎所有的中外合资银行在其章程中，均强调要充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同时，大多中外合资银行公司章程设定中也是明文规定合资银行由华人董事担任公司主要管理职位，形式上似乎是中方在公司管理中占据领导地位，然而，中外合资银行的实际运行过程并不是如此这般。在各家银行中，业务经营的实权仍然操于外人之手，如中华汇业银行的日方专务理事由于“专管本银行之日常业务”，得以一直通过“辅佐”的方式架空总理，在经营决策中尽力迎合日本政府及财团的政治、经济需求，往往置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而不顾。即使规定各分行经理原则上以华人为正，但实际上由日本人担任经理的也不少，所谓的规定根本当不得真。中华懋业银行的情况也是如此，完全由美方协理总揽经营大权，其名为协理，实为总理。中方总理的形同虚设，还在于该银行在董事会之外另设有两套由美方掌控的监督机构。一是以美方协理为首、美方人员占多数的业务委员会；二是以美方股东为主的驻美评议委员会。业务委员会有议决事项交总理、协理执行之权，有指挥营业部主任之权，有最终决定各级职员薪津和股利分配之权。驻美评议委员会也可随时以函电干预重要行务。这种凌驾于总理之上的机构设置，极大地制约了中方总理的权限。
正是由于中外合资银行的这些特性，从感情上不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一旦遇到经营危机，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容易受到冲击。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抗议浪潮，成为导致中华汇业银行倒闭的直接原因之一。
2. 中外合资银行表面强调要发展“纯商业性质的经营活动”，实际所有业务与政府有关的部分占了较大比重
在具体的经营方针上，中法实业银行一向标榜“以发达中国实业为宗旨”，而中华汇业银行的宗旨也是为了增进中日两国贸易活动，中华懋业银行更是宣称将努力从事正当的商业经营活动。在实际运作中任何一家银行都未真正按所定“宗旨”行事，无一例外地与中国政府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大量对政府放款或临时融资，把自己的兴衰繁荣与政府紧紧结合在一起。中法实业银行经办了多笔法国财团对北京政府的所谓“实业”借款，中华汇业银行直接或间接为中国政府筹借外债并经手借款的收转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从银行的创立资本来源看，尽管中华懋业银行的政府色彩最淡，且主要从事国外汇兑业务，很少经办对政府的大笔借款，但该银行后期却对北京政府及其各级官员大肆放款，有不少都是无任何抵押物的信用放款，共计达700多万元，导致全行几乎陷入周转不灵的境地。
从这些银行最后的倒闭结局来看，它们看似实力雄厚，其实根基并不牢固，甚至说是十分脆弱的，容易受到国内政治局势变动的影响。也就是说，银行与政府捆绑在一起，高收益与高风险是相伴而生的。中华汇业银行和中华懋业银行停业的政治背景就是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北京政府的倒台，这两家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银行失去了政治上的屏障和倚靠，转而投靠南京国民政府又得不到回应，所以很难继续生存下去。同时，中外合资银行虽然强调要以现代企业的原则从事经营活动，实际上却具备一切中国本土企业的弊端
由此观之，在北京政府时期，创办中外合资银行的指导思想与具体的实践活动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些差异的产生，其根本原因一是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家主权严重受损，对于中外合资银行尚不能采用国家法律的形式，来确保中方的正当权益真正落实到位；二是由于国内缺乏精通银行经营管理的人才，致使中方代表在中外合资银行中始终居于从属地位，既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对外方人员形成有效的监督。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中外合资银行陆续倒闭这一无情的事实，使人们对它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据此认定包括中外合资银行在内的合资企业形式并不适宜在中国生长，因而也就失去了继续创办的热情，再也没有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产生，至此中外合资银行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近代中外合资银行的历史意义与经验教训
对于近代史上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我们应该辩证地加以看待。中外合资银行可实现“资本合作”和“管理合作”，是落后国家发展本国银行业和发达国家对不熟悉市场资本输出的有效途径。从客观上看，近代中外合资银行确实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近代中外合资银行的实践中，也存在着中方资本处于附庸地位和中国金融主权受到严重伤害等各种问题，从而妨碍了合资银行积极效应的发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近代中国合资银行的诞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审视现代中外合资银行的现状和未来，也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外合资银行这种制度安排的内涵。
(一) 历史的积极意义
1. 催生中国民族银行业的诞生并培养了大批银行经营管理人才
外国银行的进入和中外合资银行的成立，带来了新的投资方式、新的支付方式和新的银行管理方法。外国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和丰厚盈利，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近代有识之士创办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新式银行的热情。由于清末资本主义工商业日渐兴起，产生于货币信用早期的我国传统金融机构——钱庄票号或因资本不足，或因经营不良，不能满足事实上的需要，于是创办新式银行渐成潮流。1897年，以盛宣怀为首的满清官僚终于办起了中国第一家中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其经营管理模式完全模仿汇丰银行并聘请该外资银行的人士担任公司第一任经理。可见，中外合资银行不仅催生了中资银行，而且也为中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树立了效仿的榜样。
中外合资银行因其中外双方在酱和管理上的合作，而成为学习外国新式银行经营管理技术的便捷渠道。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多数中外合资银行的实际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操纵在外方手中，但中国人参与银行经营管理的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加。在中华汇业银行和中华懋业银行等当时主要的中外合资银行，都规定了银行正副总理等一些重要职位由中外双方各派人员组成。在中外职员互相接触，耳濡目染的环境下，在日常经营和亲身实践中，中方人员学到了第一手的新式银行经营管理技术和经验。可以说，近代中外合资银行拥有一大批这样培养出来的业务能手和国际金融专家，这些人后来为发展中资银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2. 引进外资、管理经验和技术促使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近代化
