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结论
著名的心理学家曾文星认为,结构式家庭治疗比较适合中国家庭,因为“他将焦点放在一个家庭里,关注的是成员间是否有适当的角色地位关系,是否能够彼此沟通,是否可以相互支持配合,以维持一个家庭适当的结构。由于这是华人家庭里平时都比较注意且要求的因素,因此也就比较容易按这样的想法与关心去进行治疗,很适合中国家庭辅导工作” 。杨和皮尔生(YangL.H.,PearsonV.J.)也曾撰文指出:结构式家庭治疗的方法不是要改变家庭成员的价值体系,而是一种问题和成长取向的模式,以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并塑造新行为,因而结构式家庭治疗允许不同文化背景与价值融入。 而目前就这4个个案的辅导效果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结构家庭治疗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家庭。工作者假设家庭是一个系统,由成员组成。在系统中,每个家庭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他们相互影响、 相互依赖。
家庭内部应该存在一定的边界, 角色分工明确, 权力架构合理。否则,家庭结构就不合理,就有可能产生问题。基于以上假设,工作者帮助家庭建立科学的互动模式,明确角色分工,制定家庭规则,划分各个次系统之间的界限,从而促进家庭系统的良性运作,以达到改善亲子关系的目的。虽然目前大部分家庭还不熟悉结构式家庭治疗,但是在辅导过程中,结构式家庭治疗的理论和治疗技术还是比较容易被大多数家庭所接受、理解和认可的,最后的辅导效果也令大多数家庭较为满意。
(二)对结构家庭治疗法本土化运用反思
与西方家庭相比,中国家庭有自己独有的特征。要将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家庭治疗方法运用于中国家庭,需要结合中国人的文化背景,考虑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人格特征才能避免生搬硬套,灵活的应对在运用过程中出现的文化阻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中国的家庭理念、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沟通方式有宏观的认识。
首先,家庭理念取向方面,西方文化强调个人取向,家庭中重视“个人”,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重视个人的存在,个人的核心是自我。然而在中国,国人的集体观念浓厚,是典型的家庭取向,家庭是个人不可分割的部分,个人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其次,在家庭结构方面,西方家庭强调民主平等的权力分配,家庭成员无论是夫妻还是亲子,重视个人意见的表达,全家共同协商,一起决定家庭的相关事项,强调平等与合作。而在中国,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家庭内部有着严格的等级次序,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家庭的掌权者大部分是父母,重大事项多由父母做决定,孩子大多处于从属地位,代际服从和报恩思想影响深远。再次,在家庭关系上,西方家庭中“我”的界限非常清楚,并且受严格保护,跟他人的关系划分的也十分清楚,包括对自己最亲近的家人也是如此。而中国家庭中“我”的界限就不是很清晰,不太强调个人独立性,个体与家人的关系模糊、出现交叉和重叠,家人之间也不太重视个人的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最后,在家庭沟通上,西方家庭鼓励真诚的表露个人的感受、心情和意见,亲子之间是这样,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强调的是个人情感的真实表达和面对;而在中国家庭强调“和为贵”,强调隐忍和压抑,因为中国人认为一个人要适当的压抑自己的本能和欲望才算是一个成熟的人。
基于以上这些方面,结合中国文化特点,在对以上四个实务案例在实务操作过程中遇到的本土化问题,进行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和技术反思。
1.动态的眼光看家庭结构。结构式家庭治疗强调遵循介入与适应、与家庭展开交互作用、画出家庭结构图、突出和修正交互作用、设定界限和打破平衡的顺序。因此在前期介入阶段,工作者要先画出家庭结构图,并依据这个家庭结构图进行辅导。但是,在实务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对家庭结构的判断是一个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例如,在LC一家的个案中,最初工作者以为他们一家的家庭结构是母子关系纠葛,共同结盟反对父亲的疏离,然而沿着这个方向去作辅导时却发现,当父亲和母亲发生冲突矛盾时,LC却站在父亲这边,认为母亲不够尊重父亲,而对于孩子的网瘾问题上,夫妻又是结盟的,因此要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家庭结构,不能看到局部的一点就轻易下结论,更不可以用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的现有模式去套用所有的家庭,必须经过仔细验证后才能下结论。
2.巧妙运用“症状”。结构式家庭治疗中的“症状”是家庭功能失调的表现,工作者通过调整家庭结构来消除服务对象的症状。工作者介入时的重点主要是症状背后的关系而不是症状本身,在进入家庭辅导阶段,工作者会淡化症状或重新解释症状。而中国家庭求助的主要动机却是“解决症状”,因此“症状”是家庭求助的动机,也是家庭配合工作者辅导的主要动力,如果工作者在开始阶段就忽略或淡化了“症状”,可能会导致失去家庭的信任,甚至会造成个案流失。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工作者发现,对症状适度的关注,家庭会更愿意配合我们的辅导。例如在HT一家的个案中,工作者利用HT再次逃学,揭露出因为父亲醉酒后又打了母亲,进而将夫妻核心系统疏离这一事实给牵引出来。因此,结构家庭治疗在本土化运用中,工作者要巧妙的运用症状,从而增强家庭的改变动机,促进辅导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3.处理好权威和遵从的关系。中国家庭一般对心理工作者都有“权威情结”,这种权威情结代表着家庭对工作者的信任和尊重,这是他们获得解决问题信心的来源之一,同时也可以缓解一下对“问题”的焦虑和压力,然而这种对工作者有着强烈的依赖心理的家庭,可能会因为对工作者的一味顺从和依赖,进而失去了在辅导过程中的自决能力;而另一方面,工作者在面对家庭的“权威”时,如果在辅导过程中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中立态度,偏向了“弱者”,可能就会引起家庭“权威”的阻抗,因此工作者必须要协调好权威和遵从的关系,一方面利用好自己的权威,使个案家庭保持对辅导的信心和期待,另外,工作者在构建关系的初期,应把自己的角色、立场和功能说明,避免个案家庭过度依赖工作者或者对工作者的某些意见和行为产生阻抗或移情。
