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三农问题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体会(二)

在中国步入21世纪之后，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到了中国的“三农”问题上，这不仅是因为“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基本的难题。尤其是中国在新的千年中面临增长、就业及入世等多重挑战下，“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须解开的一个“结”，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国内9亿广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支撑，中国就业最主要的难点在于如何解决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入世后最直接的冲击对象又是中国基础薄弱的农业以及收入低下的农民。

目前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收入的源泉也主要是农业活动。在中国农业受人多地少之困的基本格局下，规模化、产业化经营难以展开；同时，在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出国际平均水平和中国入世的前提下，即使扩大农业产量也无法使农民收入有较大提高。结果，城乡收入差距在90年代又开始拉大，收入不平等造成的社会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隐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经营制度，这种制度改变了人民公社这种制度下激励机制扭曲、监督劳动成本过高的弊病，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增长。但是，这项制度安排暗含了农民承担风险过大以及农民面临交易费用过高的矛盾。从而，造成了当前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一旦农产品供给过剩或政府行为失范，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所具有的农民承担风险大、面临交易费用高的矛盾便会显现出来，影响农民的经济活动，进而影响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

九十年代以来，由于连续几年的丰收，使农产品供给由短缺变为相对过剩，因而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在农产品市场由卖方转向买方时，农民面临的市场交易费用和市场风险都会增加。而且，由于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和进入市场的交易费用过高，使其不愿或不知怎样调整农业结构，造成宏观农业结构不合理。政府行为的失范则表现在各部门对农民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造成对农民利益的侵蚀而产生的农民负担问题，以及农民在与政府交往过程中感觉到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四、原因探究

首先，农民拥有资源的产权没有得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是农民收入增长迟缓的深层次原因。

“集体所有、分户经营”是对农村土地产权现状的概括，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农民则享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这种权利结构也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对封闭性，不利于土地资源的流转和有效配置；二是土地承包经营的权的不稳定性。

农民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产权，应该享有基本权利包括：（1）对土地进行耕种与否的自由选择权；（2）对作物的选择权；（3）对产品销售对象和价格的选择权。但是，当前农民所拥有的这些基本权利都是残缺的。农民抛荒要受到惩罚，粮食定购任务限制了农民对作物的选择权，粮食只能销售给处于垄断地位的粮食部门，价格也只能是国家规定的“保护价”。这种种的限制制约了农民对于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减少了土地本应为农民创造的收入流。

农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收入在完成规定的义务后，理所当然应当归农民自由支配。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本应是保护产权特别是收入的产权，使经济主体有稳定的预期，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目前有些政府部门和农村的基层领导者却凭借手中的权力对农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农民所获得的收入产权根本就没有得到有效地保护。各种名目的乱集资、乱摊派和乱收费造成的农民负担问题不仅干扰了农民的预期，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更是减少了农民收入，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再次，基层组织的行为权力成为农民收入增长迟缓的直接原因。随着国家政权不断向乡村的延伸，一个矛盾也随之产生了：国家希望通过基层政权使自己的意图和政策得到更好地贯彻执行。然而，由于监督基层政权的成本过高，基层组织执行国家基层政权的职能未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国家发现其政策在基层并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相反往往成为基层政权为自身目的服务的工具。“政府已经意识到，相当部分乡村基层组织的作用，不是连接国家体制和基层乡村社会，而是起着离间他们的作用，从而影响基层稳定。”由于管理费用的问题，国家不可能将所有基层组织都纳入到国家官制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即使纳入进来，由于监督成本过高，国家同样不能有效监督基层组织的行为。基层组织同样可以将自身收益与成本而不是社会收益与成本作为行为的标准。

五、解决办法

1、应该重新构建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减小国家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些不必要管制，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其次要完善农村土地等集体资源的产权制度，与农村的“成员权”相分离。通过这些措施，淡化国家赋予基层组织的政权职能，赋予农民在不满时的“退出权”。最后，要通过推进农村的民主进程，赋予农民以选举、参与议事、事后监督等全过程的民主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制约基层组织以个人收益成本而不是以社会收益成本为出发点的行为，国家才能实现一种成本低而有效的基层规制制度

2、应该减轻农民负担。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精兵简政；增加农民收入；规范农业税收环境，严厉制止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乱加码等违法的活动。明确农村税收条目，并向农民讲解税收的有关规定；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邮政，通讯，医疗，卫生，教育，保健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农村的教育设施。

在这些措施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而增加农民收入就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素质，让其能够真正做到在其位谋其事。充分调动各部门的能动性，使其能够真正为农业服务，为农民服务。 

调整农业结构，引进适合当地环境的经济农作物，因地制宜，帮助农民发展经济作物。让科技与农业接轨，引导农民发展高科技农业。 

多向农民提供小额贷款，扶持农民发展农副产业，便为其提供技术指导，经济援助以解决农民创业的经济忧虑和技术忧虑。 

大力扶持，创办乡镇企业，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同时也增加了乡镇的财政收入。

第三，就目前来看，最为紧迫的就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向外转移。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最突出的特征，它不仅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全方位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因此，21世纪中国经济能否起飞，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中国能否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三农”问题能否真正得以解决，或者说中国的“农民”问题能否顺利解决，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出去。

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成为中国21世纪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许多中小型城镇已成为连接农村和大中型城市的纽带，从而作为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基本载体具有良好的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发展前景。中小城镇的建设能够促进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在经济不甚发达阶段有着比第二产业更强的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总结

农村的三农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如果处理不当将会使广大农村更加贫穷下去，我真正了解到当今农村的实际情况，才懂得国家把“三农”问题纳入人大议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进步。农村穷，农民苦，但是，相信和我一样来自农村的学生一定不少。家乡的父母尽其所有把我们送到高等学府里，他们图的是什么？难道仅仅为了我们将来的生存吗？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拥有一个子女在读大学的那份虚荣吗？仅仅为的是自己将来有人养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这些，他们有一种希望，一种期待。他们期待着我们的回归，期待着我们去改变农村穷，农民苦的现状。现在，国家正在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农村建设中，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应该响应祖国的号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用我们的所学去改造农村，去报效我们的祖国，报答我们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