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
正文3
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的背景4
“废两改元”具体实施6
“废两改元”产生的影响8
内 容 摘 要
中国真正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广被后人诟病的人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这三位人物用果敢决绝的政治手段推行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曾经，银本位制度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长期占据着无可取代的地位。近代中国的记账方式一直是虚银两制，各地所发的银两、银元等多种货币并存。进行贸易交易时采取银两计算，但实际到支付却是成色不一的银元。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后实行废两改元政策，混乱的货币状况才得到改善。币制的统一不仅是社会呼吁的大势所趋，也是顺应金融业发展的规律。
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发行《废两改元令》，规定上海通用之规元七钱一分五两折算一银元，凡款项交易收付只能使用银元 。此改革对政治经济民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废两改元是中国金融近代化进程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纷乱繁杂的货币状况，取消了长久以来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银两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统一的银元货币，这是货币发展史上的进步，也是国民政府逐步加强政权统治的体现。然而废两改元后并未从根本上根除货币紊乱的弊端。各种银元、纸币仍然通行无阻统一货币特别是铸币权，不仅仅能够带来政局稳定和军事效应，更是中国金融市场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
本文试图从分析当时国民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局势、之前所做的金融政策努力入手，展开对废两改元倡议及其实施的分析，并对其深远影响进行一定探讨。
论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令
中国真正统一币制和铸币权实际上是在三个广被后人诟病的人手上实现的，即袁世凯、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这三位人物用果敢决绝的政治手段推行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的建立。曾经，银本位制度在我国金融发展史上长期占据着无可取代的地位。近代中国的记账方式一直是虚银两制，各地所发的银两、银元等多种货币并存。进行贸易交易时采取银两计算，但实际到支付却是成色不一的银元。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后实行废两改元政策，混乱的货币状况才得到改善。币制的统一不仅是社会呼吁的大势所趋，也是顺应金融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世界市场银价大幅下跌，中国国内银的产量本就稀少，再加上制币所用白银主要来自海外，作为世界白银市场需求者的中国，其经济发展受到世界银价波动严重影响。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内忧外患不断，内有国内各个势力之间不断发生内讧冲突，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急迫的威胁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再加上自然不作美灾害频发，这些都使初成立的国民政府陷入困顿之中。为谋求更好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放手改革。从经济开始，1928年4月，浙江省政府率先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经财政部审议，拟先在上海、江苏和浙江三省进行试行。时至1932年7月，上海金融界提出若要废两改元必须做好充分准备。1932年3月10日，国民政府下令废两改元政策从上海开始实施，至4月6日实行全国的废两。直到1933年正式推行了统一的废两改元政策，并希望借此成为缓解政治统治的手段。
统一货币特别是铸币权，不仅仅能够带来政局稳定和军事效应，更是中国金融市场加入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长期处于混乱状况的货币品种和兑换体系导致中古国的市场化和资产货币化程度非常低。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保持货币稳定，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保证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如此，世人对于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发展历程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的推行可以说是中国货币史上的里程碑式案例，通过分析它的发生背景及具体内容，有助于我们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深挖其对中国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的背景
