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定高深知识的边界:高等教育哲学的使命(二)
专业教育是什么？专业教育是给予学生某种职业能力的教育，它建立在专门化知识基础之上，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的专门化、学科的分化而产生的，是为学生从事某一领域工作所需知识和技能做准备的高等教育。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获得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此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为其谋生做好准备。这种教育基于实践，也基于研究，强调在实践研究中培养学生应用专门知识的能力。
专业教育的不足之处。专业教育重视学生技能的训练，较忽视学生的情感、价值的形成。如果较早的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不利于学生根据兴趣选择专业,不利于学生性格、价值观的养成；如果专业划分过细、过窄，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比如文科学生自然科学课程缺乏，理科学生人文社会课程缺乏。当专业教育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加工出一批批没有个性、没有情感、没有自由，只求功利和物欲的工具人，奥尔加特就称这种人为“没有观点的人”（the people without opinions）[ Jose Ortega Y Gasset.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2.61]。因此就有必要慎重反思专业教育的理念，找回遗失的对人性的关怀。
四、高深知识探究的主体：划定外在规范与内在信仰的边界
默顿认为：“科学的精神特质是指约束科学家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体。这些规范以规定、禁止、偏好和许可的方式表达。他们借助于制度性价值而合法化。这些通过戒律和儆戒传达、通过赞许而加强的必不可少的规范，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化了，因而形成了他的科学良知，……形成了他的超我。”[ R·K·默顿.科学社会学[M].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63]在此，精神特质指学者的外在规范与内心信仰的融合。
1.划定外在规范的边界
外在规范是什么?学者作为高深知识探究的主体，需要遵守外在的学术规范，恪守伦理道德准则，履行自己的职责。关于治学道德准则，布鲁贝克提出了四条。第一，学业精深是治学的标志。教师只有学识渊博才能以育人。第二，教授们应保留尽可能大的自治天地，该准则是学者治学应具备的内部和外部的治学制度环境。第三，学者要献身于自己的学科，这种献身精神要求理智上的彻底性，学者要做到为追求真理而奉献自我。第四，学者们要把发现公布于众。这一准则是对学者治学成果发布形式的道德约束和道德检验。
外在规范不足之处。如果学者往往靠外在的规范开展科学研究，那么，外在规范纯属是奥尔特加意义上的“机器”，它把学者看作“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当“机器”运转的时候，学者不由自主地运转，完全丧失了学者的批判和反思精神。同时，外在规范鼓励学者与学者之间竞争，导致“踏着他人的肩膀爬上去”（kick up their heels and stand on their heads.）现象的产生。[ Jose Ortega Y Gasset.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2.63]所以，一个真正的学者应当以内心信仰作为研究动力所在，他凭借内心对真知的渴望，弘扬高深知识的理想和价值。布鲁贝克说：“治学也有它非同一般的伦理道德。这种伦理道德标准从治学的对象即高深的学问中取得其特性。基于学者是高深知识的看护人这一事实，人们可以逻辑地推出他们也是自己的伦理道德准则的监护人。学者们是他们自己的道德的唯一评判者。”[ 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20]
2.划定内在信仰的边界
内在信仰是什么？费希特说：“真正的、从事科学工作的感召力量，或者是开始于宗教，或者是通向宗教。”[ 费希特.关于学者使命的演讲[A].郭大为，梁志学译.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C]（第五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59]杜威认为:“有一种东西，它对于智慧的信念变成了本质上是宗教的东西。”[ 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41]默顿从韦伯的观点——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于新教伦理——出发，考察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后，认为英格兰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来源于新教伦理，“一种宗教——我们把一种宗教理解为那些构成一个信仰和崇拜体系的伦理道德的信念和实践，也就是说，被理解为一种宗教伦理——可以间接的促进科学的开发。”[ R·K·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41]在这里，学者对宗教虔诚地信仰内化为对高深知识的信仰，凭借这种信仰，学者内心产生更广阔的责任感，责任感催生一种人格力量,人格力量的完善引领灵魂的升华。凭借这种信仰，学者批判社会价值，引领社会道德，承当社会的良心。
内在信仰的不足之处。虽然内心信仰是学者探究的动力，但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学者往往不能把持自己，丧失了学者独有的品性。当前，大学教师的学术不端行为、重科研轻教学行为、兼职过多以至不能全身心培养研究生的行为、品德低下等行为，已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争议，以至于阿什比说学术专业是一个“瓦解中的职业”[ 克拉克·科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2]。基于此，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科学院和美国医学科学院在《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这份报告中呼吁，“凡是接受联邦政府的科研及相关活动经费的科研机构，都必须有到位的政策和程序需要处理对不端行为的投诉。”[ 美国三院.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M].苗德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7]
五、高深知识探究的方式：划定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的边界
高深知识的性质决定了其探究方式需要学术自由，布鲁贝克认为学术自由是有限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是相辅相成的。
1.划定学术自由的边界
学术自由是什么？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这样界定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指学者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正是学术界——而不是美国生活其它的领域——维护这样的权力，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 唐纳德·肯尼迪.阎凤桥译.学术责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3]学术自由的目的在于保护学者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受外界不良的影响，最大程度地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学术自由滥用的不足之处。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 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32]如果学者的言论过偏或过激，那么被影响的一部分社会就会盲从，有利于正常的秩序之外。并且无限制的学术自由很容易使高深知识的发展陷入狭隘和保守的泥潭，脱离了社会的发展，最终丧失了其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如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其负效应也不断出现科学，对人类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核战争问题、生物武器问题、环境问题等层出不穷。