4.理性引导家庭理念。结构式家庭治疗鼓励家庭各次系统间建立起合适的界限,但这一理念又会受到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阻抗。中国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界限非常模糊,或者根本不存在。在父母眼里,子女不顺从父母的意见就是不听话不孝顺,让父母不开心了肯定是自己做的不对或者不好,因此,强调子女自决,进行自我发展,会让父母觉得在挑战他们的权威。而保护夫妻次系统不让子女侵入,又会遭遇“子女就是我们生存和拼搏的动力,这辈子就是为了孩子”等观念的阻抗,当工作者介入重构家庭成员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时,又会遭到中国传统孝道延伸出来的责任、义务、奉献等思想观念的阻扰。因此,工作者必须善于运用解释和引导等技术,对于遵从辅导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必须事先给予解释,解释有关的意义、目的和方法,以减少来自家庭传统理念的阻抗,此外,工作者如果能够很好的示范和引导,让他们明显感受到与以往的不同,看到明显的效果,感觉这样很舒服、很安全时,他们也会很乐意接受工作者的建议和指令。
六、大力推广亲子教育和家庭社会工作的建议
亲子教育的匮乏是出现亲子冲突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亲子教育”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在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等地兴起的一种新型教育模式。 在这里,“子”是指孩子,“亲”就是指孩子以外的家庭内部成员,主要指孩子的双亲。亲子教育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以家长为中心的“家庭教育”和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教育”,其核心内容是父母与其子女相互尊重、共同教育、一起成长。一提家庭教育,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单向教育,父母是家长,具有威严的、不可侵犯的地位。然而亲子教育应该包括父母教育和子女教育两方面。它是通过对父母的培训和提升而达到的对亲子关系的调适,从而更好地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
然而,目前国内的亲子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家庭亲子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尚未满足群众需求,市场化的家庭亲子教育指导服务亟需规范有序发展。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少家长在亲子教育观念、知识和方法上存在困惑和误区。随着家庭对子女的社会化功能有所弱化,子女的生活照顾和教育问题更多地是由家庭以外的社会机构来承担。尽管当前中国针对家庭亲子教育的专业社会工作市场需求己经日益迫切,但满足这一市场需求的能力却极其低下,主要是专业的社会工作人员稀缺,专业理论与服务技能匮乏,专业化程度低。因此要满足日去增长得市场化亲子教育需求,家庭社会工作就有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家庭社会工作介入个案家庭层面。工作者应帮助家庭建立良好的家庭环境。家庭环境是实施家庭教育主要阵地,因此作为家庭教育主要内容的亲子关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家庭环境良好与否。温馨而充满关爱的家庭环境将有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反之,破碎而充满矛盾的家庭环境将是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极大障碍。温馨而充满关爱的家庭环境它可以提供最好的学习动力,孩子在其中发展出完善的信念和价值观系统,内心充满自信、自爱和自尊,也必将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要建立良好的家庭环境,一方面,工作者要帮助家长应摆正自己的位置。家长在孩子面前所应展现的应是平等的姿态,不能给孩子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另一方面,工作者要教会家长家长信任与尊重孩子。尊重和信任孩子,让孩子感受到他的存在感,会使孩子更易产生责任感和自律。因为只有尊重孩子,父母才能走进孩子的心灵,才会使孩子展现出更多的潜能,最后用尊重赢得信任。此外,工作者还需引导家长重视亲子沟通。很多家长都重视亲子沟通,费尽心机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但其实这类沟通仅属单向性,亲子沟通应是双向的。家长关怀孩子之余,亦应开放自己,引导子女了解父母的内心世界。
其次,家庭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层面,在家庭社会工作中,工作者必须意识到,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单位,家庭亲子关系出现矛盾和困扰、家庭功能的不完善与欠缺,往往是和家庭所在的社区的功能不完善和欠缺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无论是解决家庭亲子关系问题,还是提高家庭生活的品质,必须采取适当的社区工作法,首先搞好与社区功能有关的社会组织、服务设施和功能的建设,并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功能。社区工作,作为和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相并列的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是以整个社区中的民众作为服务对象,提供助人的、利他的、服务的一种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在家庭社会工作中,只有从个案家庭和社区内外两个层面综合把握,问题才能得到标本兼治。
最后,家庭社会工作介入政策影响层面。社会工作者作为政策的倡导者、服务的提供者和行政的传递者,可将在一线社工岗位上发现的问题及成功的经验,通过开发和申报相关家庭亲子教育的相关项目,从而为家庭亲子关系良性发展争取更多的福利和资源。此外,政府作为购买社工服务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政府与社工间有着亲密的合作关系,社会工作者可向政府积极建言献策,由党政领导牵头,建立由教育部门、妇联、文明办、民政、人口计生部门、社工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网络机制,探索建立多渠道经费筹措机制,采用政府投入、社会力量参与、项目化运作等方式,拓展家庭亲子教育经费渠道,家庭社会工作者应发挥自身职能优势积极争取来自各界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结语
本文的目的在于让社会大众和个案家庭对亲子关系问题有一个重视和反思,此外,本文试图通过运用家庭社会工作手法,以结构式家庭治疗为视角为解决亲子关系冲突问题,探索出真正适合中国本土化的家庭治疗模式。因为亲子关系问题不仅影响孩子的人格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形成,还关系到亿万家庭的切身利益,甚至还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建立良性的亲子关系有助于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更是国家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需要。然而本文进行的是质性研究,还有待定量研究的论证,来弥补本文在效度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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