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用健全完善的社会信用和制度约束信贷主体的经营行为
国家应考虑尽快进行信用立法，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法规体系与征信制度。向全社会宣传和普及信用知识，增强公民的信用观念，辅之以法律、舆论等手段打击和曝光失信企业和失信行为，树立诚信的大气候和环境。当前，应首先从作为全社会资金枢纽的银行信用和联系生产与消费的商业信用抓起，作为难点重点，率先突破，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改善社会信用结构。主要做法有：优化经济环境、完善票据市场、创新融资工具、加强机制约束、建立外部约束等。
(三)加速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逐步建立现代银行制度
大力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提高其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降低所得税率（从55%降到33%）、发行特别国债（2700亿元）补充资本金、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14000亿元）、制订呆账准备金制度、动用外汇储备（450亿美元）注资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进程。但这些改革措施均未涉及到产权制度改革这个根本问题，对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在对中行和建行所有权的改革中已作了明确规划(注10)。鉴于国内银行业的发展现状和体制架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可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的成熟经验逐步谨慎推行。目前要集中全力创造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和参照巴塞尔银行监委会关于《健全银行的公司治理》文件要求，先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成为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股份制控股公司，寻找战略投资者，吸收社会法人股，实现投资多元化，通过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建立三会分设、三权分开的权利制衡机制，理顺公司管理层董事会、股东之间的关系。在建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同时，对内部机构进行公司化合理重组。政府在完成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信贷资本的所有者职能的配套改革同时，将对银行的重税率降至国际通常水平，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通过上市逐步健全法策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从而建立起现代银行制度，力求从增量、制度和源头上减少新增不良贷款。
(四)努力提高商业银行经营水平，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
1、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的经营理念和发展观。美国花旗集团前董事长沃尔特.瑞斯顿总结花旗集团的成功经验时，曾说过“银行工作的全部内容是管理风险，而不是消除风险”。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实践中，既要克服回避风险，谈险色变的零风险观，也要防止为了片面追求发展而不顾风险大小的风险偏好倾向。因此，要树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理念和全面的发展观，正确处理好速度和效益之间的关系，扭转片面地追求贷款规模扩张，忽视贷款质量的偏向，严把贷款准入关。为避免发放贷款的盲目性，必须严格贷款项目的可行性评估。要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实施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通过银行内部计算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和期限四项参数，来衡量和量化信用风险，实施风险定价，坚持“不短贷长用、坚持收回；循序渐进、坚持适度授信；不垫款、坚持进退自如”的信用风险控制原则，以防范和化解贷款风险。
2、着力优化贷款的产业结构、客户结构，建立劣质贷款客户退出机制。银行要优化贷款的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来决定贷款的投向，时刻摆正位置，坚持贷款自主权，不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由于大型客户普遍实行集团化管理和多元化经营，就需要更加严格的贷款管理。如“蓝田股份”仰融、上海首富周正毅等的纷纷落马，给商业银行贷款带来的风险，说明了那种对“优良客户”、大企业集团不敢实行严格的信贷管理，怕其跑掉了的想法是片面不足取的。实践中，要考察企业真正的资产与负债比例状况，更要考察其有无持续稳定的现金流。一经发现存在问题，应立即果断采取退出的决策。
3、完善金融信息体系，建立国内风险管理和全球风险管理机制。完善金融信息体系可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各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的统一领导下打破行际间信息封锁的局面，按照统一的征信信息采集标准实现银行内部的联合征信；第二步，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对金融系统的数据库建设进一步完善，在横向、纵向逐步联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内信息共享，从信息分散和主体缺位两大征信“瓶颈”入手，在征信机构运作模式上逐步实现由行政管理向公司化运作模式的转变；第三步，由公司对信息数据进行整合，逐步扩大到公共联合征信系统。从根本上减少信息的不对称。目前，美国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远远高于曾一度以“巨无霸”著称的日本诸银行，主要得益于最新信息技术在信用评估、风险衡量和资产组合管理等风险管理中的广泛应用。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也在抓紧建立信贷业务全流程电子化管理系统。如：工商银行已在2003年4月建立了“新一代信贷管理系统CM2002”，实现了信贷业务操作全流程电子化。对分支机构的信贷审批进行实时跟踪、监控，确保实现风险可控、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农业银行也提出了以电子化手段促进全行信贷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的计划，逐步实现“资产监管即时化、报表生成自动化，信息传输无纸化，辅助决策职能化”
