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国有股权最终所有者空位条件下的独立董事制度。由于国有企业没有最终委托人，管理经营国有企业的是形形色色的代理人，以行政授权为基础的国有企业代理链使国家对公司的控制表现为行政上的超强控制和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国家在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导致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对选择企业经营者实际上并不负有明确的责任，自利动机使政府官员选择企业经营者的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廉价投票权”，形成“内部人控制”局面就是一种自然的逻辑。这实质上是代理人垄断了国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而国家作为所有者事实上只是成为与剩余所有权相关的剩余风险承担者。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与国有产权代理人董事形成一种制衡，防止内部人控制发生，另一方面可以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强化其企业财产的控制。这实际上是与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形成了一种隔离层，从而弱化了国有资产的行政性超强控制，有利于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
（2）、在一股独大股权结构基础上的独立董事制度。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的集中程度相当高，仅国家股、法人股的比例就高达60%以上，董事会成员的50%以上来自第一大股东。这正是中国证监会领导人称之为内部人控制下的一股独大现象，这种股权结构在短期内也不会有大的改变。为防止这种内部人控制下的一股独大现象愈演愈烈，必须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并要明确规定这种治理结构情况下独立董事的比例并依法扩大其权限，在代表全体股东利益和公司整体利益前提下，特别强调独立董事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从而提高公司董事会治理的公正性。
（3）、在双层治理框架下的独立董事制度。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是沿用大陆法系国家的二元模式的，即在公司内部存在一个常设的监督机构——监事会。因此，再引入独立董事会，其监督职能的具体方式应有所不同，监督的内容也应有所不同。独立董事的监督应在法律层面。在董事会内部，应以对董事会决策的合法性、公正性、独立性以及战略、人事、薪酬等重大问题的决策进行监督，而监事会应在公司内部的治理层面，重点是在财务方面予以审计监督，以保证董事会有关财务决策有益于公司的整体利益及管理层能有效地执行董事会的财务决策。
（4）、独立董事具有双重身份。作为独立董事，他一方面代表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而进行工作，从而获得自身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他又是独立于股东、公司以及一切与该公司有关联的实体和商务活动的。他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法进行监督。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董事又是国家证券管理工作向上市公司内部的一种延伸。作为全体股东利益的代表，只有为股东谋得最大的利益，而作为国家证券监管工作向公司内部的延伸，独立董事应具有良好的公众形象，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保障公司依法治理。上述两方面都能提高独立董事人力资本的价值。这一利益驱动机制是独立董事坚持诚信和勤勉义务的根本动力。因此，根据中国目前市场化水平和公司治理文化现状，人力资本社会评价机制是保证独立董事独立性的重要机制。在挑选独立董事的时候，其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个人财产、社会声誉都应成为考察的重要内容，以提高其机会成本，而职业经历和专业水平相对较为次要。这种特别重视独立董事素质和社会地位的个人条件，正是中国独立董事制度的一大特色。
（二）、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
中国的1000家上市公司正在逐步建立、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但是，从已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300多家公司实践来看，其效果与中国证监会的预期相差甚大。为什么这一新事物在中国水土不服？为什么一场深刻的“管制革命”沦为一次效力甚微的“装饰革命”？这与中国上市公司所处的特殊国情密切相关。因此，需要我们根据国情对症下药。
1、二元制背景产生的职能重位
英美法系国家没有监事会设置，为了有效的制衡，通过独立董事来弥补一元制治理结构的监督弱化弊端。于是，一些学者也把我国独立董事的职能定位在监督董事会及经理层上，这是不科学的。如前所述，我国实行德国、日本模式的二元制公司管理结构。《公司法》第124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会、监事会是我国公司内部对公司业务管理活动实施监督的专职监督机构。”事实上，我国的董事会处于虚无的境地，根据对100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国有企业的调查，在78家设立了监事会的企业中，有24家基本名存实亡。故此，我国的独立董事自然地要承担起虚置那部分监督权。但是，独立董事的监督与监事会的监督是有区别的。监事会的监督侧重于财务审计监督，从治理角度维护公司整体长远利益；独立董事的监督侧重于人力、组织、资本的战略性决策。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监事会的虚设问题不应靠设立独立董事来解决。独立董事是董事会成员具有表决权，因而可以直接参与公司事务的决策，或对违反法律法规损害公司相关人整体长远利益的决策说“不”，它与监事会的功能相比，具有明显的及时性、高效性。根据《指导意见》，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必须在董事会决议中列明；公司关联交易必须经独立董事签字后方可生效；两名以上独立董事可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可直接向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独立董事在获取公司信息后不仅可对董事会、经理层做出评价，提出参考意见，更可以在参与决策时，通过改进企业目标、公司规则、激励约束制度等途径直接左右经理层的决策指挥，这也是监事会所不能及的。总之，独立董事的主要职能是决策，而不是经营，也不是监督。
