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亚洲货币合作的初步构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很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相继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救助，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条件相当苛刻，因此各国都意识到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性，纷纷提出区域合作的计划。1997年9月日本最早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并筹资为遭受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但该计划最终由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对而被搁置。1999年10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他主张从东亚开始建立多边协议，并逐步扩大到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此时，亚洲各国对于货币合作已经有了很多设想和尝试，但是尚未就区域货币合作达成共识。
2.亚洲货币合作的推动阶段
2000年5月，东盟十国+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在泰国清迈召开，会议通过并签署了《清迈协议》，这标志着亚洲货币合作由设想阶段迈向实质的推动阶段。《清迈协议》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范围内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这对于亚洲货币合作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货币互换机制。2005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八届东盟十国+中日韩（10+3）财政会议就货币互换机制再次达成了可操作性的共识。2年后，东盟十国+中日韩（10+3）各成员国同意建立外汇储备库，以应对危机发生时各国对流动资金的需求。2010年3月，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签约生效。按照《清迈协议》的货币互换机制，亚洲地区已经缔结了多个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其中意义最大的是在2002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之间缔结的人民币与日元的互换协定。
3.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现状
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是建立在区域合作机制的基础上的。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东盟财长机制、“10+3”财长机制以及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等区域合作机制相继建立，这些机制增强了亚洲金融市场发展，宏观政策协调和货币清算体系的功能，大力推进了区域内的金融合作。
1997年11月，在马尼拉召开的亚太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与会各国通过了《提高亚洲地区合作促进金融稳定新框架》即马尼拉框架。这是一个监督机制，旨在提供一定程度的地区监督，也意味着亚洲地区货币合作监督机制框架已经基本搭建。
最近出现的一个趋势是，建立亚洲债券基金的呼声日益高涨。有经济学家表示，完全可能在成熟的时候将亚洲债券基金转变为亚洲货币基金。
（四）亚洲货币合作制度的内涵
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的，而这一制度框架的内涵是从防范金融危机的需要出发，建立区域性金融危机防范和化解机制。当前，亚洲货币合作的首要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清迈协议》的成果，加强地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提高应对短期货币流动性问题的集体能力。在《清迈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将成为增强区域经济安全的现实选择，它可以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并充当区域经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亚洲各国在加强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与政策协调基础上，可考虑实现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机制——共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用以解决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问题，为区域货币提供较为稳定的长期汇率，并为区域货币联盟的未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外部约束。
二 亚洲货币合作的障碍要素分析
（一）亚洲货币合作的政治障碍
经济学家米兹（Mintz）认为，政治上的联合意愿是不同国家采用统一货币的重要条件。由于亚洲国家在历史、人文、思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亚洲国家在政治上有着由来已久的隔阂和障碍。而亚洲国家的内部事务涉及到生产、分配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这己超出了货币的范围，它要求各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进行协调，甚至要让渡部分国家主权，尤其是货币主权，执行某些共同的政策，建立统一的协调区域内部经济政策的机构。这些货币合作的政治基础，目前在亚洲地区是不具备的，亚洲货币合作也因此充满了诸多政治障碍。
1.日本与亚洲邻国的政治矛盾
二战中，日本对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战后，日本至今都没有诚恳地为战争罪行道歉。现如今日本内阁依旧每年参拜靖国神社，这些行为严重伤害了亚洲许多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人民的感情，也是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悬而未决的重大政治问题之一。日本没能像德国一样甩掉侵略历史的包袱，真诚地在亚洲面对其严重罪过的历史，因此也就无法实现与亚洲国家、人民面向未来的和解。
一直以来，日本右翼政治家的国际战略观没有发生变化，他们在亚洲与邻国构筑对外关系的时候，还在不断强调深具冷战色彩而不合时宜的日美同盟关系。日本人紧跟着美国，他们重视的是日美关系，要求把日本放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位置上。
日本的经济规模在亚洲首屈一指，但是在历史认知和对外关系两个方面都未能从亚洲整体考虑，在亚洲经济合作和政治协调进程中扮演了阻碍者的角色。
2.亚洲国家的领土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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