向中国输出过剩资本、经理中国政府贷款和从事中国的铁路、航运投资是近代中外合资银行的外国股东在华设立合资银行的主要动机之一，可以说，近代中外合资银行对于中国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外国在华投资从孙中山主张对外开放后逐渐进入高潮。据有关史料统计，从1914年到1930年，西方各国在中国的投资增长了54%，总额达34.8亿美元；从1931年到1936年，又增长了23%，总额达42.8亿美元。这些外国资金的投向绝大多数是工商企业，弥补了中国开发资金的严重不足。当然，由于当时国家政权的软弱，也产生了不少如侵犯中国主权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但这些外国投资也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外国投资，大约有80%是由外国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牵头引进的。
除了引进外资，外国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还为中国引进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性质商业银行所必不可少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汇票、拆票和庄票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使用、转账结算和汇划制度的形成、银行信用制度的发展、新式簿记在银行业的推广等都随着外国银行与中外合资银行的进入而带入中国，从而促进了中资银行业的发展。同时，外国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进入中国，从外部环境上促使钱庄和票号向近代金融资本转型。近代中资银行的出现和旧式钱庄的资本主义化正是形成中国近代金融资本的两个重要渠道。在钱庄的近代化过程中，外国银行与中外合资银行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由于中外合资银行多集中在通商口岸，钱庄的分布重心也开始向通商口岸转移，据相关史料记载，上海市南北汇划钱庄到1873年已有123家；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到了19世纪70年代，也约有40家大钱庄。相比之下，当时北京的银号、钱铺虽有300多家，但业务发展远不及上海等地，不少钱铺仍停留在银钱兑换的阶段。所以，钱庄重心向口岸的转移体现了资本主义对钱庄的吸引，由此反证了钱庄日渐增加的资本主义性质，钱庄近代化亦由此更进了一步。
(二)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1. 合资双方地位不平等，中方沦为附庸地位
在近代中外合资银行中，中外方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外国资本因有不平等条约和本国在华政治势力为后盾，在充当帝国主义在华攫取经济和政治利益急先锋事实下，中方资本基本上沦为附庸地位，银行实际控制权都掌握在外方手中，中方权益时时处处受到损害，平等合作更无从谈起。以1896年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合办”的华俄道胜银行为例，清政府在银行中的出资，已占全部资本的40%，超过了俄方或法方的出资，然而，银行的理事会、管理层一概不允许清政府插手。北洋政府时期，中外合资银行的资本大多由中外双方各承担一半，有些合资银行在表面上也刻意突出中方控制管理银行的假象，但实际上多数中外合资银行仍由外方大权独揽，中方资本仍处于无权的从属地位，丧失利权的情况仍时时发生。而这些无视华商股东权利的现象之所以出现，并非华商股东不懂得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在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在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缺乏一套必要的外商投资法规，缺乏保护华商的必要措施和法令。
2. 中外合资银行拥有种种特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西方列强依靠军事、政治强权在中国巧取豪夺，实施经济侵略，攫取种种经济特权。在银行领域，中外合资银行获得的特权远远超过了中资银行，也远远超越了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范畴。中外合资银行大都在中国拥有钞票发行权，获得了巨额的钞票发行收入。与此同时，中外合资银行不定期勾结或强迫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官僚，获取了政府借款、经理国库、关税、盐税及铁路建筑权等各种特权。外国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所拥有的种种特权，不仅插手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而且操纵中国的货币金融，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三) 近代中外合资银行发展史的启示
1. 中外合资银行是我国金融开放的一种合理选择
在人类经济生活中，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然后到货币经济并进入信用经济，是一个时代的跨越。而高度集中经营货币、充分发挥货币职能的商业银行各种组织形式的产生，则是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和运行基石，也是一个时代跨越。
近代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带来了与旧式金钱融机构——钱庄和票号截然不同的新式银行制度。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离不开新式银行的金融服务。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胁下被除迫开放国门，西方银行随之涌入中国市场，这种对外开放是外在的强制而非内在的自由选择。但是，对外开放又是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也是如此。可以说，没有外国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的进入和推动，中国自办的银行肯定要推迟若干年后才能出现，而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和中资银行在经营管理技术和理念的提升也必定要经历更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外合资银行依然是金融对外开放的理想形式。
2. 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金融竞争环境
由于近代中国当权政府的腐败、软弱和无能，外国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与官僚资本相互勾结，攫取了发行钞票、政府借款、铁路借款、经理国库等众多经营特权，获得了远远优于中资银行的超国民待遇，使中外资银行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制约了民族银行业的发发，并导致外国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喧宾夺主，操纵了中国金融市场，垄断了中国经济命脉，加深了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化和无序化。