2、内部控制前提下的外部装饰
独立董事又称外部董事或非执行董事。《指导意见》对设立独立董事的目标是这样表述的：“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来解决目前国有股‘一股独大’局面下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可见设立独立董事的直接动因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但是，内部控制问题并不仅仅是“一股独大”造成的。
(1)所有者缺位导致内部控制
由于《公司法》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资本、规模要求过高，国有资产存在着“全民所有，全民没有”的弊端，国家代表人民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基于市场经济构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的要求，这种所有权必须与直接经营管理权脱钩，于是就建立了不同与民营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国家（政府）享有终极所有权；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督、评估，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包括遴选经营者（职业经理人）的投票权；经营者负责具体经营，照章纳税，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这种机制中，“投票权”行使的动机公正有赖于行政束缚的解除和产权束缚的加重。事实上，由于经济转轨过程的所有者缺位，这两方面都难以实现。而代理人单方面垄断剩余索取权，就成了必然的结局，外部（所有者）监督的缺位加大了代理成本。
（2）“一股独大”导致内部控制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调查，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过于集中，董事会成员50%以上来自第一股东，大股东常常通过关联交易（如担保、应收款项、资产转换等）来侵占上市公司资产，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这种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显著不同。这样的“一股独大”为什么强化了内部控制呢？
第一，“独大”的往往是国有股、法人股。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管制。但是，管制手段主要是遵循经济规律的以社会利益为取向的，间接的经济、法律、信息等方式，即使保留少量行政机制，也是与命令经济中的直接操纵截然不同的。这样的控制方式是以股权多元化、股权稀释化为前提的。而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占股总额53%。国有股的所有者是政府行政部门，在利益驱动下，“主管部门”自然地要延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的行政超强干预。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的“推荐人选”常常异化为“钦定名单”，这时的法人代表首先考虑的不是市场问题，也不是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甚至连最大股东——国家也不是，他们出于薪酬、评价、连任等考虑，首先要对直接主管部门的“一把手”负责。主管部门也往往盲目决策，随意进行资产重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第二，“独大”之股的2/3是非流通股。这样的股本结构缺乏流动性，不能满足“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降低了运作效率和企业经营绩效，而且成为国有股东欺诈、压制中小股东的载体和政企合作追逐非法寻租收益的温床。
很显然，所有者缺位和“一股独大”现象导致企业出现了内部控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董事制度根本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在企业中形同虚设，最终成为一个外部装饰。
3、法制建设滞后导致操作无序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是，现行《公司法》却没有给独立董事以真正意义上的充分的法律保障。《指导意见》也没有赋予独立董事特殊表决权，人数也处于劣势。现行法律法规对独立董事的具体操作更是一片空白。法治建设的滞后必然导致操作无序，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美国在制度保障方面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1977年，在SEC支持下，纽约证交所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其他证交所纷纷效仿；20世纪90年代的《密歇根州公司法》则以法律形式予以有效规范。我国独立董事制定的法律建设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应当修改《公司法》，对独立董事占公司董事的比例及权利义务作出清晰的规定；其次，中国证监会应修订《指导意见》，对其任职资格、产生程序、行权方式、报酬支付、责任追究等做出具体规定；再次，上市公司章程中也应对独立董事的有关权利义务做出详尽规范。
4、信用缺失环境中的道德危机
这里的信用就是企业家（经营者）对投资者做出的履行职能的承诺。由于对独立董事道德水准与业务精力的信息占有不对称，声誉机制成了独立董事制度的重要激励性保障制度。但是，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起步很晚且很不规范，会计、审计、律师等中介行业普遍缺乏信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独立董事的职业操守问题值得深思。
