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冲是真侠士,魏晋士人则是真文士。他们同样生活任诞放达,做出了许多惊世骇俗之举,而酒在其中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酒是他们特立独行的媒介和催化剂,同时也是他们全身远祸、消极避世的方法。他们在酒的帮助下保持了人格的独立和完整,展示了自由舒展的人生。整个魏晋时期就是一个迷醉的时代,翻开这一段的历史,似乎页页都有酒香。阮籍丝毫不顾及“叔嫂不通问”的礼法规定,在嫂子要回娘家的时候,跑去和她道别。喝醉之后就在酒店老板娘身边睡觉,他大声宣称:“礼岂为我辈设也。”[5](p300)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写过篇《酒德颂》,道出他心中的理想人物:“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木盍)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颇有“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韵味。如果没有酒,也许也就没有魏晋风流了。
魏晋名士酣饮固然有消极避世的心态,但其最终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持人格的完整。令狐冲说“人生在世,会当畅情适意,连酒也不能喝,女人不能想,人家欺到头上不能还手,还做甚么人?不如及早死了,来得爽快。” [4](p1211)“畅情适意”这四个字表达了令狐冲的不拘礼法,畅意人生的人生哲学。然,要做到“畅情适意”,酒则成了必不可少的媒介。由此可见酒能使人进入一个高远的境界,使人心境平和,超然物外,悠然自得。酒也能使人情感豪放,不受拘谨,自由独立,解除人的精神的枷锁,使生命力达到炽热的高潮,进入最佳的精神状态。
二 、魏晋风度出现的主要原因——反对乡愿
狂狷人格的出现一般在春秋战国时期、魏晋时期、晚明时期、晚清时期。换言之,狂狷人格出现往往在战乱时代,时代越乱,人民越痛苦,个性解放的主题越是突出。虽然《笑傲江湖》这本小说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但我大胆的猜测那是一个封建大统一政权瓦解的时代。因为小说中着重描写了令狐冲、任盈盈、曲洋、刘正风、风清扬等一大批不受主流意识形态束缚的正面人物。在这些动荡年代,倡导狂狷人格的一个目的则是——反对乡愿。
《笑傲江湖》中能够称为“乡愿”的典型代表就是“君子剑”岳不群。岳不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扮演的都是一个和善、守礼、公正的君子角色。他可以做到大义灭亲,在亲情和公义面前大义凛然。他误解令狐冲的种种行为,为保华山清誉将养育多年的徒弟逐出师门。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们可以说岳不群是太过刚正,太过迂腐。但是不幸的是,所有的正直只是他伪装的外衣,对权力的渴求使得他步步为营,甚至不惜牺牲亲情和男性的尊严。“伪君子”这个词语俨然已经成为岳不群的代名词。
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朱熹解释为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夫子以其似德而非,而反乱乎德,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乡愿以其虚伪的道德面目出现,悦世媚俗,是一种丧失了自我人格的伪君子。孔子痛恨乡愿,因为乡愿以假道德破坏了真道德。与之相比,孔子对狂狷人格却是较为推崇。此外,孟子、王阳明等人也同样提倡狂狷人格。金庸拿令狐冲的冲淡比之岳不群的趋利,高下立现。将令狐冲与岳不群的行为以及行为导致的结果进行对比,乡愿与狂狷孰胜孰负,一目了然。故狂狷人格与乡愿相抗,并不违背儒学本质的道德人格。
真正的狂狷之士并不汲汲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追求的正是魏晋风流所蕴含的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和个体的独立与自由。鲁迅曾经说过: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借孝之名杀孔融。信奉礼教之人则认为如此利用礼教之名,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魏晋时期的文人所反抗的只是披着礼教外衣的假道德。那么何谓真道德?“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的事迹可以说明一二——“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5](p23)《笑傲江湖》中也有坐怀不乱的美谈。令狐冲与恒山派众多女弟子同船数晚,江湖上人言纷纷。然,衡山派掌门莫大先生暗中窥探,却发现素有品行不端之名的令狐冲竟能做到不逾矩,谨守礼。于是自叹弗如,并谓:“我莫大如年轻二十岁,教我晚晚陪着这许多姑娘,要像你这般守身如玉,那就办不到。” [4](p1226)令狐冲虽行为外放,放浪不羁,但实则最能守住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最能看清对于错,最懂何为道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礼法的真正践行者是令狐冲之辈,而毁弃礼法者则是整天将礼法挂在嘴上的岳不群之流。
而乡愿与否,关键是看童心是否被遮蔽。因为童心遮蔽,所作所为皆不是从最初的、本然的内心出发,而是从“闻见”“道理”出发,因而即使言词工整,中规中矩,也皆是假言假事,“乡愿”之所为也。小说之中左冷禅正是假言假式之人,他被权力欲望蒙蔽内心,却往往借用大道理,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使其卑鄙的行为合理化,合情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令狐冲与任盈盈,他们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他们注重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这与老庄思想影响下的魏晋风流颇为相似。
三、金庸为何推崇魏晋风度
综上所述,可知金庸写《笑傲江湖》受到了魏晋风度的影响,与之一脉相承。而且金庸除了在《笑傲江湖》中刻画了一系列有魏晋遗风的人物之外,还在其他小说中塑造此类人物形象,如黄药师素来厌憎世俗之见,常道:“礼法岂为吾辈而设?”平素思慕晋人的率性放诞,行事但求心之所适,常人以为是的,他或以为非,常人以为非的,他却又以为是,因此上得了个“东邪”的诨号。(《射雕英雄传》第十八回) 针对这点笔者有个疑问——在博大、浩瀚的中国文化中,金庸为何会如此推崇魏晋风度呢?笔者试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与金庸的自由精神有关
《笑傲江湖》也算是金庸对我国古典文化的一种追思以及肯定。魏晋的那段风流早已留在书卷字画之中,可望而不可即。对于那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人生哲学,我们徒留艳羡。金庸对待魏晋风度的态度也如同我们一样,他推崇并且追逐这种不受拘束,能够守护自己心灵的境界。金庸是自由主义者,这点在彭华的《金庸传》中有详细的分析。早年,他雄心勃勃地想要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外交官。然而,他的自由主义倾向与当时的中共不合,他不愿放弃自己的立场就悄然离去。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同样也表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不少论者指出《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追求自由的个性便是自由主义精神的体现。如果要在历史中截取一段与追求个性自由相契合的文化,那么非魏晋风流莫属。一曲笑傲江湖,或许就是金庸为自己描绘的一段风流。
(二)与金庸书写此书的目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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