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与政府行为(二)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与政府行为

第一章 国内外区域金融的文献梳理

国外相关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这两个领域。

(一)金融发展理论

关于政府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和爱德华·肖(Edward S．Shaw)在对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著作，首先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当时在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经济赶超战略，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价格和数量管制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金融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使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陷入相互

制约、共同呆滞落后的恶性循环。因此主张金融自由化，反对政府的干预。20世纪90年代，面对东亚经济发展奇迹与部分热衷于全面自由化的国家(拉美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泥潭难以自拔的现实，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随着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作用的不断突破，托马斯·赫尔曼(T．Hellmann)、凯文·穆尔多克张．Murdock)、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E Stigilitz)等人于1996年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

为：大部分发展中和转轨国家金融体制的最大缺陷在于制度结构薄弱，最需要动员国内储蓄和增强金融的长期稳定性，而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又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同时，由于经济金融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道德风险等问题，市场机制难以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因此，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在给定宏观经济环境稳定、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等条件下由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等组成的一整套金融约束政策有助于促进一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金融约束是现实条件下比金融压抑和金融自由化更具有吸引力的模式。作为对政府干预的一种妥协和对金融深化论的修正，麦金农于1991年提出了“金融控制观点”，强调了在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条件下政府介入金融发展过程的正向作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政府应对金融自由化的相对速度进行适度的“金融控制”。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无论“亲善市场论”(market．friendly view)还是“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 state view)都将政府因素与市场因素置于“此消彼长”的对立地位。针对政府与市场因素合理兼容的问题，青木昌彦等(1998)提出了“市场增进论"(market enhancing-view)，把政府视作与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内在参与者，而不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外在机构。青木等认为：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而不是将政府和市场仅仅视为相互排斥的替代物。通过特定的机制设计，政府政策的目标被定位于改善民间部门发展环境以及克服其他市场缺陷。在“市场增进论"看来，政府可以

提供一种所谓的“相机性租金”，即租金的实现视具体的金融表现或结果而定。

（二）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政府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以追求经济高增长为目标，将大量资源和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在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和解的基础上，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佩鲁(EPerroux，1950)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G。My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A．Hirschman，1958)的梯度转移理论和威廉姆森(J．G．Willianson，1965)的倒“u"型理论。这些理论均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均衡性，政府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可以采取灵活主动的方式优先培育经济增长极和发展高梯度区域，在“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下辐射带动其他区域共同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和水平时，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避免“回波效应"和“极化效应”过大造成区域间经济发展两极分化和二元结构的出现。

国内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层面，对于政府行为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不同的结论。

(一)理论分析角度

（1）从地方政府干预金融动机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在我国渐进式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政府财政能力普遍下降，面对着转轨初期“弱财政、强金融”和财权事权不对等的现实，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和政治仕途升迁的考虑，普遍地加强了对金融机构信贷资源的干预，存在财政信贷化的倾向。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等金融领域的干预和控制必然造成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主张从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革投融资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入手，逐步形成地方治理和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

（2）从新制度经济学“诺斯悖论”角度出发，认为我国金融制度的变迁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博弈的结果。改革初期，在中央政府“统治租金最大化"的目标下，受到中央政府偏爱的地区、初始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首先获得金融制度创新的进入权，取得建成金融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当获得制度创新的优先权之后，地方政府在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的指导下，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它们所获得的政治影响对当地的金融机构施加压力，导致银行体系分支机构的附属化和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割状态。当地方政府的制度变迁损害了全国或整个社会的利益时，必然会引发中央政府的干预，进入下一轮博弈。

（3）从金融发展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认为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多层次特点，金融的发展也应该具有多层次性，地方政府具有履行金融职能的客观必要性。地方政府应当把金融业当作一项产业来抓，切实地发挥好组织和协调作用，建立健全地方金融市场和金融组织体系，发挥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二)实证研究角度

周业安、赵坚毅(2007)通过省级面板数据首先研究了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把地方政府行为划分为进取型、保护型和掠夺型三种，构造一个市场化指数来测度这些不同类型行为的制度特征。他们发现地方政府行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起到了某种渠道作用，即如果是一个进取型的地方政府，那么它就能够促进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如果是一种保护型或者掠夺型的政府，那么它就可能反过来损害这种增长效应。

文斌、伍艳(2009)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法，运用回归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四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四大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均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其中东、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政府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存在着制约关系。

陈刚、尹希果、潘杨(2006)利用1979-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并不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同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显著降低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第二章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一、研究方法