三、如何完善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
要在我国建立起富有成效的独立董事制度，不但要做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本身的一些具体工作，而且要从根本上奠定独立董事制度发挥效力的制度基础以及这些制度基础得以强化的条件。
1、建立和完善有关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体系。主要从四个层面着手：一是修改《公司法》。为适应新的情况，促进独立董事制度的形成和健康运行，应增加有关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的比例以及权利、义务、职责、作用的法律条文，而这些条文是制定有关独立董事具体法律法规的指导原则。二是由中国监督会等部门制定有关法规。对独立董事任职条件、产生程序，发表意见的原则以及薪酬等问题作出原则规定，并对独立董事的过失追究提出原则意见。三是由证券交易所制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指导意见和章程指南，对不同主导产权结构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具体人数、具体条件、独立性解释、薪酬范围、发表意见的具体方式以及责任追究的程序方式作出具体规定，也应对独立董事在重大问题上必须坚持的原则和立场进行规范。四是上市公司的章程必须载明独立董事行权的具体内容和发挥作用的方面、方式和方法。这些法律是独立董事保持独立性和以法行权的根本依据。
2、调整股权结构，改变一股独大的格局。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是产生“内部人控制”，损害国家、企业和中小股东利益，导致管理腐败的温床，也是引入独立董事的制度性障碍。这一格局虽然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但要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予以高度重视并从现在起着手解决。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可以引进战略投资伙伴，逐步增加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比例，通过多种方式减少国家和法人持股比例。对于新上市公司，国家应根据其主导产业和行业特点以及产业政策要求，确定国有股份和控股股东的股份上限，从而使上市公司不但做到了股权多元化，而且作到了股权分散化，为独立董事发挥作用奠定一个制度性基础。
3、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反过来，一个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对于我国的大多数上市公司来讲，虽然已有了法人治理的组织形式，但其运行机制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加强监事会的建设，除通过法律、公司章程确保监事会依法行权外，还要加强监事会的专业化建设，坚决改变监事会成员由各类群众代表组成的现状；要让财务审计专家来担任监事会成员；把独立董事的监督与监事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各有侧重，相互支持；各上市公司要依法披露独立董事、监事会的重大意见，证监部门对此要进行强有力的监管。
4、强化公司治理文化。公司治理文化是有效治理的信用基础，是公司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环境条件。任何一个公司业绩都是与其治理水平相联系的。大力宣传诚信、勤勉的信条，把公司整体利益、股东利益以及社会责任义务与独立董事个人的人力资本价值联系起来，从而引导约束独立董事承担责任义务。行使权力的价值观念与公司治理文化相一致，可以矫正社会对独立董事行为评价的价值标准。
5、建立良好的道德声誉机制。首先是要健全激励机制。直接利益激励部分包括现金部分，即固定的年度聘用费和出席董事会议的补贴，以及非现金部分，即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退休金计划、人寿保险等。上述激励内容中，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是我国独立董事是否适合获取股票期权，支持者占一定优势。间接激励部分是指因工作出色获得较高声誉，使自己在企业家市场上身价飞涨而得到的潜在收益；其次是要完善企业家市场机制。独立董事属于广义上的企业家。完善的企业家市场既是一种激励机制，也是一种约束机制。一方面，如果具备精湛的专业知识、丰富的行业经验、高尚的职业操守，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就可以担任更高层次企业的独立董事，提高个人价值；另一方面，如果业务粗疏，经验不足，缺乏诚实和勤勉精神，就可能使声誉一落千丈，被市场所淘汰。动力与压力并存，是独立董事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再次要培育社会评价机制。信用是企业家的生命。如果独立董事的品行与水平随时有公众在评定，就会使所获激励报酬名实相符，并为企业选择独立董事提供客观标准，否则就会助长投机心理，并使企业失去遴选独立董事的信心和兴趣；最后要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提升员工价值判断水准，使诚信、勤勉成为每个员工的信条。通过以上措施，独立董事的道德危机就会得到根本性缓解。
四、结束语
如果把上市公司比做一台机器，全体股东的利益是这台机器的动力来源，公司治理机制只不过是动力传导系统。如果股东的利益不一致，再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也无能为力。因此，独立董事制度尽管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且已为英美公司治理实践所证明，但在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其对完善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的作用十分有限。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转变观念，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切实解决非流通的国有股问题。不正视、不研究、不解决这个问题，任何试图完善公司治理的改革可能都是避重就轻，都会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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