一个国家所发行的货币可以看作是该国中央政权在经济金融领域的代表。拥有统一的货币币种、完善的货币本位制度和强有力的货币监管措施是构成一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反观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底完成了形式和名义上的“统一全国”，结束了北京政府的统治，承担了起执政全国的重担。但是新政府的建成却面临着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都不理想。在国际上，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签订修改新的关税协定。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必须要巩固自己在国内尚且不稳定的政权，这时政治军事就与财政经济密不可分。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所要面对的货币发行状况却十分棘手，甚至可以用“糟糕”来形容。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权体系在全国并没有自上而下的完全建立，其他地区的割据势力依然存在并威胁着统治。这些“独立王国”以及一些诸如钱庄的私人机关都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这就使得许多形形色色的兑换单位，如银元、银两、铜铸币以及轻易就会贬值纸币等同时流通。“中国的币制是在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的制度”。[1]
在这样的情况下，造成了长时间的币制混乱。第一，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与地方各类机构发行的货币并存。“某些地方的商品交易的计算单位有趋于一致的必要，而这些单位的银两又无从用统一的标准铸造出来”[2],加之中国经济的分散性，这个标准无法在全国形成，只得一地一个标准，以适应当地的实际需要。考虑到这点，如何能够使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真正成为全国唯一的法定货币，关乎着南京国民政府是否能够掌控国家经济、巩固其政权稳定。第二，外币的流入导致中国本国发行的货币与外国发行的货币并存。早在明代时，中国就有外国货币的流入。由于明朝商品经济的发达，对外贸易也欣欣向荣，呈现出长久的出超状况，这就使得大量外国白银流入中国市场。具记载，最早流入中国的是在十七世纪行使的西班牙卡洛斯银元,1928年在中国仍可发现这种银元。其他流入中国的还包括美国和英国的贸易银元、墨西哥银元、日本龙洋和西贡银元，旧奥匈帝国的玛利亚、特利萨银元、秘鲁银元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墨西哥银元,它在中国被成为“鹰洋”。如此多纷杂的外国货币大量流入，再加上货币发行泛滥又缺乏
良好的准备金保障，这对中国的金融秩序造成极大干扰。最后，银元与银两两种货币单位并存，且兑换混乱，这也是中国币制混乱最为突出的表现。
货币制度如此混乱的根源就在于中央政府没能够有效控制货币的发行权和统一货币单位，对货币的管理也没有相应的有力措施。这在客观上也就造成了落后的称量货币与先进的符号货币共存的尴尬局面。然而，此时经济的巩固誓与政治军事控制密切相联系的。有力的中央政府要靠全国有足够的税收收入，以及铁路和其他全国交通的控制。地方上虽然名义上接受了新政府的统治，但除关税处外，仍保留了地方所征收的大部分收入。而当时的货币状况急需解决，“我国货币之紊乱，知今日已达极点，内为商民所垢病，外为列邦所腾笑，追溯原因 ，历史甚远。盖我国历代政府，从无统一全国货币之整个计划，实无币制之可言。”[3]
对于这样的货币制度落后、金融状况混乱的情况，晚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改革都没有得到良好效果。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6月和7月先后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以期望得到妥善解决：
经济会议首先指明经济工作的方向和目的。会议指出北伐已经成功，国民革命工作基本完成，应转向建设工作。会上讨论了金融、公债、税务、贸易、国用等函待解决的财政若干重大问题，其中居于首位就是金融。会议要求就“我国枯竭纷乱之金融如何整理，各省参差之币制如何统一，滥币如何整理，以巩固金融之根本”[4]等进行了探讨。 更重要的是，在此次会议上公布了废两用元案。会议认为中国货币改革 “欲解决本位制度，其第一步骤在乎统一货币单位。我国废两用元之说，久为经济界一致之主张，虚银单位实在天演淘汰之列。”[5]。会议通过了 《废两用元案》、 《国币条例草案》、《取缔纸币条例草案》、《造币厂条例草案》等议案，初步拟定了实施废两改元的相关举措，就统一发行货币的铸造、重量成色、监管、发行、流通等问题做了详细的策划。
因此，废两改元正是“形成于银元用途日广，银两日趋枯竭的时代背景，反映了货币制度本身由分化复杂走向统一与简便的自然演变过程”。[6]银元流通量大大增加，用途日广而银两使用范围不断减少，日趋萎缩的情形也表示出废两改元的时机已经趋于成熟。
二、“废两改元”具体实施
至1932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废两改元的实行提上了日程，开始着手制定严密的实施计划。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废两改元,事关整理通货,诚为根本要图,唯实行之先,允宜有整个计划,务期审慎”。[7]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于财政部会议上将各方意见进行汇总，并提出废两改元应从上海开始实施的方针。作此决定的原因有二，其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金融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内地多以上海的“九八规元”作为虚银两的换算标准，废除“九八规元”，其他各地的银两的使用会逐渐被人们弃用；其二，白银大量在上海的汇集和洋厘于1932年不稳导致的异常滑坡，使得数量众多的白银被融化，这就为废两改元的实行铺好了路。
宋子文同时还提出了进行废两改元的三点原则:第一，要确立新币唯一法定的地位，新币“应为中国通货制度中唯而普及之货币单位”,他还论及了“新银币之重量成色及法价”,宋子文估计熔化旧币铸造新币所需的费用至少在2500万元以上，这还不包括“从边远之地运往上海造币厂之运费”,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在已经有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再难负担这笔巨额开支，因此他提出要降低银元重量和成色的设想，初步设想是将原来银币重量四一五厘，含银89%，降低为重量四一二厘，含银88%，通过新旧银币之间产生的“铸余”来弥补这项费用。第二，要制定出公允合理的银元银两的兑换比率，并“以新国币真实价值为依据”。第三，要使社会各界了解信任这项改革，“须知废两改元唯一之目的，非为银行，而为大众”，并且要使国民政府对新银币拥有运输自由和铸造自由，“中国各省间或中国与外国间均不应禁止其进出自由”，“上海造币厂可以随时用新币换掉现在流通之旧币”。[8]
