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嘉璈进入中国银行前的经历与机遇
1、张嘉璈成长史┈┈┈┈┈┈┈┈┈┈┈┈┈┈┈┈┈┈┈┈┈┈┈┈┈┈3
2、进入中国银行的机遇┈┈┈┈┈┈┈┈┈┈┈┈┈┈┈┈┈┈┈┈┈┈┈3
二、期初进入中国银行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不畏强权，抵制、反抗北京政府的停兑令┈┈┈┈┈┈┈┈┈┈┈┈┈┈3
三、就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后对中行的改革
1、修改中行条例，稳固中行基础┈┈┈┈┈┈┈┈┈┈┈┈┈┈┈┈┈┈┈┈4
2、解决京钞问题，提高中行信用┈┈┈┈┈┈┈┈┈┈┈┈┈┈┈┈┈┈┈┈5
四、改组中国银行，就任中国银行总经理
1、婉拒成为“中央银行”，维护中行的品牌与信誉┈┈┈┈┈┈┈┈┈┈┈┈6
2、改组中国银行，并成为中国银行总经理，使中行成为独立经营的国际汇兑
银行┈┈┈┈┈┈┈┈┈┈┈┈┈┈┈┈┈┈┈┈┈┈┈┈┈┈┈┈┈┈┈6
五、在中国银行进行锐意革新
1、出国考察学习国外先进的银行制度┈┈┈┈┈┈┈┈┈┈┈┈┈┈┈┈┈┈7
2、增设国外部和信托部，改革会计制度，扩充人员，提高业务水平┈┈┈┈┈7
3、成立中行国外经理处，扩展海外业务┈┈┈┈┈┈┈┈┈┈┈┈┈┈┈┈┈8
4、大力扶植民族工业的发展，支持国有经济建设┈┈┈┈┈┈┈┈┈┈┈┈┈9
摘 要
张嘉璈从1913担任中行上海分行副经理起到1935 年前中国银行的总经理, 主持工作达20年。张嘉璈领导与管理中国银行期间, 在艰难的环境中开拓市场，树立信誉，面对政局变幻和中外银行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各种问题和压力做斗争，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具有专业化倾向的措施, 尤其是在商业化、市场化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 提高了中国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在中国现代银行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关键词:中国银行 北洋政府 抵制 改革 汇兑
Abstract
Zhang Jiaao from 1913 as the Bank of China Shanghai branch manager to general manager of the Bank of China before 1935, presided over the work of 20 years. During Zhang Jiaao's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of the Bank of China, in the harsh environment to develop new markets, establish credibility, facing the fierce competition amo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foreign banks, never ceased to struggle against the various problems and pressures, and implemented a series of professional tendency measures, especially for many innovations in business of, the market, improve the Chinese bank's own management level and market level, in the Chinese modern banking history indelible chapter.
Keyword:Bank Of China The Beiyang Government resist innovation transfer of funds
张嘉璈与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于1912年由孙中山批准成立，在1935 年前是旧中国最大的中国资本的银行,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张嘉璈从1913担任中行上海分行副经理起到1935 年前中国银行的总经理, 主持工作达20年，张嘉璈领导与管理中国银行期间, 在艰难的环境中开拓市场，树立信誉，面对政局变幻和中外银行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与各种问题和压力做斗争，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具有专业化倾向的措施, 尤其是在商业化、市场化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 提高了中国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在中国现代银行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我们通过研究张嘉璈与中国银行这个命题, 不仅可以解剖一家特大的金融机构的发展, 探索一位著名银行家的经营思想, 而且可以了解到当时旧中国金融经济的社会的地位。
