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式拟合的结果令人满意,各变量系数的符号与理论假设完全致;各省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对人均GDP的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基期(1978年)的人均GDP水平对人均GDP的增长有显著的负影响,人口增长率变量的显著性也达5 %,说明过快的人口增长导致了人均GDP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人均GDP增长正的影响,但其显著性水平不高接近(10%),可能的原因是改革以来,各地人才迅速向东部流出,培养人才的地方尚未得到显著的回报。
由以上模型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增长速度的快慢不因东西部而异。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虚拟变量D(式略),难以发现D对各地人均GDP增长的显著影响。
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正相关,而与期初的人均GDP和人口增长负相关。因此,经济水平原本较低的地区,经济出现了较快的增长;经济水平原本较高的地区,其发展速度在放慢,我国各地区的人均GDP水平有缩小之势。值得提的是不能将西部地区人均GDP的低水平与其人均GDP的水平差异,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差异导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分析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要从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中找差距。
第二,技术进步(模型中的常数项)对GDP增长的贡献比常大。技术进步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1978年下2005年间我国人均GDP年增长比1952年至1978年人均GDP年增长高出3.5 (9.6-6.1 %)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旨在解放生产力的系列政策,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得益于对外开放,得益于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
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仍然足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高投资对应着高增长,东部东区的快速发展与其投资的快速增长密不可分;西部地区较缓慢的增长与其固定资和投资的缓慢增长相对应。
第四,人力资本投资直不太受地方重视,其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太明显。因此,各地采取“挖人才”的政策,即通过经济手段将大量人才从异地吸引过来而想不愿花钱培养人才。
四、区域经济差异原因的探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
(一)、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1、制度因素。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个地区的非国有化程度越高,计划控制的能力就越弱,经济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现阶段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非国有化经济的比重、发展速度和经济市场化程度都明显高于内地。
2、人力资本因素。区域内劳动者的素质是直接影响所在区域生产率高低的重要因素。我国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在东、中、西三个地带的分布状况是,东部沿海地区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各省专业技术人员的区位商,在东部12个省区中,区位商大于1的有9个,占95 %;中部9个省区有3个的区位商大于1,占33 %;西部9个省区位商大于1的有5个,占56 %。但由于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1.2%,超过总人口的1/3。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上都占有较大优势。
3、政策因素。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讲话止,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基本上都采取了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给东部沿海地区带来明显的先发优势,抑制了内陆地区的发展积极性。
我国已经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市场经济体制将在我国初步建立起来,经济上的对外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国内企业之间,国内企业与境外企业之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在这种市场竞争环境中,中央或上级政府既无能力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给予一少部分地区和企业过多的政策优惠。因此,今后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的积极努力,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央或上级政府给予较多的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优惠条件上。
4、区位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采取了梯度推进的战略,使沿海地区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既邻近港澳、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和国家,又有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为依托。我国西部地区虽也开通了一些对外贸易口岸,但由于与我国西部接壤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无力带动我国边疆地区的发展。
5、历史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差异,是构成区域经济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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