如今，中国经济已从一个世纪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已是更显重要，它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基石，也是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在当前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公开、公正、公正的金融竞争环境，反对垄断特权，不仅有利于中外合资银行的共同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和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合资银行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以商业和市场原则动作的商业银行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到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商品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发展，经济多元化对金融服务多元化提出了内在需求，直正的中外合资银行才水到渠成地诞生了。
(一) 中外合资银行诞生的新时代背景
中外合资银行是中国改革开放和金融制度变革与创新的产物。也正是在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以及金融制度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外合资银行顺理成章地被推到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前沿阵地。可以说，中外合资银行是中国经济制度创新的需要，是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需要，更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
1. 经济制度创新的需要
经济转轨是我国最近三十年来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社会现象之一。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中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策略，先后经历了1979至1983年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到1991年间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1992年后的市场经济三个阶段，及到确立了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国民收入、居民消费、储蓄水平在总量迅速提升的同时，其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有的经济秩序被打破，经济宏观波动特别是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对体制创新提出了迫切要求并造就了中外合资银行诞生的基础环境。
2. 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一系列内外因素作用，封闭型的经济与计划经济一直是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基本经济特征。1978年后，中国作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并把它作为一项长期国策坚持下来。从此中国开始沿着对内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方向不断发展前进，写就了辉煌的历史新篇章。
在对外开放中，引进外资是发展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快一国经济现代化的普遍经验。而合资银行作为银行领域的一种外国直接投资，它的进入还将带来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各类资金，因此，中外合资银行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重要方面。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非常缺乏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技术和经验，通过举办合资银行，可以直接向国外合资方学习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技术，因而，引进合资银行成为中国金融开发的重要形式。
3. 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大一统”国家银行制度，国家银行构成金融体系的全部。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逐渐意识到金融体制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以及外资银行是中国建设市场经济体制、金融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金融相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中国引进外资银行已具有促进经济金融体制转换的重要意义。作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就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对外开放进展如火如荼的历史大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诞生是对中国传统单一金融体制的重大突破。在当时的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国内唯有中行一家外汇专营银行，因此厦门国际银行的成立从一开始就承担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备受各界瞩目。
(二) 中外合资银行的基本特征
自1985年厦门国际银行“破冰之旅”后，相继又有六家中外合资银行在中国获批成立。
其中部分中外合资银行基本情况（成立初期）
银 行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股东及持股比例
上海巴黎国际银行
1992年11月
上海
6000万美元
工行50%
法国巴黎国民银行50%
福建亚洲银行
1993年6月
福州
3000万美元
香港中亚财务有限公司50%
中行福建信托咨询公司50%
华商银行
1993年6月
深圳
4340万美元
工行深圳分行40%
香港华人银行30%
香港中旅公司30%
青岛国际银行
1996年７月
青岛
3600万美元
工行50%
韩国第一银行50%
这批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中外合资银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配合沿海开放城市的招商引资政策，为“三资”企业的投资、融资提供金融服务，对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和经营管理体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 股权结构特征
股权结构对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举足轻重，最初成立的7家中外合资银行中，工行参与了4家，中行参与了2家，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参与了1家。这7家中外合资银行的实际控制权主要有中方控制模式、外方控制模式和联合控制模式三种，由于这三家国内银行参与组建合资银行的动机不同，它们寻找的合资伙伴和建立的合资模式自然有所不同。其实即使是工行参与的四家合资银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区域以及出于不同的考虑，其合资模式也不尽相同。合资模式的不同，对于各家合资银行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经营管理特征