一、张嘉璈进入中国银行前的经历与机遇
1、张嘉璈成长史
张嘉璈，字公权，原籍江苏宝山（今属上海），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0月21日生于嘉定。幼读私塾，1901年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学习法文。后入宝山县学堂，1904年考中秀才。1905年考进北京高等工业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于1909年提前回国。通过在日本的几年留学经历，张嘉璈系统学习了国外最新的经济金融学理论知识，为他以后在金融银行领域内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在日本留学期间，张嘉璈还结识了亡命海外的维新思想家梁启超，在日后张嘉璈的事业上，梁启超对他多有提携和帮助。
2、进入中国银行的机遇
1912年2月份孙中山批示成立中国银行，1913年正当张嘉璈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之时，进步党中有个名叫汤睿的人，独具慧眼，他竭力游说张嘉璈加盟银行界。张嘉璈本已对政界浮沉的反复无常感到厌倦，何况加盟中行也是学以致用，因此在汤的游说下不免动心。在汤睿的推荐下，1913年12月由张嘉璈接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一职。从此张嘉璈进入中国银行工作，与中国银行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中国银行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鲜明印迹。
二、期初进入中国银行所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不畏强权，抵制、反抗北京政府的停兑令
1915年，袁世凯为了实行帝制，解决财政困难的局面，只能加紧对内搜刮，对外借款，财政总长周自齐和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等，一方面压迫中国银行向政府垫款，同时出谋划策，主张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合并，集中现金，并发行不兑现纸币，以解决财政困难。 5月北京政府发布 “停兑钞票，止付存款”的命令，在接到北京总行转来的停兑令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宋汉章与张嘉璈两人经商议后认为, 如果遵令执行, 则中国银行势必信誉扫地, 同时中国整个金融体系亦将崩溃。于是, 两人决心不顾个人安危, 断然拒受北洋政府停兑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依然照常钞票兑现、存款付现。执行当日是星期六下午, 分行决定破例对外营业, 次日为星期日又破例营业, 并派16 人专兑钞票, 兑现人前门进后门出, 秩序良好。同时, 张嘉璈等人又委托洋商银行及南北市钱庄悬牌代兑以减轻拥挤, 安定人心。在上海各界大力支持下, 5 月19日挤兑风潮平息。 上海中国银行共兑出160 余万银元, 存款提现100 余万银元。从此, 上海中国银行的信誉深入人心, 宋汉章、张嘉璈也被世人誉为“不屈从北洋政府”和“ 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 。张嘉璈本人因在这次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卓识与办事能力, 使他的个人声望日益提高, 不久调升为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
三、就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后对中行的改革
张嘉璈在抵制和抗拒北京政府停兑令中的作为，体现了他的胆略和现代金融法律知识，使其成为全国闻名的银行家之一。
1917年 7月21日，冯国璋任命王克敏暂任中国银行总裁，并在王克敏的提议下，于7月27日，任命张嘉璈署理中国银行副总裁。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张嘉璈以自身的努力与工作成绩，越过了分行经理一级，一跃而跻身于中国银行的最高领导层，从而可以在全局上对中国银行发生其个人的影响。
1、修改中行条例，稳固中行基础
