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塑造

论《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塑造

论《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塑造

《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明朝中后期冯梦龙编纂的一部小说集。它真实地反映了明社会风貌和日常生活，其中出现了一批描写商业活动的作品。《三言》共收录白话短篇小说120篇，写到商人或以商人为主人公的小说有50多篇，约占全书的1／2。这些作品塑造了一大批商人形象，表现出晚明时期商人的活动与思想，具有较强的认识价值。考察《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我们会发现《三言》中商人种类繁多，大多具有传统美德，多为中小商人，作品在商人形象塑造上具有自己的特点，本文拟对《三言》中的商人形象塑造的特点进行分析。
    一、肯定商人逐利的合理性，注重商业操作的叙写。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古代不少名人都提出过抑商的思想，如荀子提出“务本禁末”。两汉时期的贾谊、晁错就有贵粟抑商之论。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重本抑末”的思想观念一直占支配地位。重农抑商也是封建统治者长期奉行的一项基本政策。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业人口相应减少，而外出经商的人却越来越多。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昔日逐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者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趋食者又十分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之，已去六七分去农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随之导致人们在思想上的变化。旧的四民秩序逐渐崩溃，士农工商在升降中重新排座次。许多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万历首辅张居正倡导“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农商互惠的思想。赵南星进一步提出了“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的农商皆本的主张，把它们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明后期还有士不如商的说法。崇帧本《二刻拍案惊奇》中就曰：“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专业，科举反在次着。”《三言》中就有反映这种转变的作品。《张孝基陈留认舅》(《喻世明言》卷十七)中，老尚书除了让长子读书，以下四子农工商贾备执一艺。众人不解，他解释说：“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想读书读不了，读书发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跑?郎不郎时秀不秀，农工商贾虽然贱，各个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老成苦筋力健。”他认为从事商贾不比读书差，只要吃苦耐劳。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商业发达的地区弃儒经商遂成风气，如徽州“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之家，不惮为贾”，苏州“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江西省的新风俗是“少壮多不务穑事，出营四方”；福建省形成了“什伍游食于外”的局面；至于广东人，则是“多务贾与时逐，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南走澳门”。因而“世间所敬者财也。我若有财，则科举如反掌耳”。在明朝中后期，“轻商”、“贱商”的观念已逐步被“重商”的观念所取代。
    人们对商人的重新认识，必然导致人们对商人逐利的重新认识。人们认为大丈夫以经商治生为急务，经商治生的目的是为了“赡养家口”，是为了“安生立命”，从而肯定了逐利的合理性。蒋兴哥经商前对王三巧说，坐吃山空要成家立业。杨八老也要出去贩货赡养家口。这些商人不讳言个人的打算，对经商无一点自我解嘲与贬抑，更没有流露出“以利存心”的戒惧不安，而对不能治生令家事消乏还有一种愧疚之心。经商是他们的立身之本，是他们的谋生之道，是他们坚定不移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表现出“好货利”的合理性与社会价值。
    作家肯定商业逐利的合理性，因此注重商业操作的叙写。《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事恒言》卷三)中的秦重因邢伙计挑拨被朱十老赶出家门后，他就在思考“做什么生意好?”，就注意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左思有量，只有油行买卖是熟间，这些油坊多曾与他相识熟，还去挑卖油担子，是个稳足的道路”；他为人忠厚，生意作得很有人情味．深得顾客喜爱：“秦重得了这些便宜，自己转卖珥人，也放些宽，所以他的油比别人分外容易出脱”；他讲究经济效益，巧作广告宣传：“把盛油的桶儿一面大大写个秦字，一面写汴梁二字，将油桶做个标记，使人一览而知。从此临安市上，晓得他本姓，都呼他秦卖油”；作为一个生意人，注意捕捉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分析它们与自己生意的联系，善于寻找目标顾客：“秦重闻知昭庆寺僧人，要起个九昼夜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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