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内容来看,《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作为德国优秀的少儿读物,它展现的是男孩们光荣的梦想与责任,表现了一种健康明朗的少年生活。一群14岁左右的德国男孩们,在凯斯特纳充满童心的笔下单纯而又快乐的成长着。他们的成长过程,充满了好奇、冒险以及一次次激动人心的“狩猎”(埃米尔和小侦探们一起抓偷外婆钱的小偷,一起对付想要遗弃杰基·拜伦的三个孪生子中的“父亲”),这种“狩猎”关乎男孩的成长世界里最朴素的信任和友谊。小城市来的少年埃米尔,迅速地与一群柏林男孩打成一片,几乎不需要任何适应的过程,就熟稔无比。虽然他的成长也有着少年的困惑,但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更何况小小少年埃米尔一直是一个“自觉自愿的模范学生”。
相比《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麦田里的守望者》从审美风格上看严格意义上不能属于儿童小说,因为“判定一部小说是否是儿童小说主要不是根据写的是否是少儿生活、少儿形象,而是根据作者的视角是否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状态和审美情趣,作品所产生的文学效果是否为少年儿童感兴趣、所接受。”[5] 但是,通过对文本的比较认识,我们可以把《麦田里的守望者》视为美国成长小说,这种小说模式同样关乎“成长”母题。此其一。
其二,从作品叙述的内容来看,《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中的埃米尔一直是“自觉自愿的模范学生”,他的成长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准则。但比他大两岁的少年霍尔顿的成长历程简直让人惊讶。《麦田里的守望者》整部小说自始至终都在展示霍尔顿的困惑——来自学校、家庭、社会的种种虚伪、阴暗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无法交流沟通。少年霍尔顿虽家境富裕,而且在一所颇有声望的贵族中学读书,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但他并不快乐,因为他在成长道路上并没有得到他最渴望的东西,即他所强调和珍视的价值:真诚、同情、善良和对人的爱与理解。
归根到底,《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讲的是一群少年美好的几乎不带“泪”的成长故事。这种成长,很明显带有浓厚的作家主观感情色彩。凯斯特纳是家里惟一的孩子,与母亲感情很好。母亲的爱构成了他创作文学作品的一个源泉。因而他的作品更多的可称之为“展示儿童心灵的魔术师”。而《麦田里的守望者》描写的虽然是一个不满学校生活的少年人在社会上所经历的种种精神游历,但作品所提供的深刻的社会含义远非少年的人生经验与审美能力所能理解和感悟的。因为它有着作家创作的娴熟的语言文字技巧和深刻的社会现实寓意。
二、人物形象
通过对小说文本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成长”母题表现在《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中,便是埃米尔面对耶士克警长的突然“闯入”而感到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隐性的存在于小说文本中。耶士克警长想娶埃米尔的母亲为妻,埃米尔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朴素而又快乐的生活,很难接受这种想法,即有一个男人要插在他与母亲之间。他想:“我想自己挣钱,挣很多钱。那样她就不用工作了。我愿一辈子和她生活在一起,就我们两个,没有外人。现在来了个警察,并且想做他的丈夫!”但埃米尔是个非常孝顺而又体贴母亲的好儿子。他知道自己应该做出抉择,而且做抉择时不应想到自己。“我决不能让人看出我的悲伤,我得显得很愉快,否则我就扫了她的兴。”从以上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作为德国教育发展小说,强调对人的德行进行合理性的塑造,在小说中,“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尚未激化成为敌对状态,主人公在生活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他通过个性的成熟化和丰富化成为社会的合作者的过程。” [6]小小少年埃米尔俨然一个小大人,当他即将离开母亲身边去波罗的海海滨别墅度假时,他特意跑去找耶士克警长,并郑重其事的告诉他:“有时候生活真是不容易,你得向我用名誉担保关心她,否则我不去。”埃米尔表面上装做很快乐,丝毫不让母亲觉察到他的伤心,但内心深处却“像石头一样沉重”,在他与侦探们一起帮助杰基·拜伦的时候,他说:“好像做父亲是件棘手的事。一位父亲想从他儿子身边溜走,而另一个男孩却应得到一位新父亲,尽管他实际上并不想要。”
与埃米尔不同的是,霍尔顿成长的困惑似乎来得更为漫长,更为强烈,也更为痛苦。他最后走出这些困惑虽然有来自成人世界的帮助,但更多的还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首先,作为美国优秀的成长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教育有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小说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小说的主人公们不相信任何政治原则、社会理想、宗教教义和道德准则,但他们又为失去这一切而深深的感到惋惜和不安;他们竭力逃避现实却又永远漫无目的地四处追求寻找并不明确的东西。其次,现代小说中,幽默有了新的意义。在作家眼里,世界和世间一切事物都是荒唐、怪诞、不合情理的,人生在世是极端荒谬可笑的。于是,他们用怪诞、幻想、夸张的手法力图再现混乱的、难以捉摸的现实。第三,寻找自我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最重要的主题。”[7]因而霍尔顿作为一名16岁的美国少年,开始了成长历程上的“寻找自我”之路。
霍尔顿本来想作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 “守望者”的意象表明霍尔顿要捍卫童真,要守护孩子们纯真无邪的人类最珍贵的美德。