张嘉璈就任中行副总裁后，了解到京津地区中行的实际情况，不兑现的“京钞”依然滥发，对政府的垫款还在不断增加，经营有一定困难。经过调查研究，张嘉璈向财政总长梁启超提出了三项意见：一、修改《中国银行则例》，使总裁等高级负责人不随当政者的变化而变动，以稳定领导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二、限制中国银行对政府垫款，下决心整理京钞，以恢复中行信用；三、扩大招收商股，以稳固中行基础。
张嘉璈多次与崛江商讨如何恢复京钞兑现及解决滥发钞票问题，认为停止增发钞票，必须停止对政府垫款，而停止垫款则必须修改银行则例，变更银行组织，使其成为独立机构，不随政府转移。王克敏与张嘉璈随后共同主持了中国银行则例修订稿的起草工作，并得到了梁启超的支持。
1917年11月22日，修改后的《中国银行则例》以大总统教令公布。主要的修改内容是：股本收足1000万元时，即可成立股东会和董事会；董事不分官股、商股，都由股东会选任，政府只能从5个常务董事中任命总裁、副总裁各一人，任期4年。这样，政府虽有最后任命权，但如果没有商股大部分股东同意，董事就不能选出，从而保障了总裁、副总裁不至随政局的变化而随时变更。“这样，政府既无大权旁落之虞，而商股股东仍有牵制政府之权，且使银行首长不致因政潮而随时更易，可以久于其任，负责尽职。”
新则例公布时，中国银行亦同时增招商股，在张嘉璈等的劝募下，商股增招顺利，至1918年2月，商股总额达到727.98万元，而官股总额不过500万元，商股数量超过官股，使中国银行商股股东逐渐掌握了中行的实权，修改后的则例对中行发展的重要性日渐显现。
1917年12月，按照新则例的规定召开中行股东会，选举董事，再由董事互选常务董事，最后由北京政府在常务董事中任命王克敏为总裁、张嘉璈为副总裁。从此直到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改组，张嘉璈在副总裁任上干了11年。
2、解决京钞问题，提高中行信用
1918年2月，冯耿光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与之互相配合，决定着手解决京钞问题。“京钞”即当年停兑令发布后流通于市面的不兑现钞票，中行北京分行当时因地处京畿，不得不遵从停兑令，结果停兑最久，发行量也最大，币值则不断下滑。这样的钞票流通于市，不仅影响中行的信誉，也影响到社会稳定，但中行前任总裁徐恩元企图解决这个问题而未成功，以至积重难返，难度很大。张嘉璈的思路是，只有先收缩发行京钞，然后停止为政府垫款，双管齐下，方能奏效。当时，中行已为政府垫款4630万元，而1元京钞的市价只有6角钱。张嘉璈藉庚子赔款展期之际，要求政府发行7年短期公债4800万元，长期公债4500万元，用以收回京钞，抵销中交两行代垫政府之款，并希望政府停止向银行要求垫款。在中国银行的一再要求下，并且基于解决京钞问题的迫切性，财政总长曹汝霖最终同意了中行的请求，以财政部公函声明：“自七年（民国七年，即1918年）10月12日起，不再令两行垫付京钞。两行除付京钞存款外，亦不得以京钞作为营业资金。”这是整理京钞关键性的一步。
1920年，财政部又决定发行六年期整理金融公债6000万元，其中3600万元用以收回尚在市场上流通的京钞，其余2400万元用作清理京钞押款；同时规定，如果不愿以停兑的京钞换购公债，可以换取中国银行的定期存单，利率与期限均与公债相同；自1921年2月1日起，京钞一律不得在市面流通。这样，已经拖延了5年之久的京钞问题终告一段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张嘉璈在上海分行任上抵制停兑令而换来的民众对中行的信任所致。张嘉璈自称：“此次存单之顺利结束，均赖存户了解存单之背景，予以同情支持，未曾以失信之恶名加之中国银行。”此后，为了防止类似京钞事件重演，张嘉璈提出，中行应做到信用第一，准备公开，并每月邀请商会、银行公会及钱业公会代表到中行，检查其发行准备，登报公告。中国银行之所以成为信誉卓著的大银行，与张嘉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四、改组中国银行，就任中国银行总经理
1、婉拒成为“中央银行”，维护中行的品牌与信誉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亟须建立一套银行体系，解决财政问题。财政部长宋子文计划以中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并就商于张嘉璈。宋开出的条件是，名称必须用中央银行，政府股份须多于商股。张嘉璈认为，宋子文之所以提出这一计划，是原先广州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因为纸币风潮而导致信用不佳，其发行的纸币市场价最低时只有面值的十分之一，因此，“人民对于中央银行信用，十分薄弱。虽有新中央银行产生，非经过相当时期恢复信用之后，将无法大量推广纸币，并吸收存款。如政府望能于短时期内收建立国家银行之功效，自以确定现已有历史而博得民众信任之中国银行为中央银行，最为便捷。”但张嘉璈同时认为：中国银行的品牌与信誉已深入社会和人心，如骤然改变名称，势必影响到人们对它的信任；其次，官股数量如超过商股，不啻打消中行十余年来努力奋斗追求的独立经营目标，银行人事也必随财政首长的进退为转移；果如此，“诚恐中央银行制度未立，而中国银行原有基础将被摧残无遗”。如果因贪中央银行之虚名而将中国银行改组，对股东无法交代，对国家金融事业亦无裨益，因此，张嘉璈婉言拒绝了宋子文的计划。
