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再如《八阵图》: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以及《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三首诗,涵泳了诸葛亮一生的功业事迹,在充分肯定的同时,又深切透露出作者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一“遗恨”的痛惜以及对英雄气短的切切哀叹。而且诸葛亮自古以来就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民间对诸葛亮的印象大多是偏爱于他的智慧,因而有时候夸奖一个人聪明,会说他是“赛诸葛”等等。在《三国演义》电视剧问世之后,这一简洁而迅速的传播方式更是令他在当代社会“红得发紫”。
无论怎么说,诸葛亮的形象及性格都不失伟大。在此同时,他更是追求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清虚境界,他身上的许多闪光点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但人无完人,诸葛亮也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他性格上的一些不能兼得的特征,造成了他的弱点,也可能导致了他“匡扶汉室”之大志的最终失败。然而瑕不掩瑜,诸葛亮总的品质特征是值得肯定的,后世对他的景仰和高度评价也是相当公允的。
三、从通俗小说的发展看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蕴
《三国演义》以75万字的规模,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演义体小说语言,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这不仅使当时的读者“争相誉录,以便观览”,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书商们继续编写和出版同类小说的热情。据不完全统计,今存明、清的历史演义约有一二百种之多。它对我国历史小说的繁荣和发展关系至大,乃至对其他题材的小说创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它长期被人们视作一部通俗的历史教科书和军事著作,对社会生活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一)小说创作的历史背景
罗贯中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元朝蒙古族贵族的残酷统治和压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各方义军,诸如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不仅与元军奋战,而且还进行着相互的兼并。罗贯中就生活在底层,深知人民的疾苦期望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作为一名从事小说创作的底层知识分子,就在这种大动荡的环境下创作出了历史著作《三国演义》。
中国文学史上,元代以前长篇巨著是很少的,一般都是篇幅短小的作品。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现象。这中间除了罗贯中个人具备了创作长篇小说的能力之外,社会的发展和读者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促进因素。人类社会进化到了明代,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积累到了较高的水平,印刷业技术的成熟与成本的降低,也使得出版这样的大部头通俗文学成为可能。要想比较广泛地、全景地反映出社会各阶层人们活动的场面,篇幅短小的作品显然是难以胜任的,读者也是不满足的。《三国演义》以近八十万字的篇幅,引人入胜地、大规模地描写了三国时代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让读者耳目一新,兴趣大增。
根据苏东坡的《志林》记载:
说书人讲三国故事,听众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这些记录可以反映当时人们的心态。虽然当时三国话本至少二三十种以上,但大致上为“尊刘、抑孙、贬曹”的概念。在说书的话本中,为了美化刘备及孔明等人,不免贬低曹操及董卓,甚至于丑化孙权及周瑜等人。事实上刘备的仁义、孔明的智谋、曹操的奸恶、董卓的残暴、孙权的平庸及周瑜的心胸狭窄都不属实,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来确定历史人物的形象也是当时环境的影响。作者罗贯中在创作过程中的审美标准也深爱其影响,他在构建人物方面,恪守“忠义”二字,不论是写人还是叙事,都鲜明地以善恶来区分,不问你高居何职,身处何地,不分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并反复强调“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毛宗岗在《读三国之法》中曾将本书的人物塑造成就,概括为“三绝”,即所谓“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去长一绝也,曹操一绝也。”这些艺术典型都有鲜明的个性,给读者以强烈、鲜明的印象,在单一、稳定乃至夸张之中,呈现出一种单纯、和谐、崇高的美。其中诸葛亮人物塑造,在小说中无疑是最成功的。从小说的第三十八回一直到第一百零四回,诸葛亮一直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他的智慧、忠诚、稳重、大度,深得读者的喜爱。白居易就是喜爱诸葛亮的读者之一,他在《咏史》中就满怀深情地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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