其次,《麦田里的守望者》作为美国成长小说,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主人公几乎都是‘在路上’,‘在路途中’,获得了人生的启迪和成长。” [8]小说文本便是通过霍尔顿在纽约游荡一天两夜的经历来揭示他的成长。这种成长关注的是主人公心理和性格上的顿悟。16岁的少年霍尔顿,在经历了成长道路上的种种困惑之后,从拒绝承认事物的变化(他最喜欢的地方,便是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因为那里“最好的一点是一切东西总呆在原来的地方不动。谁也不挪移一下位置。”),到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保护儿童,认为生活中唯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做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最后对生活有了深切体会和感受(在公共场所墙壁上多次看到“×你”的字眼时,生气得想擦掉;观看孩子们骑旋转木马时攥金圈)中懂得了成长的责任,即爱、包容、理解。他的成长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他们可能以成年叙述者回顾往事的语气来反思这段经历”,因而在小说最后,霍尔顿告诉心理医生,同样也是在告诉自己:“说来好笑。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
三、语言风格
《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与《麦田里的守望者》两部小说文本关乎的虽然都是“成长”母题,但两者在叙述语言风格及对话设计角度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从叙述语言风格来看,《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更多的带有儿童天真的想象和淳朴的愿望,表现出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对少年儿童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童心世界的敏锐感受和艺术再现能力。如在“十幅人物与场景插图”中,埃米尔与母亲坐在一起时,埃米尔告诉母亲他希望自己不久就能挣很多钱,到那时母亲就不用再干活了。母亲笑着说:“好,我闲得难受就逮苍蝇。”又如埃米尔的表姐小马·小帽子已经长成一名少女了。外婆常对她说:“别忙着长成大人,孩子,慢慢儿长,你早晚会成为一个老太婆的。”等等语言无不充满着儿童文学浓郁的谐趣和天真的幽默感。
从语言的对话设计角度来看,《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与《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表现少年成长的困惑与责任时,有一个共同之处便是成人的介入。心理学认为,少年时期是人的“第二次诞生”,此时是少年形成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时期。“一个人的同一性意味着对与‘我’有关和他人有关的自我的了解。” [9]少年渴望在引导中前行,揭开成长的秘密。因而处于人生初始阶段的少年,需要富于理性、阅历丰富的成年人的引导,帮助他们去实现生活的拓展与生命的超越,不断跨越成长中的台阶,迈向新的人生阶段。这种引导,体现在作品中,便是成人与少年的“对话”——谈心。
如果说《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在语言的对话设计角度表现主人公成长历程,强调成人的教育作用,那么《麦田里的守望者》则更加“突出的是成长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在其中的觉悟和成长。社会和外人对主人公的教育和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非直接明了的,而且还常常是消极的。”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虽然也同样经受了来自成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在他看来显得有点滑稽可笑甚至不可理喻。因而小说中体现出的成人的语言被霍尔顿形容为“假模假式”。但霍尔顿正处于青少年的叛逆时期,这一时期被心理学家称之为“人生的狂飙期”,“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成长与存在,但又处处受到传统及长期权威的束缚,力求独立,为表现自己长大,常有叛逆性行为,甚至误入歧途。” 因而我们看到的霍尔顿,并不像美好的儿童世界《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中“自觉自愿的让人佩服的模范学生”埃米尔那样,面对成长中的困惑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我将沉默!永远沉默。”而迅速成长起来。霍尔顿在面对老师的谈心时想的是:“我可不太清楚他在讲些什么。我倒是挺有把握懂得他的意思,不过我当时并不太清楚他在讲些什么,我实在他妈的太疲倦了。”
但是,如果说埃米尔作为一名男孩,他的成长不但有着儿童文学创作的天真趣味和幻想色彩,“让我们永远做朋友,直到我们的大胡子长得穿透了桌面。”还有着德国教育发展小说中“教育”、“发展”、“修养”的含义,那么《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是在一个充满丑与恶的现实世界里寻求着他几乎看不到的美与善,在他苦苦追寻爱与理解几近绝望的过程中明白了成长的责任,即怀着一颗博爱之心原谅和忍受一切。对他来说,爱即责任。由于有了这份责任,霍尔顿便能够宽恕世间的一切不幸与罪恶。这种愿意与他人交流的思想能够引导他在成长道路上迈向成熟。
《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与《麦田里的守望者》两部作品不约而同的将这种角色责任指向了对青少年共性的揭示——即成长的过程就是展示人生困惑的过程,就是承担责任的过程,或者说,成长本身即充满了困惑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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