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时代背景3
一、汉武帝之前的币制3
二、汉武帝统一币制的六次改革4
三、分析汉武帝币制改革成功的原因及其影响6
内 容 摘 要
西汉初期货币制度多少次变革，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稳定下来。本文试从汉高祖下放铸币权到汉武帝统一币权于中央这一曲折过程及其影响展开论述。
论汉武帝的币制改革
时代背景：
秦并六国,国家暂趋统一,社会经济尚未恢复,秦末农民起义蜂起,强秦遂之国亡,继而楚汉相争,社会生产力严重衰退,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西汉初立,自天子至民间实景,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候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 为了巩固初创的西汉王朝,挽救濒于崩溃的社会经济,自然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一、汉武帝之前的币制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也统一了中国货币制度，即“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铢玉龟贝银锡只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2]西汉沿袭秦制。秦代这种“半两”钱一直沿用到汉武帝时期。在 汉高祖刘邦建国后，便“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3]从而揭开了民间大量自由铸币的序幕。此措施的制定,基于汉高祖对货币职能的片面认识,意为钱多既富,钱多便能很快恢复社会经济；由于汉高祖在让民间自由铸币的同时，并没有废除秦半两钱的流通，且新铸钱与秦半两钱的名义重量都是十二铢，而新铸钱的实际重量只有三铢，有的甚至不到一铢，称为“荚钱”， 今从诸多出土实物资料中可得确证.就钱范看,山东地区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兴县店子乡辛张村同时出土的十三件钱范中,既有“榆荚”范,也有“四铢半两”范,其中的“榆荚”范：“钱横径1.1、穿宽0.7厘米”。又如该县1986 年贤城村出土的“榆荚”钱范,其一式范：“钱模直径1.2,穿0.7厘米,钱面文刻’半两’二字”。其二式范“钱模径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仅0.4厘米,穿宽有者仅0.2厘米”。再如,莒县孙家庄子村1985年发现的：“榆荚”钱范,其：“A型：‘半两’钱范.……模径1.2厘米,钱模圆形方孔,方孔边长为0.7×0.7厘米.……从钱范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汉人用此范铸钱行之甚久”。[4]此地点同出的B型“榆荚”钱范,从文中拓本看,与A型范外径大小相似,而穿宽尺寸要大于A型范。
从上述几例近年出土的汉初钱范,可知既是同一地点出土的同类钱范,其钱模尺寸是不尽一致的,用此种钱范铸造的货币流通于市,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可想而知，这也为私销、改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丰厚的回报。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人们纷纷投身于货币的铸造，货币数量无限增加，币值大跌，从而造成物价高涨，“米至石万钱，马一匹百金”，[5]严重危及到人们的生活，乃至国家的财政经济。汉初社会中继而出现了“弃本逐末”,对社会经济恢复十分不利的局面.
针对此情况,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秋七月行八铢钱。对此,应劭注曰: “本秦钱,质如周钱,今民间民榆荚钱也,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也”。[6]由此可见，高后是希望通过增加货币的实际重量，来提升铜钱币值的实际购买力，但他没有看到八铢钱和荚钱两种不同的铜钱同时存在,只会导致重钱逐渐消失。这是典型的格雷欣定律即劣币驱良币规律。所以在八铢钱实行了四年后，因流通的荚钱越来越多，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不得不行“五分钱”，实际上是恢复荚钱的使用。这样一来，从高祖到高后，重三铢的荚钱一直作为货币在社会上流通，到汉文帝时，形成“荚钱益多轻”的局面。
由于民间私人铸币盛行，政府难禁，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对币制进行改革，即“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7】同时规定，民间私铸的钱币，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四铢重量铸行，凡是违反政府规定，则要处以刑罚。文帝的使民放铸政策早就了民间铸钱竞争的局面。一方面，政府规定了钱币的形制、重量，那么谁的钱质地好、分量足，在流通中更受欢迎；《西京杂记》记载曰：“文帝时邓通得赐蜀铜山，听得铸钱，文字肉好皆与天子钱同，故富俟人主。时吴王亦有铜山铸钱，故有吴钱，徽重，文字与汉钱不异。据此则吴邓所铸钱，悉遵汉制，故能流行天下 府相勾结的巨商，铸钱收入正是吴王刘濞叛乱的重要经济基础，正如吴王刘濞叛后自称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9】依此称铸币等权柄旁落于诸候王手中,是构成叛逆封国经济实力中之首要因素,当不为过之。另一方面，汉政府规定“敢以杂钳铁为它巧者，其罪黥”。【10】法律上禁止铸造劣币，实际上是无法抑制的。在价值规律支配下，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人们不惜以身试法，民间铸钱者纷纷“殽杂为巧，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11】