在1932年3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部通令，要求废两改元自3月10日起首先在上海实施，凡公私款项及一切交易，均按此定率用银币收付，不得再用银两。并按照财政部拟定提案及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草案、 换算率计算法，提请行政院议决后由政府明令公布施行。并电令上海市商会、银钱业工会等依期办理，伤令各海关征收税款一律改用银本位。在公布的上海银两与银元的换算比率中，规定
“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一元或旧有一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元为一定之换算率”。
银本位币 1 元= 纯银 23. 493448 公分
上海规元每两合纯银 33. 599 公分
23. 493448/ 33. 599 = 0. 6992305
每银本位币 1 元 = 上海规元(纯银)0. 6992305 两
加铸费 2. 25 %= 上海规元(纯银)0. 0157327 两
每银本位币 1 元= 上海规元(纯银)0. 715 两 [9]
这一通令的下达制定了废两改元中具体的兑换比例，也标志着废两改元的正式实行。
然而废两改元在上海的实施却并不十分顺利，在初步推行阶段，按常理来说市场上对银元的需要应该增加，银两的持有者来兑换银元应该大幅增加。但是自3月10日至4月5日，兑换管理委员却净兑入银元6140万元。潘恒勤在《废两改元之成功》的序言中一阵见血的指出了国民政府在废两改元初期法令制定上的不足:“定价较高;无罚则之规定;厂条未出,一部分金融业仍不免抱观望态度,争以银元兑换银两”。[10]外商银行并没有完全废除银两兑换而采取观望态度，这让废两改元有功败垂成的可能。
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废两改元。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正式将废两改元的通告向全国颁布，宣布自 4月6日起，全国范围内，“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无效”；对于持有银两者可以送与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者交付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兑换银元，并对内地其他地区的银元银两兑换做出规定“应按四月五日申汇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一元为标准，以银币收付”。[11]
银两既已废除，所有铸造宝银之炉房，及看色批水之公估局已无存在之必要，财政部电令各省市政府将停止经营各地银炉并撤销公估局。“规定每月兑换成数,报部核定,前后存银数目,各(银)行(钱)庄应按月报告一次”。[12]财政部下令中央银行转中外各银钱业行庄，将所存1933年4月6日以前之宝银，限期一个月内，报行汇齐转部登记，待派员查验明确，按七一五合算，向中央银行陆续兑取银本位币。通过此举，国民政府不仅掐断了市面上银两继续私铸的源头，而且利用强制将宝银交付中央银行进行兑换的办法，一方面将仍然在市面散落的白银逐渐收归国家统制之中，兑换为统一的银元，另一方面又变相增加了国民政府新式银币的银两储备，以打消外界对银元兑换的不足的担忧，这一举两得的办法为废两改元的成功提供了保障。
三、“废两改元”产生的影响
学术界对于废两改元改元向来都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项改革的推行对国民政府统治起来了很大作用。陈新余认为废两改元完成了传统白银货币制度的近代化转型，整顿了国内货币流通秩序、推动了我国货币制度的不断进步，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13]
从“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是国家金融垄断体系的必要举措”这个角度上来讲，废两改元促使着南京国民政府强化了对银行业的控制。“欲贯彻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问题”，“关税问题解决后之关款存放，应有正式稳固握金融中枢之中央银行保管此项存款”,“一旦发生战事，中央银行先为调济活动”，国民政府将这三点作为“设立中央银行之刻不容缓者”。[14]自中央银行成立以来，凭借了其政治上的特权，将自身业务发展的红火。1930年2 月海关进口改征关金，中央银行奉国民政府命令管理关金，办理外债收支，并在伦敦、纽约开立账户，替政府处理国外商务。5月，国民政府又授权中央银行管理金银的进出口业务，为币制改革做好铺垫。以1933年末同1928年末的数字比较，中央银行资本负债额约增加8倍，钞票发行额增加7倍，存款额增加15倍，放款额增加35倍，其净利润更提升了75倍。截至1933年末，全国28家重要的银行中，净利润与资本金的平均比率为15.74%，而中央银行则为53.67%。然而中央银行的实力提升很快，与自身
比较发展迅速，但是其资本额只有 2000万元，而且存放款的绝对数额也低于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对于全国金融垄断的控制力还远远不够。[15]
从当时宏观经济局势上分析，废两改元是国民政府在腹背受敌，遇到政权统治与经济萧条双重困局下所做的举措。它正式的施行之后带来了巩固政权加强金融业垄断的作用，也使得国民政府的经济的到了很快复苏。废两改元“虽属币制方面一隅之事，而其影响所及，关系于财政经济者至为綦切”。[16]在货币制度的现代化中，不可否认的是废两改元起到了深远作用。废两改元使传统落后的称量货币走向先进的记数货币，这是货币制度本身由分化复杂走向统一与简便的客观发展规律，也是国民政府积极推动的产物。正是由于货币记账单位的统一与简便，为当时乃至之后中国经济稳定提供了保障。废两改元的实行，在全国确立了银本位制度，在统一全国造币权的条件下，以中央造币厂作为唯一的法定垄断机构负责全国的货币供需。在银元需求量大的时候，中央造币厂可以将储存的银块铸成银元；当银元需求量小时，也可以将市面的银元收回熔化为银块。通过这样的方法，使得银元的价值保持稳定，中国也将不再因为货币品类繁杂而造成多元市场价格的局面。