2、改组中国银行，并成为中国银行总经理，使中行成为独立经营的国际汇兑银行
1928年10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国银行条例。与1917年的条例相比较，条例将中行性质改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股本总额为2500万元，官股数明定为全部股本的五分之一；官股董监事由政府指派，商股董监事由百股以上之商股股东中选任；董事长由政府在常务董事中指派，总经理由常务董事互选。这样，商股董监事既占多数，总经理也必然出于商股。张嘉璈认为，中国银行“董事长虽由财政部指定，而总经理则由常务董事互推，较之民六则例正副总裁均由政府直接任命，又更进一层，使人事方面，不因政局变化而发生动荡。为首长者得以久于其事，而贯彻其业务计划，自由发展。”新则例公布后，中国银行仍维持了其以往之商业银行地位与独立运营许可。 1928年10月中国银行新则例公布后，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加入官股500万元，商股仍为2000万元，股本合计共2500万元；总管理处由北平移设上海。常务董事中推举张嘉璈为总经理。中国银行章程规定，总经理商同董事长及常务董事处理全行事务，执行董事会议决事项。这样，历经在中国银行十余年的辛勤工作，以其取得的斐然成绩，张嘉璈终于登上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业务最发达、发行钞票和存款数均居全国之首的中国银行总经理的位置，成为中国银行的当家人。
五、在中国银行进行锐意革新
1、出国考察学习国外先进的银行制度
虽然中国银行在业务和经营管理上位居当时国内银行的前列，但与国外大银行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面临着继续发展的艰巨任务，尤其是中国银行改组成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如何发展国际业务，与国外同行竞争，是其必须面对的挑战。张嘉璈上任后，为了进一步办好中国银行，首先于1929年5月27日启程，远赴欧、美、日本，考察各国银行制度与营业情况。此次考察历时近一年，直到1930年3月15日才回到国内。张嘉璈所欲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如何改善上层管理机构；二、如何建立可以抗衡欧美银行的国外汇兑部；三、如何改革会计制度，增加服务效率；四、如何建立健全的人事制度，提高行员品质；五、如何改进调查研究工作，提高业务人员的国内外经济知识。在考察行程中，张嘉璈广泛了解了国外银行的经营情况与成功的管理经验，与国外同行相商，如何进一步改进中国银行的管理与经营，使其真正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专业银行。
2、增设国外部和信托部，改革会计制度，扩充人员，提高业务水平
考察回国后，张嘉璈主持对中国银行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在总行增设国外部和信托部，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增设支行。中行原来虽然经营国外汇兑业务，但仅限于代顾客经收票据或签发小额汇票，自中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后，国际汇兑成为主要业务之一，亟须扩充人员，提高业务水平。张嘉璈出访德国期间，与德国达姆斯特银行商定，聘请该行外汇部副部长罗德瓦尔德为中行业务顾问，专事指导中行的国际汇兑业务。国外部成立后，掌管全行国外业务、审订国外业务代理契约、推设国外业务机关及代理店、管理及调拨全行国外业务基金、管理与稽核全行国外业务帐表。中行上海分行就现存之国外资金及债票中拨出外币合规元500万两，为国外部资金。所有分支行的外币及国际汇兑业务均划归国外部办理，国外部的账目与总行及分支行账目完全分开，会计完全独立。信托部掌管发展全行各种信托业务，代理买卖证券与不动产，代理发行公司债票与股票，保管证券票据及其他一切贵重物品，处理信托投资及其他特约信托事宜。
其次，改革会计制度。会计制度在银行内部有重要作用，中国银行成立之初，即已有了较为严格的会计制度，但随着中行业务的发展，尤其是国际汇兑业务的进行，中行的会计制度仍有改革之必要。张嘉璈出访欧洲期间，聘请英国米特兰银行副总会计师尼克乐为中行顾问，会同中行总账室主任刘攻芸负责中行会计制度的改革。1930年11月，新的《中国银行会计内规》制定完成，并于1932年1月1日起实行。其主要改革是：一、采用活页帐，可以复写及用机器记账，便于检查与收藏；二、利用原始凭证副本代替传票，减少重抄与抄错；三、废除兑换账，外汇收付直接按照原币分户记账，简单明确；四、联行往来及国内汇款，改由分支行将“抄报”、“回报”寄由总管理处总账室核对销账，以免除总管理处代替各分支行计算内部往来之繁复手续。这一会计制度不仅为中行所用，而且日后也为国内各银行所采用，对于中国金融现代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三，建立现代人事制度。过去中行用人偏重于乡土人才及经验阅历，改革后实行现代化的人事制度，注重录用专门人才，兼收并容，学历与经验并重，合理付酬，给予聘用人员退休养老金和一定的物质待遇，使其能在岗位上安心工作，同时严格管理，赏罚分明。通过改革，做到“量材器使，人人有各尽所能之机会。滥竽悻进，既鲜可能，奔竞钻营，亦属徒劳。故有志之士，恒以能服务中行为乐为荣。”在中国银行内部，行员、雇员、练习生，各分等级，各有专职，尤其注重录取新毕业的国内外大学生，培养成为称职的行员。同时利用聚餐会的形式，使新旧行员相聚一堂，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各得其所。