文帝令民铸钱政策在酝酿过程中就遭到一些大臣的激烈反对，一贾山、贾谊为代表。贾山认为废除盗铸钱令是变先帝之法，并上书曰：“钱者，忘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12】而贾谊更深刻地指出放民铸钱之害。他认为主要危害有三；一是私自铸造会破坏法禁；二是私自铸造使钱币更加混乱，即“法钱不立，市肆异用，钱文大乱”；三是私自铸造妨碍农业生产，即“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番，释其耒耨，冶熔而碳，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13】他不仅提出了禁民铸钱由国家垄断铸币权，而且强调禁私铸必须同时禁铜，提出了有名的禁铜七福说。“何为七福？上受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番，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物，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14】这七福的核心是主张中央控制铸币的铜材，以限制钱币的私铸，从而解决由货币私铸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贾谊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汉文帝的采纳。
景帝在“七国之乱”中认识到，令民私铸的后果不仅仅带来的是经济问题，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在平息“七国之乱”后，与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十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15】对此应劭曰：“文帝五年，听民放铸。律尚未除，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故定其律”。【16】景帝虽然没有将铸币权统一归于中央，但西汉政府初步控制了铜币的铸币权，为汉武帝建立中央统一的五铢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汉武帝统一币制的六次改革
汉武帝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开始推行三铢钱，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五铢钱的确立，短短的二十余年里，先后进行了多达六次钱法的改革，汉代的货币政策才最终稳定下来。
第一次是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师古曰：“新坏四铢钱造此钱也，重如其文”。【17】这是恢复铜铸币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个措施。这一措施，第一次改变了“半两”这一相沿下来的货币单位名称。没过多久，汉武帝进行了第二次货币改制，第一次改革后，因为其时三铢钱与四铢重的半两等价流通，再加上盗铸盛行，故三铢未能坚持流通。因此，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史载：“有司一言曰：‘今半两钱，法重四两’”。【18】这与文帝四铢钱不同的地方是它铸有外郭，故被钱币学家称为“武帝半两”。
汉武帝即为以后，一改文景时期无为的治国方针，内兴功利，外事四夷，连年征伐，开拓疆土，国家财政空前膨胀，很快便耗尽了文景时期积累的社会财富，造成“县官大空”，史载：“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印给县官,县官空虚”。【19】在西汉王朝财政出现严重危机之际,而许多豪商巨贾则乘机利用货币不一的混乱,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史书记曰：“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衣食皆仰给于县官.……县官大空,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20】在这背景下，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进行了他的第三次币制改革。史载：“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四铢钱，重如其文”，同时又因“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熔，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馈，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勤聘享，必以皮币荐壁，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21】可见，汉武帝这次币制改革内容：一是销半两钱铢三铢钱；二是发行大额虚币皮币与白金。而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此种指导思想主宰下制造出来的皮币和白金币就成了政府聚敛财富的工具。所谓皮币，只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一尺见方，周缘饰以彩边，就值四十万。白金币，实际上是银与锡合金制造的铸币，分为三种：一是圆形龙币，重四两，值三千钱；二是方形马币，重六两，值五百钱；三是椭形龟币，重四两，值三百钱。政府没有规定银锡的比例，也没有规定其成色，这样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铸币收入，也引起了社会上空前规模的盗铸，汉政府虽然明令“盗铸诸金钱罪皆死”，但“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22】
由于三铢钱始终存在轻小的问题以及白金皮币的弊病，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进行了第四次币值改革。史载：“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23】这是五铢钱的开端，它继承了三铢钱名实相符的办法。在形制上，它的正背两面多有外郭。背面铸有内郭，是在三铢钱仅有的外郭基础上的又一次改进。汉武帝的这次改革也不彻底，改铸五铢钱的主要目的是在市场上树立货币信誉，以稳定金融，使私铸者因无利可图而自动放弃私铸，从而彻底解决私铸问题。但是，由于铸币权在地方诸侯各国手中，各地铸币的技术水平及铜矿的成分参差不齐，再加上各地官吏对命令的了解与奉行不一，所以所铸钱币的差别很大。有的郡国五铢与原来的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郭；有的穿孔大，肉薄或肉厚。总而言之，这些质量差的郡国五铢基本上都有偷工减料使钱重达不到五铢的现象，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钱越铸越轻，越铸越粗劣。郡国官吏旧习难改，通过这种手段中饱私囊。这令五铢有可能重蹈汉半两、三铢的覆辙。