不仅如此，废两改元也为保障中国金融安全出了份力。这种保障体现在外国银行在中国外汇市场上不再居于主宰的地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废两改元确立了中国货币主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汇投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干扰。之前由于国内白银产量稀少，所以造币所用的白银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废两改元之前，国内市面上交易以银两为单位，所以大条银块具有成为货币单位的资格，可以直接在市场中流通。这就导致进口数量的多少、供求盈余，都操纵在外国银行的手中，这相当于外国银行变向拥有货币发行权。[17]加之中国长期贸易入超,使得中国本国银行与钱庄的现银纷纷流入外国银行，外国银行更易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
1930年代初期对于刚刚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是个十分艰难的阶段。在外部环境上，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正在蔓延，在内部统治上，日本帝国主义外患日甚，而中国又内战不已，经济困难，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国民政府亟需解决自身的统治困局，巩固其自身的统治。而废两改元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诞生的国民
政府在金融领域的一项举措。废两改元是中国金融近代化进程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纷乱繁杂的货币状况，取消了长久以来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银两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统一的银元货币，这是货币发展史上的进步，也是国民政府逐步加强政权统治的体现。然而废两改元后并未从根本上根除货币紊乱的弊端。各种银元、纸币仍然通行无阻。废两改元后的中国以白银为本位，对于一个不产银的大国而言，国际银价的波动依然对中国冲击很大。再者，银元中也混夹着质量恶劣、成分不纯的东西，在两元兑换中准备工作做得又不够完善，在此情况下，便实行废两改元，实在不妥当。只有在拥有了强有力的全国货币控制权后，国民政府才有成功进行下一步的货币制度改革的可能。可以说废两改元在中国金融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一个不可能逾越的步骤，它的进步性与不彻底性的并存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中国要谋求金融现代化所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参 考 文 献
[1].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77 页。
[2].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第227页。
[4].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全国经济会议专刊》, 财政部驻护办事处1928年版,第14-15页。
[5].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全国经济会议专刊》, 财政部驻护办事处1928年版,第138页。
[6].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台北:国史馆,1986年,240页。
[7].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汪精卫回虞洽卿关于废两改元应咨商主管机关万勿草率从事电》,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231 页。
[8].张素民:《废两改元之先决问题》,陈度编,《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银两),台北:学海出版社,1972 年,第 312 页。
[9].财政部档:《财政部通令》,中国人民银行总参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93 页。
[10].潘恒勤:《废两改元之成功》,自序,中国人民银行总参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 (1924——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95页。
[11].财政部档:《财政部布告》,中国人民银行总参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1924——1949),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94页。
[12].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财政部钱币司函送废两改元始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 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62页。
[13].陈新余 《“废两改元” 近代化的转型及作用》,《常州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14].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陈行关于创办中央银行计划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 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468 页
[15].刘佛丁编《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4页。
[16].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财政部钱币司函送废两改元始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 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263 页。
[17].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2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