中外合资银行既是中外资本的融合，也是中外管理的融合，可谓合资又合营。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要求，合资公司董事长就由中方担任。国此，中外合资银行董事长一般由中方担任，作为负责经营的行长或总经理，在多数情况下由外方担任。中方在参与合资银行的合营过程中，实现了培养属于自己的金融人才的目的，合资银行发挥了“培训基地”的作用。
(三) 中外合资银行的意义
1985年4月2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该条例明确指出，制定该条例是“为了扩大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有助于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有益于经济特区的发展”。这是中国引进合资银行的初衷，也是对合资银行在中国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的高度概括。当然，这是一般性概括。在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历程中，它们实际发挥的作用远不止扩大合作和招商引资这些。
1. 金融改革的“试验田”
改革开放之初，中外合资银行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一统”的背景下成立，肩负金融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历史使命。近三十年来，中外合资银行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总的来说，在中国经济金融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外合资以其自身的实践很好地体现了“试验田”的探索作用，对我国早期探索银行商业化改革，促进金融体系多元化，推动金融创新的发展以及推进银行业对外开放起了重要作用。
2. 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银行业是在高度行政垄断条件下产生的高度集中的产业。中国银行业虽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发展起来的，但仍深深地打上计划经济的烙印。金融领域的垄断只能导致社会整体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而金融机构经营效率的提高只能通过竞争来实现，而不是什么保护或垄断。中外合资银行阵营的形成，有利于多元化金融体制的初步发展，有利于打破金融市场垄断，提高了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相对于国有银行而言，中外合资银行是金融改革进程中的新生事物，没有传统体制造成的历史包袱，对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适应性，而且其发展历程体现了市场自主创新与不断加强规范和监管的动态博弈过程。这种增量上的变革与创新，从打破国有银行制度集中垄断格局和边际替代的意义上改变了原有金融制度的结构和总体性质。标志着银行业开始从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转向有竞争的市场结构，体现了中国金融制度变革与创新成效。
3. 招商引资的桥梁和纽带
在经济金融转轨时期，中国仍属于资金短缺型经济，国家通过吸引外资投资举办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即所谓“三资”企业，以体制外资金弥补体制内的资金短缺。中外合资银行成立之初，最为明确的目的之一就是引进国外资金，支持国内经济建设。首先是外方投入的资本金可作为长期的低成本资金来运用，其次是合资银行以优惠利率拆入的资金，以及凭借外国合资银行知名度引进的诸多银团贷款、转售贷款及其他国际融资。
除了直接吸收外资，中外合资银行在间接引进外资，也就是招商方面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相当长时期内，国内银行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还比较粗放，金融产品还比较单一，且大多为国有经济服务，“三资”企业的金融需求为国内银行所忽视。中外合资银行成立后，专门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极大地提升了当地的金融环境和经济环境，增强了外商继续在中国投资和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为外向型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国内银行改革重振的重要渠道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全方位开放的今天，中外合资银行的部分历史使命如金融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等使命正在开花结果，并不断地产生协同效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外合资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促进对经济交流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培养国际金融人才、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功能却方兴未艾，某些方面还在进一步强化和升华。
此外，中外合资银行作为银行业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先驱，为中资银行引进外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目前，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中，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已经成为提高资本充足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及风险管理的重要渠道，中资银行引进外资的热潮业已形成和发展，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路径和面貌。与此同时，到境外上市也已成为国有商业银行和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重要战略选择并已付诸实施。因此，中外合资银行已经成为国内银行改革和重整不可或缺的组织创新方式，更是目前和将来中外合资银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也预示着中外合资银行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前瞻
中外合资银行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外合资银行既有过短暂的辉煌，也有过金融危机阴霾下蹒跚，更有“夹缝求生”境况下的尴尬。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及中国加快金融开放步伐的背景下，本文对中外合资银行的外部环境、组织形式和未来地位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其结论只有一个：中外合资银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 中外合资银行的发展环境前瞻