《汉书·食货志》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地方郡国手中还拥有铸币权，西汉政府对铜还未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郡国为谋利，所铸的五铢钱减重很多，出现了“郡国多奸铢钱，钱多轻”的局面。
为扭转上述的被动局面，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进行第五次改革，由于赤仄五铢的比价是郡国五铢的五倍，在流通过程中产生诸多不便，而且因为其盗铸获利更多，故吸引了私铸与盗铸者铸赤仄五铢。赤仄五铢铸行二年后，因为“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年）将铸币权从各郡国收归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对五铢进行统一铸造和发行。“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24】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汉武帝的币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较大成功。第六次货币改革完成。五铢钱作为汉代法定货币最终确立下来，至王莽改制前没有多大的变化。
三、分析汉武帝币制改革成功的原因及其影响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从其即位之初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 年）至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前后历时27年,其改革几经变化, 至铸行“上林三官五铢”时,才称得上是最后成功。究其成功的条件（或原因）,概括说来,当有下列几条：
（一）政治上是国家的统一与中央政府的强大自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时有80余年,其间经翦除异姓诸候王、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实行“削藩”、“推恩”,西汉中央皇权专制统治已趋稳固.汉武帝即位后对匈奴族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连年用兵和镇抚,有助于国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自汉高祖始,在统治思想上是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史载：“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蠹,人欲长幼养老,肖、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汉高祖以来的“无为而治”的统治得到了更广泛地实施,“约法省禁”、“与民休息”使民间得到了更多的宽松.国内外局势的相对稳定,西汉中央皇权专制制度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政治先决条件
（二）汉立至武帝元狩年间,由于政治先决条件的左右,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史载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梭；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在社会经济相对好转的前提下,中央王朝控财能力得以强化,国家财力储备增加,实则构成了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经济基础条件。
（三）五铢钱及其制度的合理化。新五铢钱的做工精致，技术含量高，一般人很难伪造，并且质量、成色好，加上轻重适中，使这种铜钱形制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历时2000多年。其次，政府明令禁止郡国铸币，将铸币的铜材归收中央统管，基本上断绝了私人铸币的源泉。
（四）汉武帝在其改革过程中，能够大胆、正确用人。汉武帝提拔任用巨商大贾或其后人为官,并委以重任,一改汉初以来对商贾“困辱之”的抑制,使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此举一是为了改除朝廷要职非先朝功臣担任,既是功臣子弟世袭的弊端；二是委任巨贾或子弟学管当时的盐铁、均输、平准、酒榷等重大经济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可谓是因才用人.商贾之子桑弘羊因其善于筹划和“言利事析秋毫”,深得武帝之信任,曾参与制定和实施武帝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并执掌中央财政权柄三十余年,辅佐汉武帝"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作出了巨大贡献.史载其执政期间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为“汉武鼎盛之世”奠定了经济基础.桑弘羊做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备受后人推崇,史家评曰：“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依此可以说,汉武帝不拘一格因才用人,则构成了其统一币制改革所以成功的人才条件。
汉武帝统一币制的改革最终成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史载：“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此语虽有过誉之处,但并非全无道理.综观汉武帝统一币制改革之缘由,归结起来,既有巩固其专制统治之所需,也有实现经济控源,充盈国家府库之必要.但其改革的目的,则是以巩固西汉王朝中央皇权专制制度为要旨,实现便利征收赋税,积蓄民财,供统治阶级自身享乐挥霍为基本目的.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汉武帝统一币制因果,说明了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前期阶段,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商品经济的水平也相对较低,社会流通货币的统一是相对而言的,而币制的紊乱则是整个封建时代的通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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