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先生在他的“结论”中指出：儒家发展到孟子，指出四端之心，而人的道德精神的主体，乃昭澈于人类尽有生之际，无可得而磨灭。道家发展到庄子，指出虚静之心，而人的艺术精神的主体，亦昭然于人类尽有生之际，无可得而磨灭。儒道两家的人性论的特点是：其修进的路线都是由生理作用的消解，而主体始得以呈现，此即所谓克己、无我、无己、丧我。而在主体呈现时，是个人人格的完成，同时也是主体与万有客体的融合。所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不同的基调之一，乃在于中国文化根源之地，无主客的对立，无个性与共性的对立。但儒道两家的基本动机，虽然同出于忧患意识，不过儒家是面对忧患而要求加以救济，道家则是面对忧患而要求得到解脱。因此，进入到儒家精神内的客观世界，乃是医门多疾的现实的人间世界；而进入到道家精神之内的客观世界，则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客观世界。儒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常须要在仁义道德根源之地，有某种意味的转换；而由道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则是直上直下的，因此对儒家而言，或可称庄子所成就为纯艺术精神。所以在中国的艺术活动中，人与自然的融合，常有意无意地，实以庄子的思想作其媒介。而形成中国艺术骨干的山水画，只要达到某一境界时，便于不知不觉中，常与庄子的精神相凑泊。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山水画，是庄子精神的不期然而然地产品。但这并不是说他的精神，不会在文学上发生影响。艺术精神之对于各种艺术的创造，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管钥。（注3）同时，徐先生还强调“在庄子以后的文学家，其思想、情调，能不沾溉于庄子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在属陶渊明这一系统的诗人中，更为明显。”。（注4）
三、庄子散文影响下的《红楼梦》
庄子的思想在庄子的散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庄子的散文对后世的影响之深又是毋庸置疑的，从司马迁、嵇康、李白、苏轼，直至鲁迅等等的大文豪的思想意识与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出庄子影响的痕迹。而一代文学巨匠曹学芹更是如此，他对这位梦遇蝴蝶的作者也同样是顶礼膜拜的。记载曹学芹生平的记录不多，我们只能通过《红楼梦》来体会他的思想意识里对庄周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庄子的譬喻法一直深深影响中国的文学界，它是借用一种奇幻的故事，来说出非常重要的主旨。而书中从女祸补天所剩的那块顽石投入红尘开始直到空空道人抄录《石头记》以示后人的结局，整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寓言，是一个神话世界里的故事。特别是第二回中曹学芹以譬喻法来诠释“正邪两赋论”，因此，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蕴含人类生命及其存在意义的文化寓言。
高尔基说：“大艺术家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似乎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贾宝玉与一大堆女孩子生活在一起，以历史的现实眼光看来，在男女之防严密的封建时代，几乎不可能。如果他只有十三四岁，或十五六岁（书中一再压缩年龄），则呈显出主人公难以置信地早熟。但《红楼梦》依然是一部现实主义经典杰作，它的现实性并未因故事的不可靠因素而有丝毫地动摇。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倾向于对现实进行再创造。《红楼梦》将现实的素材高度概括，再创造出一个集时间、地点、人物一体的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大观园；在此之上，又设置了一个隐隐约约的神话世界。现实中的人物被影射为神话中宿命的原型、下凡历劫的幻象。再创造或神话结构取决于作者的审美倾向和表达能力，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表现艺术，亦是《红楼梦》中浪漫主义文风的体现。
（一） 道与《红楼梦》