第四，实行面向公众与民营企业的业务方针。适应中行性质变化的需要，将中行的业务方针由发行改变为存款，由面向政府改变为面向民间，以国际汇兑业务为主要发展方向，积极开拓业务，注重信用，改善服务，以做到业务独立，名实相符，服务公众，有益于国计民生。
3、成立中行国外经理处，扩展海外业务
在具体业务方面，中国银行改组为专业国际汇兑银行后，张嘉璈为适应中行营业发展的需要，采取了如下措施：一、1929年成立伦敦经理处，虽然其规模很小，只有7个职员，租赁两间办公用房，但这是中国银行在国外正式设立的第一个分支机构，意义重大。其后，又陆续设立了日本大阪分行、新加坡分行、纽约经理处，使中行业务开始扩展到海外。二、代政府经理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善后大借款等外债的收付。三、积极扩充侨汇业务，先与新加坡华侨银行合作，后于1936年设立中行新加坡分行，经手南洋一带侨汇，数额在30年代中期已超过3000万元。四、陆续建立国外直接通汇行62个，特约代理行96家，逐渐使国际汇兑成为中国银行的主要业务，为中国银行外汇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大力扶植民族工业的发展，支持国有经济建设
在大力发展外汇业务的同时，中国银行大力扶植民族工业，扶植国货工厂的发展，对工商业的放款呈上升趋势。1929年至1932年间，中国银行的工商业放款占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放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张嘉璈认为：“欲经营国际汇兑，非发展国际贸易不可；欲发展国际贸易，非发达国内贸易不可；欲发达国内贸易，非辅助工商业不可。”在民族工业中，较为发达的是纱厂、面粉厂和丝厂三个行业。这三种企业的运营基金，几乎全由银行供给。因此，凡用厂基抵押贷款者，中行一般都予放贷，而对于不具备厂基贷款的企业，张嘉璈采用信用放款的办法，每户以5000元为额度，在上海虹口支行作为试点，对工业发放小额贷款。30年代，中国银行还对浙赣铁路发放贷款460万元，并组织银团借款800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国有铁路的建设，也为张嘉璈以后在铁道部任职留下了诸多经验。
张嘉璈将国际汇兑与国内对民族工商业的放款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互推动，使中国银行的业务有了较大发展。到1934年，中国银行的存款总额已达54669万元，放款41195万元，钞票发行额20471万元。
30年代早中期，可谓中国银行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当时，中国银行业务兴旺，人才济济，制度完善，信用卓著，行员生活安定。无论就规模与资本，还是就业务与管理，中国银行都无愧于中国最大、最好银行的称号。1934年在上海外滩落成的中国银行大厦，高耸入云，傲视浦江两岸，成为外滩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是中国银行实力的象征。30年代中期中国银行的发展，与张嘉璈作为总经理付出的心血与努力是分不开的，应该说，张嘉璈是一位在中国银行发展历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印记的管理者，他为中国银行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 考 文 献
1、《张嘉璈经济思想研究》_张启祥 ----《人力资源管理》杂志 2003年 清华大学出版社
2、《张嘉璈与中国银行》_洪葭管 ----《国际金融研究》1987年04期 经济科学出版社
3、《张嘉璈与中国银行》_王纪怀----《上海金融》1993年10期 《上海金融》杂志社
4、《中国银行业发展史》_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5、《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张嘉璈》_徐磊----《兰台世界》2011年09期 兰台世界杂志社
6、《近代银行家：中国金融创新思想的先驱（1912—1949）》_ 童丽 《复旦大学》 2004年 复旦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