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白个性的形成及其文学表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漂泊的布衣游侠(三)

试论李白个性的形成及其文学表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漂泊的布衣游侠(三)

    李白不仅被眼见的事实击碎了最初的梦想，同时也对无人赏识自己的现状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13]的感叹，最终只得“行路难，归去来！”[13]。他带着失败的心情离开长安，再次漫游，从梁、宋而洛阳、襄阳，然后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

    前后两次漫游的心情是何等的天差地别！这一时期的李白在苦闷的同时，开始沉淀了。拜这两次漫游经历所赐，李白的目光不再局限于青年时期看似远大实则片面的理想抱负和君王的知遇之恩上，而是开始看到普通百姓，看到了辉煌边功下面的累累白骨和征人思怨。

    在他的作品里面，不再只是充斥着对“将军自起舞长剑，壮士呼声动九垓。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14]的向往，更有了“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15]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叹息。诗人眼里看到的不再只是激荡人心的“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16]的战争场景，更有了“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17]的凄惨和“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18]的惆怅。

    也许是看到长安子弟走马喧嚣的样子触动了李白的反思，自己少年时走马散金、动辄拔剑的经历和“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19]的恣肆放纵是否也是如此肤浅呢？这样的举动，在那些远征戍边、埋骨异乡的战士眼里，在那些啼血闺中、潸然落泪的女子眼里，又算得了什么“侠”呢？

    在这样的反思中，诗人一度破碎的理想重新得到了升华，并在政治主张上得到了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17]的体现，虽然不改为国报效的初衷，但是多出了“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雠。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20]和“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21]的智慧。从诗人表现出来的意识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李白寻求的出仕重点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或是修仙飞升“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22]，但教能够实现自己在现实中的政治理想“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22]，之后就要“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後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22]

    我把这一时期划分为阐述李白游侠生平的第二阶段，忧愁的、困惑的、激愤的，“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已经有了关怀百姓疾苦的为他的布衣游侠之心。

    （三）李白游侠生平的第三阶段——国之大侠

    李白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天宝元年。

    在道士吴筠（有说是张九龄或是女冠玉真公主）的荐举下，玄宗皇帝一纸诏书将李白召入长安，供奉翰林。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23]，带着这样激奋昂扬的情绪走马入京的李白，却遭遇了更加严重的挫折。很多人对李白这一时期的生活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翰林学士、翰林供奉和翰林待诏的职责区别等方面，借以推断李白的人生状态。但是我认为，无论他是如很多人所论述的那样只是一个诗文待诏，还是“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24]，或如坊间传说那样“醉草吓蛮书”[25]进入了皇帝咨以政事的顾问之列，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李白并没有实现自己布衣卿相、为帝王师的愿望。玄宗皇帝的精神转变是在一系列文治武功、开创盛世，进而宠幸贵妃、耽于逸乐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无疑天宝改元是大唐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李白在这个节点上奉召入京，注定了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入京初期，是君臣二人的蜜月期。玄宗皇帝对李白可谓荣宠至极，“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24]，更有“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26]的民间轶闻传世，可见玄宗皇帝当时对李白确实优容有加。而李白也是“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马门”[27]，亦步亦趋的随侍皇帝左右。“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身骑天马多意气，目送飞鸿对豪贵。”[28]如实地反映了李白入京初期在玄宗身边的生活。

    然而随着李白更加接近大唐王朝的权力中枢，沉重的现实对他的打击也就越大。而当时朝中公卿大臣咸认最大的“奸佞”无出李林甫之右者。

    李林甫为相十九年，才能固然无可置疑，“古者任大臣，必用有德，不用有才。有德进，则行忠厚之政，以安天下；有才进，则为残刻之政，以祸天下。则德之与才，治乱之所系也。有德者廉静而重谨，故人难识之，有才者矜强而敏捷，故人多悦之；此历代人主所以多惑于忠邪之际也。杨国忠、李林甫、卢杞辈，其才皆过人，然终为唐室之乱，不可不察也”[29]；甚至有人给予他极高的历史评价“本书虽不否认李林甫善搞政治权术，但说他是务实的政治家、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李林甫的改革使朝廷行使权力比以往更顺利、更有效率。李林甫执政时的政府对外连续取得了辉煌胜利。”[30]。然而李林甫党同伐异、排除异己，导致世有“罗钳吉网”、“野无遗贤”[31]等典故。玄宗皇帝耽於酒色，荒废朝政，除宠幸杨贵妃之外，与“林甫善养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适，沈蛊衽席，主德衰矣”[30]关系匪浅。为了抑制朝中反对势力，李林甫不断把权利，尤其是军权下放到安禄山等胡人出身的地方将领手中，导致中央权力逐渐空虚，支强干弱的形势于焉形成，致有“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31]。

    这些都被李白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李白以一个布衣的眼光，所看到的远远不是文武百官囿于朝堂权利分配范围内所考虑的问题，而是通过“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33]等诗句，明白的写出了对于朝廷政权、军权旁落，预判藩镇引起天下动乱的担忧，更是通过“白龙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谁使尔为鱼，徒劳诉天帝。作书报鲸鲵，勿恃风涛势。涛落归泥沙，翻遭蝼蚁噬。万乘慎出入，柏人以为识。”[34]的诗句借皇帝微服涉险讽喻玄宗放权不理朝政置自身于险地，对玄宗皇帝提出“白龙鱼服”的劝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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