1. 中国繁荣富强为中外合资银行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般而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增长对本国银行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79—2008年30年间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速度，并且这种高速增长态势还将长期持续下去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经济学家所接受。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金融市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商业银行也因此得到长足发展。此外，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也为中国银行业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市场机会和发展机遇。
中外合资银行是中国本土法人银行，它扎根中国市场，服务中国客户和中国经济建设，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中国金融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无疑将为其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发展奠定强有力的基础，为中外合资银行的未来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2.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中外合资银行的稳健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银行业是一个以信用中介为主要角色的特殊企业，银行与客户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交易的价差越大，就越容易出现信用问题。社会信用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银行业的生存和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信用缺失问题十分严重，社会信用和社会信用制度体系的缺失已成为制约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相关体制的完善，在倡导道德文化环境重建的同时，我国也从社会信用法律制度、社会征信体系、社会信用评级体系、信用保险制度等方面加快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人们信用意识逐步增强，社会信用环境明显好转。无疑，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外合资银行将面临越健全的社会信用环境，而信用制度体系的建立，也将为中外合资银行开辟一条机关报的业务发展渠道，总之，社会信用环境的不断完善，将进一步拓宽中外合资银行的生存空间，为中外合资银行未来的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环境保障。
3. 监管制度创新将为中外合资银行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近年来工行、中行和建行这些国内最主要的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成功在上海和香港上市，中外合资银行群体得到长足发展壮大，中外合资形式已成为中国银行业主要的股权结构模式。市场主体结构的变化，毫无疑问将推动监管制度进有利其发展的方向进行变革和创新，具体到中外合资银行，它的发展壮大必然要求监管制度更多地考虑和满足它正常发展的基本需求，这既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逻辑发展，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我们从监管定位、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的创新中，已经可以勾勒出未来中外合资银行监管制度环境的基本蓝图框架。总之，无论是主动的监管制度创新还是被动的监管制度创新，都将为中外合资银行的未来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 中外合资银行的组织模式前瞻
入世前，中外银行业的主要合作模式是合资银行，入世后，参股、合资公司等合作模式开始活跃起来，随着中国入世以后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开放，外资银行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及不同的程度与中资银行开展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已于2006年12月11日生效，在新形式下，各种合作模式会有不同的发展前景。
1. 中外合资银行
由于央行在政策制定上所采取的审慎性原则对合资银行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如要求提出设立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资本充足率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这导致合资银行彻底丧失相对于其他外资银行的优势。虽然合资银行通过自身策略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自身不足，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觅得生存发展的空间。但是这种调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合资银行的历史局限性，合资银行局限性主要是中外双方战略方向上的分歧。因此，从长期来看，合资银行战略分歧激化的最终结果会导致合资关系的终结。
2. 合资公司
现在已经建立的合资公司有信用卡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未来对这些专门从事某项业务的合资公司的需求将越来越多，因此这些专门为客户提供高技术服务的合资公司是中外银行合作时不容忽视的一种模式。随着允许外资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外银行将在更广泛的业务领域采取合资公司模式，从而推进中外资银行开展多方位的高技术合作。特别是在股票承销和交易、个人理财以及基金管理等众多领域，合资公司将发挥重要作用。
3. 外资参股中资机构
早从2005年开始，有关外资金融机构欲参股中资金融机构的消息就不绝于耳。从市场角度来看，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金融机构的目标是中国的零售业务市场。从外资已经或计划并购的对象来看，外资银行的主要目标是国内一些规模不大、资产质量好、网点分布较佳、股权分散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几家上市银行。从短期来看，参股这些银行将使外资银行得以规避政府政策上对外资银行业务发展的束缚，充分利用中资银行的本地网络和客户优势，迅速扩大自己在零售业务市场的份额。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有关规定，外资参股中资银行时，一个机构参股不能超过15%，几个机构参股总量不能超过25%，超过25%将作为合资银行对待。因此参股那些股权相对分散，股本规模相对较小的中资银行将使外资银行在有限的投资规模条件下获得对中资银行尽可能大的控股能力，从而确保自己战略目标的实现。从长远来看，以花旗银行和汇丰为代表的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投资少数股权的做法，其实是外资银行全面控制在华合作伙伴的序幕。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外资银行一定会扩大在中资银行中的股权比例，最终达到全面控股的目的。