2.划定学术责任的边界
学术责任是什么？什么是学术责任，可以引用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一书中的定义：“学者承担着一种使命，这种使命的中心目的是促进人类的进步。……既通过获得新的知识，也是通过传播已有的知识……使得社会变得一代比一代更好。”[ 唐纳德·肯尼迪.阎凤桥译.学术责任[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86]也就是说，学术责任主要是发展高深知识和服务社会。世间没有无责任的自由，也没有无自由的责任，自由必须承担责任。所以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共生共存。学术责任是大学学术传统自由的重要部分，社会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大学则必须履行相应的学术责任以回报社会。
学术责任的不足之处。如果学者承担过多的学术责任，首先可能会导致学术研究功利化。由于利益的驱动，部分学者学术生活的功利化倾向日益严重，许多学术活动都打上了经济利益的深刻烙印，学术的社会效益受到冷落；其次可能会限制学术自由，使得学者在探求高深知识时，受到不合理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制约高深知识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六、高等教育哲学：在高深知识的边界上重建
划定高深知识的边界，目的是反思高深知识本质，以便在此基础上引导高等教育的发展。就像建构大厦一样，首先要打牢地基，如果地基不牢固，大厦也不牢固。所以，高等教育哲学的解构，就其实质而言，是为建构“打牢地基”，然后在此基础上重建高等教育这座“大厦”。既然高深知识的性质及其显现都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此，高等教育“大厦”应该是这些内在合理性的统一。
1.高深知识的性质：认识论与政治论相统一
现代大学已经逐渐走出了“象牙塔”实现了“边缘中心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这就使得高深知识的发展既要保持自身的自主、自由，又要服务公众，服务社会。因此认识论高深知识和政治论高深知识应该互相协调、融合。布鲁贝克认为 “大概把认识论的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结合到一起的最好途径，是重新探讨当前关于知识本身的理论，价值自由的认识论的基础主要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必须用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作补充，这种方法大概可以使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达到最有效的和谐。”[ 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24]按照布鲁贝克的观点，将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结合起来，也就是将其哲学构建的逻辑起点――高深知识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统一起来。唯有实现认识论与政治论的统一，才能使高深知识本身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赢得社会与政府的大力支持，最终为自己赢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2.高深知识传播的对象：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不可偏废
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和平等主义的盛行，接受高等教育也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大多数人的一项权利；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只提供少数入学机会的精英教育，而是为大多数人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的大众教育。高深知识传播对象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得高深知识本身、高深知识的传播和研究方式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与之适应。在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之间，布鲁贝克没有舍弃其中任何一个，而是采用了折衷的办法：把分成两级的高等教育称为第三教育，其中既有尖子大学，也有初级学院，还可以满足第三级教育在实际应用时的某种灵活性。潘懋元先生提出，在大众化阶段有两种类型而不是两个层次的高等教育: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他认为:“精英与大众是高等教育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是并存的，是不可互相替代的。”[ 潘懋元﹒精英与大众高等教育应统筹、协调发展[J].教育研究,2004:(1).48-52]由此可见，精英与大众教育二者不可偏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3．高深知识传播的方式：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许多职业已渗入理论成分，各行各业依靠经验方法行事已经过时，要求专业人员既要能胜任工作，又能充分享受工作的欢乐，这就需要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相互融合。布鲁贝克认为：将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合，必须对学术课程的选择、组织、结构及其内容的逻辑和动机考虑作深入的分析，在课程设置上必须提供理智迁移、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中间培训的途径，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概念探究方式方面打下一定的基础方能做到。[ 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04]现时代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教育，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为目标。它所培养的专门人才，将直接进入社会各个职业领域从事专门工作。根据这一特点，实行通专结合，有利于各门类的高深知识相互渗透相互融通，有助于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更好的适应社会。
4.高深知识探究的主体：学者既要遵守外在规范也要坚守内心信仰
高深知识的探究和深入，需要学者遵守外在规范，坚守内心的信仰。学者高尚的治学道德和强烈的信念，是促使高深学问得以深入的重要内部动因。学者守护着内心信仰，就是守护人类纯洁的精神家园，这也是大学成为指引人类前进的“灯塔”的原因所在，成为“社会的良心”所在。大学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抨击、对事物价值意义的关注、对喧闹浮华的社会风尚的学理探究，使其成为社会道德的使者，成为社会一种维新向上的力量。它引领人们超越时代和社会的局限，对现实秉有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前瞻性地指引着社会的发展。
5.高深知识探究的方式：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平衡
布鲁贝克认为忠实于高深学问需要尽可能广泛的学术自由，但没有限制的学术自由也会成为灾难，因此学术自由是有限度的，还需要与学术责任相平衡。坚持学术自由有助于学者对事物的理性判断、严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以便更好地追求高深知识。同时，大学的学者是献身社会，为社会探索真理的学者，应对社会负责。因此，学术自由里面包含着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所以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相辅相成，学术自由总是受着一定规范的约束，这种规范指向学术探究，指向学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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