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困惑与责任——试比较《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与《麦田里的守望者》
成长是人生的母题,也是文学的母题。不论是在捕猎为生的蛮荒时代,还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每个孩子都面临着走出无忧无虑的儿童时代去承接责任的考验。在成长的过程中,青少年不可避免地会因种种外在现实和内在人性的矛盾而产生成长的困惑。古往今来不同时期都有表现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出现,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等。德国埃里希·凯斯特纳的《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与美国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无疑是此类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两部作品虽然都揭示了少年儿童在成长道路上的种种困惑,以及经历这些困惑之后由真诚的爱和理解而表现出的成长责任,但它们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塑造及语言风格方面又各有侧重,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一、主题思想
《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是德国现代儿童文学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1899--1974)的代表作之一。
《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讲的是一群德国少年在波罗的海海滨度假的故事。长长的假期马上要开始了。埃米尔收到了教授(司法顾问的儿子,绰号教授)来自柏林的信,教授在信中告诉埃米尔,他继承了几周以前去世的一个姨姥姥的房产,房子坐落在波罗的海海滨一个大而美丽的花园中,他决定邀请埃米尔和别的侦探们(带喇叭的古斯塔夫,小礼拜二以及埃米尔的外号叫小帽子的表姐小马·小帽子——笔者注:所有这些人在凯斯特纳1929年出版的第一本儿童小说《埃米尔擒贼记》中均作为主要人物出现过,《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其实是《埃米尔擒贼记》 的第二部)来这幢花园别墅度假。埃米尔征求了母亲的同意后欣然前往。
《麦田里的守望者》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书中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是个16岁的“问题少年”,他出生于美国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整日游游荡荡不愿好好读书,他对学校里的一切——老师、同学、功课、球赛等等全都腻烦透了,曾经四次被学校开除。本书讲的就是少年霍尔顿被贵族学校潘西中学开除以后自觉无颜回家见父母,因为学校还有三天就要放圣诞假了,便独自一人在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夜的经历与感受。他与七十多岁的历史老师斯宾塞先生告别,在心里嘲笑老师关于“人生是场球赛”之类的话;回公寓拿东西,因为同屋的室友花花公子斯特拉德莱塔约会的女友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琴而与他打了一架;在深夜的火车上与同学漂亮的母亲聊天,满口谎言;接着住进一家下等旅馆,看见旅馆里形形色色被他称之为“变态”的人,在做些“变态”的事;遭到妓女与拉皮条人的敲诈;逛夜总会,滥交女友,酗酒……他最终决定要做一个聋哑人,独自去西部谋生,什么人也不见。但是小妹妹菲芘的爱把他重新唤回了现实世界。
同样是记述孩子们的成长经历,《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与《麦田里的守望者》两部小说文本虽主题相同,表现的都是青少年的成长母题,但它们的内涵不同——困惑的内容、形式和性质不同,因而作家在表达这种困惑与责任的同时,采取的侧重面也是有所差别的。
首先,从审美风格来看,《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是格调轻松活泼,语言诙谐幽默的儿童小说,它符合儿童文学的审美特质,即“纯真、稚拙、欢愉、变幻、朴素”[1],这部小说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书中的每一行文字,并毫不犹豫地大声说出书中的字句。”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在表现儿童美好生活的同时,“所高举的是理性和人道主义两面旗帜”。 [2] 因而,《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不但是儿童文学作品,我们同样也可将它视为德国教育发展小说。
心理学认为:“成长是少年儿童的生命存在状态,少年必须经过不断成长实现正常的社会化过程,逐步走向自我实现的未来人生。因而从本质上来说,成长是一种不断地克服与超越的过程,每一个少年,都必将突破生理、心理的旧有状态而不断向前发展,达到生命形态新的平衡。”[3]由此可见,成长,作为人生的一个必经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重要的阶段,在文学作品中便具有很强的文化隐喻性。这种文化隐喻性体现在《埃米尔和三个孪生子》中,则是德国教育发展小说关于“成长”的定义:即在人物道德成长的“内在塑造”中去更多的寻求“外在的经验”,也就是说,主人公不但要通过主观思辨获得心灵的净化和道德的提升,还要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知识认知和人格完善,从而能够走向社会,走向他者,去和别人交流。这种“成长”,强调的是人应在成长过程中努力向上帝的形象靠拢,使自己逐渐臻于完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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