4、建立依法管理贷款制度，降低贷款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确保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离不开依法管理贷款。应尽快建立一套完备的民事案件风险处置机制，并对商业银行的金融法律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加快“内部律师”的培养，逐步将法律规避风险的方法用于金融资产管理。2002年9月，中行纽约分行诉周强及关联公司违约、欺诈、违犯信托义务及有组织欺诈等法案一审获胜，纽约南区联邦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偿还中国银行1.06亿美元赔偿，就是一个依法管理贷款的成功范例。
5、克服重贷轻管的传统积弊，严格执行贷款责任追究制。香港渣打银行在信贷管理上有个观点，认为贷款是“变”坏的。事实证明，不良贷款的形成与缺乏贷后严格管理有关。贷后管理时间长，不确定因素多，但关键在于落实贷后管理责任制，及时发现和处理暴露出来的风险，以此来优化新增贷款质量，避免出现新的不良贷款。如：为了加强贷后管理，农业银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贷后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对建立分层次、分部门贷后管理制度，加强和规范贷后检查，健全风险预警机制，规范信贷业务到期处理，严格贷后管理的责任移交，建立贷后管理责任追究和奖惩激励制度都作了具体规定。如能认真执行，就能有效避免部分不良贷款的产生。
6、重整与激活不良贷款。不良资产绝不是没有价值的资本，而是失去了流动性、盈利性已存在损失风险的资产。不良资产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结果，不良资产的区域性特征，决定了本地资产整合信息的局限性和市场容量的有限性，不可能为不良资产寻找到最佳位置。因此要把不良资产的整合放在国内外大市场内统筹考虑，全面重整，才能真正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最大限度激活资产的潜在价值，从而达到多盈的目标。据资料统计，国际不良资产投资者是一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以日本为例，占交易总金额90%－95%的不良资产交易是在国际资金的参与下完成的。因此可以考虑，建立全国统一的不良资产产权交易中心，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对不良资产进行整合，促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和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截止到2002年9月底，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已处置的不良贷款现金回收率达到了22.61%，而总资产回收率则超过了36%。表明我国在处置不良贷款方面还是有很大进展的，也恰恰证明了在全国乃至全球大市场内重新整合和激活不良资产的效果。
7、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培养先进的信贷文化，防范内部道德风险。随着加入WTO后法制的健全，市场的规范运行，经济的波动将更具有预测性。那么，对信贷风险的早期判断是有可能逐步做到的，超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使银行的损失降到最低。然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贷前认真调查，不放过任何可疑点和风险点，贷后及时跟踪，敏锐发觉客户经营质态变化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信贷工作强烈责任心的基础上。因此，要防范商业银行内部道德风险，必须抓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建设，培育德才兼备、一尘不染的员工队伍。同时，还要严格执行内控机制和规章制度业务操作规范，坚持内控优先原则，发展必须在规范的范围内发展。更要推行以德治行、育人为先的管理理念，自觉学习花旗的服务品质、创新意识，以及历经百年沧桑而不衰的金融精神，培育起先进的信贷文化。信贷文化的内涵很大程度上是信贷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道德的回归。信贷风险的控制，一定程度上要靠员工爱行敬业的精神，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潜在的信贷风险。
引文注释：
(注1)《巴塞尔协议》规定：商业银行一般逾期贷款率应低于10%；呆滞贷款率应低于1.5%；呆账贷款率应低于1%。
(注2)这种情况在企业中也存在，“官本位”的企业家们不求企业的战略发展，但求其对企业和社会的“贡献”，能够迎合政府对他们的考核，以便由今天的厂长变为明天的市长，这是企业亏损的又一深层次原因。
(注3)贷款勉强(Loan pushing)是指银行在一定的利率水平下向借款人提供超过其意愿需求的贷款。
(注4)殷孟波：《中国金融风险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9—129页。
(注5)申温清：《从一例企业破产案谈银行信贷资产的保全》，《金融理论与实践》1997年第6期，第37页。
(注6)《今年倒下三个民营企业》，《郑州日报》2004年7月28日，第5版。
(注7)谢平：《银行与企业债务重组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注8)才宏远、王东妮：《两万八千亿元贷款投向何方—2003年贷款投向结构分析》，《中国金融》半月刊2004年第6期，第33页。
(注9)《击穿铁本公司“圈地铁幕”》，《河南大河报》2004年4月29日，第5版。
(注10)郭凤林：《中行和建行所有权改革棋分六步》，《中国城乡金融报》2004年7月26日，第4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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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郑良芳：《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探讨》，《农村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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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强、刘西顺、王伟：《金融坏帐处置中的“囚徒困境”与“激励设计”》，《金融研究》2002年第11期，第117-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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