《红楼梦》的第一回中就提到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的两位神仙，一曰茫茫大士，俗号癩头和尚；一曰渺渺真人，俗号跛足道士。这便开始了“僧”、“道”与《红楼梦》的不解之缘。只要读过红楼的人就都知道，书中除了甄士隐（道家）和贾雨村（儒家）之外，就要数这一僧一道了，他们一左一右，不分彼此，从头至尾，贯穿全书，起着重要的穿针引钱的作用。刘大杰先生在他的《魏晋思想论》一书中说到：“佛学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经过汉末魏晋长期间经典的翻译，名僧的研讨，到东晋时候，在中国的学术界发生显著的影响了。东汉时代佛教只是方术道术的附庸，到这时候沙门得与名士同遊，哲理得与《老》、《庄》互证了。彼此调和，彼此推演的结果，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渐渐地染上了佛学的色彩了。”（注5）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直至魏晋时期，庄子所阐发的艺术精神才在那个时代的文人那里真正地得到了文的普遍自觉。并与艺术精神一起形成了一种浪漫主义思潮。《红楼梦》第二回中，作者便为我们开列了一个从许由、陶潜、阮籍……等近三十人的历史名人名录，其中魏晋文人就有“陶潜、阮籍、稽康、刘伶，王谢二族”，他们在历代文人中的地位是占了绝对优势的，这便不难看出，《红楼梦》作者与魏晋文人在艺术精神上的认同与继承则是不言而喻的。
（二）“无用之用”的“情种”――贾宝玉
宝玉，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典型人物，他的思想时而消极，时而超脱，时而正常，时而疯颠，矛盾摆出，亦正亦邪。可以说他天资聪颖、独具慧根，说他是禀性乖张的公子哥，也可是说是用情怪谲的痴情种。要说对宝玉的正确形容，莫过于批宝玉的那二首《西江月》。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执挎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注6）
这两首词，句句都是反话。字面上句句是对宝玉的冷嘲热讽，实质上句句是对他的歌颂赞扬。按照当时封建社会的伦理标准来看，宝玉是个被否定的人物；可是从作者本人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来看，他却是和那些国贼禄蠹完全相反的、保持着人类善良天性的真正的人。
在《红楼梦》中的宝玉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看：儒家、佛家、道家。儒家的宝玉主要起教化的功能，佛家的宝玉起警世的功能，而道家的宝玉才真正体现出作者的精神实质，其真正的意图是“无用之用”、“无为之为”。当作者切断与现实的一切关联，浮游于自己的梦境当中时，这里不是儒家的功利之心，也不是佛家的寂灭之心，而是道家的虚静之心。这个虚静之心也正是支配着贾宝玉的行为的心理基础，贾宝玉因此而能忘我，好痴情。他之所以无所事事，用情专一，正是虚静之心的结果。
1、“正邪两赋”之“逸士高人”
《红楼梦》第二回，作者借着贾雨村与冷子兴的口，发表了一篇“正邪两赋”的哲学宣言。作者所罗列的这些古人，或为逸士高人，或为情痴情种，或为奇优名倡，他们在实现了艺术人生的同时，还成就了文学艺术的事业。这些艺术家们皆被称作正邪两赋之人。贾宝玉就兼有情痴情种与逸士高人的特征。特别是后者，明显地看出是直接受了庄周的影响。正邪两赋中所提到的众多人物，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征。他们是才华横溢的才子、反对“立身扬名”，愤世嫉俗，狂荡不羁，拒绝与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合作、大多数人过着不幸地生活、同样有着庄周似的虚无主义，他们是提倡自然、崇尚庄老的魏晋玄学家，等等这些，使他们成为了与当权统治势力的反对派，他们以一种放荡式的生活来发泄着对世间种种的不满，宣泄着心中的苦闷。当然，这也是他们自己缺乏自信心的一种表现。如文中提到的嵇阮二人，比起他们，宝玉与曹学芹的反抗性却不如他们那么直接，那么有力。
对“正邪两赋”之人做了以上的比较及了解后，可以断定，曹雪芹和贾宝玉都是这样的人物。贾雨村这番言论，与他自身的性格关系不大，作者主要是利用这个结构性质的角色，阐释自己对贾宝玉一流人物的哲理思考。这流人物，是既“正”又“邪”，因秉“清明灵秀之气”，所以“聪俊灵秀”，这是“正”；又同时秉“残忍乖僻之邪气”，所以有“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所以为“邪”。而“正”“邪”的判断标准，不是别的，是专制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观念。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二首西江月，表现看起来是贬义，是从“正气”出发的，所贬的便是“邪气”，而真正的意思则是反过来，是褒义。这两首词也可看作是作者的自嘲，自讽。贾宝玉本身是一个矛盾的主体，他的矛盾恰巧反应出了作者内心的思想矛盾，二者的思想情感的矛盾内涵，都是正气与邪气的搏斗。
2、“晴雯撕扇”
杯碗，原是盛物所用，这本是它们的价值所在。如果被打破，势必要丢掉，同时人们会认为它们的价值也就一同消失了。但在杂技演出时杯碗又扮演了道具的角色，它们此时没有盛着物品，可它们的另一种价值同样体现了出来。再如，《红楼梦》中晴雯所撕的扇子，扇子本是煽风用的，但宝玉让晴雯把扇子给拿来撕着玩了，晴雯在发泄了心中的郁闷和不满后，心情愉悦，而宝玉得到那千金难买到的一笑。这样一来，扇子煽风作用转变了，升华了，价值却始终存在。这些在庄子眼中，两者都可行，也就是他所说的“两行”。
晴雯撕扇时，宝玉的一番话，正是对这“两行”思想最好的注释。 庄子散文与《红楼梦》(三)由毕业论文网（www.huoyuandh.com）会员上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