4. 并购
银行并购是时下金融界非常流行的合作方式，世界金融领域已经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并购旋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并购不仅可以使并购双方优势互补，扩大共同市场，快速扩张营销网络，而且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还能通过与目标机构的融合，达到转移竞争优势的目的，且这种转移是双向的，会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深入，中资银行自身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以及更多的外资进驻中国，并购无疑将会成为未来的主要合作模式。
(三) 中外合资银行的未来地位前瞻
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信用体系逐渐建立和完善以及监管制度环境日益宽松的背景下，在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内在组织创新的推动下，中外合资将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机遇，而金融全球化及合资形式的国际化则更凸显中外合资银行组织形式的优越性。总之，中外合资银行将在未来中国银行体系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将成为未来中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生力军。
1. 中外合资银行是中国金融全球化重要表现形式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业跨国境发展而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是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发生机制日益紧密关联的一个客观历史过程。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同时又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它将经济全球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对于全国银行业来说，金融全球化促进了各国银行市场的融合和一体经。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合资银行正在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之势。其根源在于由于金融全球化而引起的金融资本的国际化、社会化和管理一体化。正是金融资本的国际化，推动着跨国银行海外股权投资的发展；正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社会化，使得银行海外上市成为一时之风，使多国上市的银行真正成为一家“全球性”银行；正是银行管理一体化，使得发展中国家银行为获取跨国银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采取了“合资”、“引资”策略。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合资银行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从新设合资银行到跨国参股、并购，从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到海外募股、海外上市，合资银行制度正以多样化的形式向各国银行体系渗透。在世界经济从单边竞争走向双边竞合的现实条件下，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合资银行已成为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源跨国配置的手段，也是各国银行实现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来，无论是中国建设银行引进以美国银行为代表的境外战略投资者而招致的国有银行资产“贱卖论”，还是中国平安投资富通集团的惨重失败，合资银行无疑在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 中外合资银行是现在及未来中国银行业的生力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从一个高度集中的“大一统”银行体系中发展成拥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及外资银行等各种类型银行在内的多元化银行体系，为经济结构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取向改革可以说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未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多元化的格局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外合资银行作为一个不断扩大的群体和商业银行的最佳组织形式之一，其在未来的中国银行体系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与传统中外合资银行不同，现代中外合资银行具有众多的国内外股东，且许多合资银行是通过资本市场的上市、海外上市、第二上市等方式成立的，与商业银行组织创新的社会化主线是一致的。同时，现代合资银行是内外合资方共同投资的金融实体，是金融资本国际化的重要载体，也是银行管理国际一体化的载体，符合商业银行组织创新的国际化趋势。因此，在一下程度上可以说现代合资银行是商业银行组织创新的结果。无疑这样的银行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推动了合资银行制度的全球扩散化和形式的多样化。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外合资银行的组织形式由于具有股权多元化、资本国际化、管理国际化等诸多特点，正日渐成为商业银行的最佳组织形式这一。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信用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以及中外合资银行监管制度的创新，中外合资银行将迎来更为理想的外部环境。在内资银行“引资”效应带来内外银行资本进一步融合的情势下，在股份制改造完成和海外成功上市促进下，中外合资股份制银行的组织形式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主流模式，中外合资银行作为一个不断扩大的群体正在中国银行体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已成为现在及未来中国银行业的生力军。
参 考 文 献
1、朱镇华，《中国金融旧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
2、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
3、王延科，《现代金融制度与中国金融转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4、李霞，《进一步认识中外合资银行的积极作用》，《中国城市金融》，1998 年第6期
5、雷蒙德·Ｗ·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6、张亦春，《中国社会信用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