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建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协调体系，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区域进行，区域结构是产业结构的投影或表现形式。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最优形式，无论是全球，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协调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协调区际关系是顺利实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1）协调好国内东、中、西部之间的关系，中西部地区因具有“偏重型化”的产业结构特点，经济发展相对处在工业化前中期阶段，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则主要侧重于过去大批军工转民用改造、配套，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及市场优势，大力发展轻工业生产和乡镇企业，正好承接东部转移的医药业，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制鞋业等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因此，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有着巨大的互补性和替代性，同时，东中西合作使东部经济潜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
（2） 国际关系之间的协调，地球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摇篮和源泉，各国在满足自己国家区域战略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发达国家在可持续发展中，要多负一些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解脱贫困，不转移污染和经济侵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改善环境和发展的关系，并通过“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公平⑨。
四、环境保护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正朝着全球一体化方向发展，经济发展当然也是概莫能外，一体化带来了国际竞争力日趋激烈，虽然国际竞争是以国家为主体，但国家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各国产业之间及企业之间的竞争。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而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绿色革命”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事。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较高环境质量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迫使政府不断采取更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其次，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签署的国际环保公约数量以及公约所覆盖的范围也将不断增加和扩大，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环境保护义务。同时，随着中国经济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环境标准差距也将缩小，中国环境保护的手段会更趋合理和多元化，这些因素也会导致环境保护强度的提高。
应当看到，中国目前的环境保护强度较低，中国的一些产业尤其是污染密集产业所受的环境保护成本不高，但随着我国加入WTO，政府运用有关手段来干预经济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小，更多的环境成本将直接由企业来承担，与此同时，随着政府对贸易和产业保护力度不断削弱，长期受关税降低所遭遇的非环境成本也会上升，由此，中国产业环境成本将会大幅提升。
此外，发达国家运用“绿色壁垒”进行贸易限制的机会增多。“绿色壁垒”由于其名义上的合理性和形式上的合法性，限制着外来产品参与本国（地区）市场竞争。“绿色壁垒”与其他非关税壁垒措施相比，其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可以从一系列的国际资源环保公约、协定和标准中找到依据，并且，在有些时候它甚至还高于上述标准，对产品进口制定十分苛刻的条件限制，从保护内容的广泛性方面，“绿色壁垒”保护范围甚广，凡是与保护环境，自然资源，人类健康有关产品，包括初级产品，刺激产品和工业制成品都是它的保护对象，它要求产品从初级原料准备，生产制造，包装，运输，销售甚至消费者使用过程和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都置于绿色要求的控制与影响之下。⑩
对于一些行业，污染产业的转移几率变大，如石棉，皮革初加工，有色金属冶炼，电镀和漂染等高污染产业或项目，发达国家往往利用贸易投资等机会（加之中国的环境标准低，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完善，技术规范不健全，执行机制存在一定缺陷）通过投资形式或技术转让等形式实现其污染产业转移的目的，其次，中国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尚未真正形成，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落差的情况下，一些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为了吸引外资，也会为污染产业趁机流入提供机会。
这些都对中国产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构成一定的威胁，环境成本提高导致出口产品价格上升，“绿色壁垒”导致出口下降，产业竞争力下降，进口的增加以及污染产业的迁入挤占了有限的国内市场，使国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部分产业的发展环境有所恶化，这又会影响到国际竞争力的发展和提升。
五、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必要性。
在中国，许多人将：“发展才是硬道理”误认为“GDP才是硬道理”，殊不知可持续发展正给经济学带来一场革命，以GDP为单一指标的经济增长体系，不能如实反映环境与资源的代价，忽视了质量型经济的有效增长，特别是它掩盖了资源耗减和环境降级的外部不经济性，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指以绿色GDP为核心，以国家财富及其变化为基础，以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为纽带的用以反映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关系的基本理论体系、基本概念体系、基本方法体系和基本指标体系。
绿色GDP泛指已过的经济领土范围内，由所有常住机构单位在一定时期产生，扣除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降级成本之后的有效最终成果。一般来讲，绿色GDP分为“总值”绿色GDP与“净值”绿色GDP两类：①GeGDP(Green economic GDP)=GDP-资源耗减成本；②EDP（Environmentaly adjusted net Domestic Product）=GDP-固定资产折旧-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降级成本
“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是一种生产费用，是“资源与环境”在经济使用过程中被消耗或转移到资源环境产品中去的价值，是资产转移价值，并非当期新创造的，所以，从更科学，更严禁的角度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国民经济的最终成果“应该”是EDP。
但现行国际国内均广泛使用GDP，因此从经济指标与绿色经济指标具有更好的可比性考虑，使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eGDP）是必然要求，且从SEEA手册来看，国际上也逐步地由原来单一的EDP测度转向GeGDP与EDP相互结合的测度，这样可以更好的避免“不确定性，政策性缺陷”，更好的完善与补充现行GDP不足，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基础依据和导向作用。
价值与财富是人类重要的世界观之一，也是人类重要的行为准则之一，GDP与国民资产净值的结合，绿色GDP与国民财富的有机结合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导向，它在传统、现代及全面小康等不同层次上强调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途径，因此，实现从现行的单一经济流量（GDP）增长的测度向流量与存量有机结合(GDP与国民资产净值，GeGDP与国家财富)的综合测度的转变就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环节，对财富和福利的分拆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注重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人与自然等方面的协调持续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优先，重视社会资本运行机制，实施人造资产的财产目录平衡式管理，重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支持与享受，实现多重资本天赋加以转化的正何积累。
今天的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社会飞速发展。但我们不得不谨记我们只有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等却养活着世界上22%的人口，如果我们不悉心照顾与我们“唇齿相依”的环境，我们如何自立于21世纪，又如何在21世纪实现明族的伟大复兴呢？
社会在悄然地飞速发展，社会环境也在快速地发生着变化。全世界的人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奉献智慧和力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正确处理环境保护的矛盾。尽管经济是需要快速的发展，也尽管它是很快的在前进着，但只要我们抓住好发展的核心，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我们就能在时光快速飞逝的今天，掌握好发展的脉门，稳健的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当然还有我们的子孙都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①《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范式的设计与阐释》李金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一期）。
②《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二卷第75页。
③《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第三章 环境污染和生态。
④《环境保护》第二版第一线页。
⑤摘自不破敬一郎（日本）主编的《地球环境手册》（中国环境出版社）。
⑥《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第4页。
⑦《中国环境年鉴》1998版，（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⑧《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学》第一章第28—29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第20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版）
⑩《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与实证分析》赵细康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